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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论法的效益
【作者】 郭宗杰【分类】 法理学
【期刊年份】 1995年【期号】 3
【页码】 1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5064    
  一、法的效益概念的提出及界定
  效益,就其词源及其本质而言,是一个经济学名词,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效益一词的经济学含义是指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显然,效益一词是从生产中提出的,是人类生产活动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传统上人们对效益的研究,总是同经济一词联在一起。所谓的经济效益,一般地讲,也是指经济活动中投入和产出的比较。从事任何一种经济活动,都要投入劳动,并取得相应的成果,一方面有投入,另方面有产出,并把它们进行比较和评价,这就是经济效益的基本内容。投入少,产出多,经济效益就好;投入多,产出少,经济效益就差,这是评价经济效益的基本方法。
  传统法理学的研究是和效益一词无缘的,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西方国家中也是如此。因为传统法理学几乎一直将正义(或公正)视为法律的唯一价值目标,法一直被视为维护和促进正义的工具。许多著名思想家强调,正义是法的实质和宗旨,法只能在正义中发现其适当的和具体的内容。因此,人们对法的研究无不围绕正义而展开,同时人们对法的评判也以自己的正义观念为依据。然而,到了本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发展,社会日益经济化的趋势不断加剧,法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于是,法开始由以往注重对社会秩序的调整转到也关注调整社会的经济关系。这时,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开始用经济的观点分析法律,并最终引起了法学家们也开始注重一直被忽视了的对法律的经济性进行分析,这突出的表现在以波斯纳等为代表的一些著名法学家开创了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一当今法学最新流派的理论体系上,波斯纳指出,经济分析法学的首要特征就是善于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分析和评价法律制度及其功能。
  经济分析法学的创立,给法学的研究开拓了全新视野,于是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和基本范畴便移植到法学的研究中去,而作为经济学最基本范畴的效益一词也挂归于法学的研究框架,人们开始对法的效益进行理性化分析。当然,法的效益的提出也绝不是机械的移植。从某些方面而言它是近现代以来经济的发展对法学研究提出的必然要求。因为在这种大背景下,传统的古典法学所论证的“公平”、“正义”,即描述和论证如何才能使社会成员合情合理地分配权利和义务,必然要让位于如何才能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经济效益”的研究,并且当国家和法律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资源与产品分配的情况时,人们便不能不关注法的“效益”问题。
  上面我们考察了法的效益提出的大的背景。法的效益在我国的提出并引起人们广泛的研究是80年代后期乃至是近两年的事情。我国法学界基于对效益一词的不同理解,对法的效益也作了不同的界说和论证。考察各家学说,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1)法律的社会效益指法律通过其实行而实现自己的社会目的或社会功能及其程度;(2)法律实施的效益即指一项法律实施所取得的社会效果;(3)法律效益就是法律在其运动过程中为实现自己的社会目的、实际的法律投入与实际的法律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4)法律的效益,一般来说,是指法律调整的实际状态和结果与法律社会目的之间的重合程度等等。笔者认为,这几种概念都对法的效益作了一定程度的说明,但都欠全面。我们对法的效益的考察绝不能背离效益一词的经济学含义,并且“法的效益”作为一个概念整体,法理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尽管现在可能对此点持有异议),不能限定得过分狭窄,使今后对法的效益的研究一开始就进入一个理论上可能是一个小胡同的发展误区。为此,笔者认为应该给法的效益界定一个泛义上的概念,即:法的效益指一定社会的法在其制定、实施及由此而形成的一定的法制秩序的运行的全过程中耗费与实益的比。为了准确地把握其具体内涵,我们有必要对与之相近的几个概念加以比较。
  二、法的效益与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首先应该作一比较的是法律效率。效率一词源于拉丁语effetus,在经济学等学科领域被广泛采用,它一般具有这样的涵义,即表示一定的现实结果、后果及状态与人们期望达到的目标、标准及状态之间的对比关系。同样,法律效率也具有上述涵义,它表示法律调整的现实结果与人们期望通过法律而实现的社会目标之间的对比关系。所以可以把法律效率的概念定义为:法律的社会目标与法律作用的现实结果之间的比值。
  由法律效率的定义本身我们就可看出,它表明的是一种主观的期望(立法者制定该法并希望通过实施之所需要达到的一定社会目标)和客观效果(法律在现实中实际实施所达到的现实结果)之间的比值。也即法律的效率与其在现实中的实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制定规范时所提出的目的有关。法律在实际中实施的结果同制定该规范时立法者预期的结果相符,就被认为该法律有效率。法律效率的高低与这种符合的程度成正比,符合的程度越高,其法律效率越高,反之亦然。如果该法律在其制定后未实施或实施所达到的效果与预期目的相反则被认为其法律效率为零或呈负效率。由此可见,法律效率注重的是目的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而并不具体研究法的效益所涉及的成本或者说耗费等具体问题。而且就法的效益的取值而言,一种法律制度一旦运行,一项法律规范一旦制定,只可能有两种结果,即正效益和负效益,而一般不会出现像零效率那样的零效益。比如一项法规一旦制定,它已在一定程度上花费了成本,如果不在现实中运行,则只能取得负效益,而从其效率角度而言则可以是零效率。并且法律效率一般是从狭义上讲的单项法规的效率,而法的效益则是从整体上讲的,它并不单单地局限于研究某一部法律法规的效益,还要研究法的整体效益和具体的条文效益。当然,法律效率与法的效益是密切联系的,从某种方面而言,法律效率的研究是法的效益研究的内容,就单一一部法律规范而言,其效率的高低往往与其效益的高低成正比,从而也与法的整体效益,即泛义上的法的效益成正比。
  与法的效益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法律效果。所谓法律效果,是指人们为追求社会的秩序、正义、自由以及为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变迁而运用各种手段于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客观效应。由此可见,它集中体现为人们所进行的各种法律实践活动对既有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维护或改变,使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更适于统治者、立法者的要求,更有利于社会的秩序、正义、自由以及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变迁。所以,法律效果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目的驱使下,人们的法律实践活动所维护或改变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状态。它是一种社会效果,是一种实践了的社会目的。传统意义上法律效果的研究是与正义等传统法学所确认的法的核心价值紧密相关,它侧重于研究法律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协调与控制以达到建立和维护有利于统治者的社会秩序,实现统治者认定的公平和正义。它很少注重或者说完全忽视法的效益所关注的经济目的。法的效益的理论是在经济高度发展、资源的有效利用显得尤为重要,资源的稀缺性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的情况下提出来的。经济分析法学派的效益理论认为,在资源日益紧张的社会现实下,通过法律的手段有效地利用资源便是最大的正义。这样,正义与效益的概念便出现了戏剧性的重合。正是基于此,法的效益理论从其泛义上而言也已涵盖了法的效果的理论分析,但从实际上看,法的效果所研究的范围只相当于法的效益所要研究的法的社会效益的部分内容。关于法的社会效益理论本文将在下文论及。另外,法律效果与法的效益的关系同法律效率与法的效益的关系相似,具有雷同的取值相关关系。
  我们研究法的效益还不能不关注法律成本,因为法律成本直接是法的效益所涉及的消耗部分的内容。一定的法的制定和实施,一定法制秩序的形成,不可能不对社会既存的财富(包括物质的、非物质的)造成一定消耗。这种消耗是我们对法的效益进行研究的前提。但是我们这里所指的法律成本,并不是完全意义上法的效益所讲的成本。所谓法律成本是指法律向社会提供“公正”、“效益”、“秩序”等公共产品的运作过程中,国家和社会主体因此而投入的各种费用的总称。法律成本的概念是从成本的概念中衍生出来的,但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成本(即生产成本)又有所不同。关键在于生产是一种物质活动,具有极为明确的物质内容和运动方式。因此,生产成本一般比较固定并且易于确定,一般都能以一定的货币价值表现出来。但是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法律秩序和法制运作机制的形成却主要的是人类的活动,包括法律对人的意识、习俗等的破坏与重建等等,而这些又不是全能用一定的货币形式所能代表的。因此法律成本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成本(尽管法律成本从纯理论上也可看作是一种生产成本)又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抽象性。法律成本的这些特性与法的效益所研究的消耗部分的特性极其类似,但从总体而言法律成本比法的效益的消耗部分更为具体,它往往指某部法律的成本。故此法律成本与法的效益的消耗部分是不同的,前者的范围比后者要窄狭得多。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法律效率、法律效果、法律成本等基本上是就某一部具体的法规的社会学研究,它们都应该是法的效益所研究的内容。对具体法律法规的效率、效果、成本的深入研究能为我们对法的效益的广泛探讨提供一些方法论上的指导和部分的理论参数,但它们都不应该也不能够代替我们对建立在一定法律制度基础之上的泛义上的法的效益的研究。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三、法的效益的分类
  对法的效益的分类研究是深入地理解法的效益这一概念的基础,也是进一步探讨法的效益问题的必然要求。下面我们就从不同的角度对法的效益的主要类别加以论述:
  (一)从法的效益的评价方法而言,可以把法的效益划分为法的阶段效益与法的程度效益。所谓法的阶段效益是指一定社会在一定阶段上作为其社会调控工具的法律制度在其实现、完善、运行中总的耗费与相应的收益的比。这里所讲的阶段是为了理论研究的需要人为地予以划分而形成的,其期限的长短并无一定的标准,而由具体的研究者从一定的目的出发加以确定。研究者为了便于研究,也可以将某些对法律制度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作为某个阶段的起始点,从而为其理论研究提供某些便利的基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同整个自然界一样,是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法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同人类社会本身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如果我们以粗略的轮廓把每种社会制度作为一个阶段,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法在每种社会制度下的阶段效益是极不相同的。我们再拿一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言,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法的侧重点与发达程度不同,法的效益也是明显不同的。就法的经济效益而言,可以看出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再拿垄断资本主义而言,二战前后也可看作是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可以对其法的效益加以分别的研究。这些都是以一定的重大制度变革或重大发展阶段为分界对法的效益的研究。为了对当今西方社会法进行系统研究也可以把最近10年作为一个阶段,甚至把前一年作为一个阶段,详细地研究其在此期间,法律意识、法律制度的变化(当然可能是很小的),以及具体的法律法规的废止、订立或修改等对社会财富(物质与非物质的)的消耗以及由此而来的增殖。由此可见,法的阶段效益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可以在理论上和现实上予以把握的。
  法的程度效益是指在法的阶段效益基础之上法的效益程度的高低。法的程度效益与阶段效益不是相对的而是相辅的。法的阶段效益为法的程度效益研究提供前提,程度效益的研究为阶段效益的研究提供结论性的工具。一定法的不同阶段的阶段效益是相对的,对这种相对的阶段效益的程度效益差别的研究能为法制实践提供参考,这也是我们作出此种分类的理论价值。
  (二)从法的效益的表现形态而言,可把它分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法的社会效益是指一定社会的法律制度在其建立、运行、完善的过程中对非物质形态的东西如社会意识、古风习俗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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