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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关于刑事证据立法的若干问题
【作者】 陈光中【分类】 刑事诉讼法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13(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13卷【页码】 81
【摘要】 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十分突出,而我国有关证据的法律条文较少,而且过于原则和笼统,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不强。随着司法改革的开展与深入,证据立法的完善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本文就刑事证据立法完善的必要性、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关系、沉默权等三个热点问题加以论述,以期对推进我国刑事证据立法有所裨益。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675    
  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走向法治的国家,在全面改革司法制度、推进法治的过程中,诉讼制度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环,作为诉讼制度核心的证据制度,其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制定证据法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本文对刑事证据立法中的以下三个热点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推动我国刑事证据立法有所裨益。
  一、完善刑事证据立法的必要性和模式
  司法公正要求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这必然对证据的运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证据的重要地位可以通过“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案件”这个诉讼公式来体现。案件事实查清了,在此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案件才能得到正确处理。在刑事案件中,大部分难解决的问题在于事实的认定,因此证据的运用显得特别重要。证据的收集是否合法、客观、全面,证据的审查判断是否正确,根据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是否符合客观事实真相,这是办好刑事案件的关键。所以证据法是诉讼法的核心问题,完善证据立法,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成功的,尽管有人认为它有些超前,有的问题在实践中很难实施,但本人作为参与修改该法的学者,不能认同这种观点。法律的修订既应当考虑中国的国情,又必须适当地具有前瞻性,来推动实践前进,这本身就是立法的一项历史使命。比如,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断,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被称为中国式无罪推定的规定,使刑事诉讼法更科学、更民主。但是,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法的修改很少,除侦查中有关证据收集之外,“证据”一章只规定了8条。总的来说,关于证据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明显不适应实践中复杂的证据收集及审查判断的需要。举两例加以说明:
  其一,关于口供的问题。首先是非法口供的可采性问题。我国刑诉法只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但以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是否可采用却没有明文规定。其次,刑诉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共同犯罪被告人口供一致时能否定罪?理论上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立法上是指一个被告人的口供不能定罪,而对于多个被告人口供互作证明,则可定案;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被告人口供,即使是共犯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也不能定罪。还有个别人甚至认为轻微犯罪案件只要被告人供认就可以定罪。本人认为,共同犯罪案件的被告人口供,仍然是口供,互相之间不是证人证言,很难排除逼供诱供和串供导致一致性的问题,因此,仍然适用“只有被告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不能定罪”的规则。
  其二,关于鉴定问题。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极不规范,公检法机关各自拥有自己的鉴定机构、设备和人员,一旦发生不一致的鉴定结论,很难处理。尤其是法院,作为终局的处理机构,通过判决来否认本单位或本系统的鉴定更为困难。另外,中央级鉴定机构与地方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矛盾时,地方公安、司法机关往往会采信本地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很难保证其公正性。本人赞成授权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鉴定机构,进一步规范鉴定的操作程序,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完善刑事证据立法也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1988年9月我国批准加入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而我国刑诉法只规定禁止刑讯逼供、诱供等,没有明确由此获得的证据如何处理,显然与国际公约存在着差距。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这方面有司法解释与国际惯例规定一致,但毕竟不是法律。1998年10月我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须经全国人大常委审查批准后才能生效。为了与国际接轨,国内法律事先要作必要的准备。其中证据立法涉及到无罪推定、直接言词原则、沉默权、禁止酷刑等。因此,在人权公约正式被批准前,为使我国刑事证据制度进一步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并与国际接轨,有必要进一步推进刑事证据立法。
  虽然全国人大至今未将证据立法列人日程,但其呼声高涨。2000年3月全国人代会上有一些代表建议加强证据立法。例如,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斌生主张制定统一的证据法典,湖南省高院院长吴振汉也主张加强证据立法。从司法部门来看,最高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要制定“证据规则”(目前正在制定民事证据规则,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将紧随其后)。不少学者已开始着手这方面研究,王利明教授在为民事证据立法的草案做准备工作,我本人也在主张研究刑事证据立法问题,学术界正在努力创造氛围,促使证据立法工程的正式启动。
  关于证据立法的模式,一为单独立法模式,即分别就民事、刑事、行政证据单独立法,如英国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或制定统一证据法典,如美国的《联邦刑事证据规则》;二为复合立法模式,即在实体法典中专列一编规定证据法,如葡萄牙、澳门的民法典规定有民事证据法部分;或把有关证据制度分别纳入诉讼法中,成为刑诉、民诉和行诉三大诉讼法典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人考虑先制定证人出庭法。据调查,全国三大类诉讼中90%的案件证人是不出庭的,只是宣读证人证言。比如上海,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5%左右。本人认为,证人出庭只是证据中突出问题之一,单独地制定一个法律必要性不大,可以用“若干规定”的方式去解决,或纳入证据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去解决。目前,我国可以分别制定民事、刑事、行政证据法草案,先试行,尔后根据需要制定统一的证据法典或各自作为诉讼法典的一部分加以吸收,我个人不倾向于把证据法纳入实体法,因为我国一向把证据法内容作为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关系
  诉讼中证明的目的是什么?是达到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这已成为当前诉讼法学界以至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健全证据立法无法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客观真实”这个词是从大陆法系的“实体真实”演化而来的,是指在诉讼中司法人员运用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符合客观发生的案件实际情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查明(判明)案件事实真相,是主观符合客观的真实。“法律真实”是指司法人员运用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达到了法律所规定的视为真实的标准,法律真实也可称为主观真实或推定真实。现在有的学者认为在诉讼中客观真实是不可能达到的,因而不主张客观真实,而主张以法律真实取而代之,本人认为此论大有商榷之必要。
  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反映论、可知论,它承认客观事实包括客观事实是能够被人们所认识的,正确的认识在哲学上称为真理或客观真理,真理与真实在英语中是一个词(Truth),客观真理运用到诉讼中称为客观真实。我们承认可知论,就应当承认案件的客观事实从总体上来说是可以被办案人员所认识的。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即诉讼证明,与一般的认识事物有其共性和特性,就其特性来说,诉讼证明以过去发生的案件事实为证明对象;必须以诉讼证据作为证据的手段;而且证据的收集和运用必须遵循特定的程序和规则。尽管有些特点,但不能以此来否定认识论的共性,认为案件的真实情况根本不可能达到,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我们侦破了大量刑事案件,捕获了许多真正的犯罪分子,同时我们也查清了有的涉嫌犯罪者不是犯罪人,还他以清白,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刑事案件涉及公民生命权、人身自由权的剥夺,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因此无论在认定事实上还是在适用法律上都必须坚持髙标准、严要求。正因为如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作出提起公诉的决定以及法院作出有罪的判决时都要求在证据标准上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诉讼理论上就是必须构成严密的证明体系并具有排他性。所谓排他性就是反映犯罪实施者是谁必须确证无误,而不可能是其他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罪认定必须是绝对真实的,必须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所谓“铁证”、“铁案”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辩怔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坚持可知论的同时,又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能力是无限与有限的统一,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就刑事诉讼证明来说,其有限性、相对性表现在:(1)有一部分案件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在法定期限内甚至永远没能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包括某些案件成为疑案,无法确证被追诉者为有罪或无罪;(2)已经侦破的案件,查明了犯罪行为的实施者,但不可能把一切犯罪事实细节都查清,有的案件某些与定罪量刑有关的情节也难以查清。与此相适应,刑事诉讼中经常适用两种事实推定:一是有罪证据不足的推定为无罪;二是罪轻、罪重查不清的推定为罪轻。这两种推定显然都不是客观真实,而是法律真实。另外,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案件,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举证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这也是法律真实。基上可见,诉讼中的客观真实乃是绝对真实与相对真实的辩证统一,把客观真实绝对化是片面的,但否认客观真实中有绝对真实的内容也是不对的。在刑事诉讼中我们应当追求也可以实现客观真实,在一定条件下又必须辅之以法律真实,如果在刑事诉讼中普遍适用法律真实而否定客观真实,无异于承认我们司法人员所定的案件,在主要事实上都没有绝对的把握,都可能会错,这不仅不符合认识论的规律,而且为实践中出现错案、冤案开放绿灯,开脱责任。
  现代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都制定了一系列的证据规则,例如最佳证据规则、直接言词规则、传闻证据规则、类似事实不能作为证据规则、被告人口供必须有佐证才能定案规则等,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不仅作出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以及“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等原则性的规定,还规定了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以及如何收集书证、物证和言词证据等,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查明案情。当然在证据规则中,有的是具有双重目的的,即查明案件事实和保障人权相结合,例如,严禁刑讯逼供,既是为了防止屈打成招,铸成错案,也体现了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人格,保障他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有的论者把禁止刑讯逼供单独看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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