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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解释性群体:清朝的法律与文学
【作者】 欧中坦著王冰如译张仁善【分类】 中国法制史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25(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25卷【页码】 115
【摘要】 本文作者欧中坦先生着重论述了清朝法律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作者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将参与法律与司法活动的民众分为两个解释性群体,论述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相互交织与相互影响关系,并从系统内部与系统外部两个部分对解释性群体在民众法律观念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对清朝法律的认识予以论述,一方面揭示了文学作品对民众法律观念形成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对法律实践与司法活动尤其是在秋审过程中的司法活动的论述得出对清朝法律的认识。本文作者提供了一个研究清朝法律的全新视角。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0436    
  
  本文的要点在于——法律与文学之间、像斗争性叙述的控告与反诉之间、互相交织的诉状之间、相互影响的法律实践与法律小说间、说教式的法庭审判与颠覆性的戏剧审判之间的本质关系——所有这些都围绕着各种类型的作品以及关于这些作品产生的解释。此外,许多文章说明:当基本的叙述形式仍如案件在系统内上下一样基本不变时,文献的记录将如各种不同的个别官员和官员群体继续将事实放置于法典中一样被重写和重构。当我对这些文章、过程及怎样了解其中的涵义想的越多,我就越被文学家Stanley Fish的所谓“解释性群体”的概念所吸引。Fish认为作品的意义是由这些群体而非作品本身或单个读者得出的。他承认这些群体不是客观公正而是带利益性的,他们并非站在中立立场,因为他们是“一个有特殊目的和目标的利益群。”然而,他继续到,所产生的意义反映“大众和传统的观点”而非个人的主观看法,因为这些意义由群体产生而非个人。{1}
  当然,挪用另一领域探索式的方法总会有些危险,但我是灵活而非死板的使用Fish的概念。Fish将这些群体界定为由那些“为写作品而非为读作品而分享解释性策略者”所组成。{2}正如本书中的文章所说明的,第一个例子中在法庭起草判决书的地方官比较适当地符合了 Fish的描写;不过我对Fish的概念作了扩张性解释:同时研究写和读“作品”的群体。此外,我更灵活的定义,既不将这些群体明显约束于抽象的价值、协议和作品所定义的范围内,也不排除从不同的基础性作品或价值中产生自己“利益”的独立解释性群体。例如18世纪的地方官和被告都遵循这样一种理念——孝道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在强调孝道的案件中,他们分别写出的作品常由对立的利益产生相反的意思。{3}类似的,甚至在由清律中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模式形成的合法官僚政治中,地方官追求宽仁以及髙级官员提倡死刑等都可以被看作构成独特的解释性群体。
  的确,我感兴趣的是解释性群体内部及群体之间存在着交织的相互影响。与其它法律体系一样,在清朝的法律体系中这些影响常常是多方面的,它们反映“利益”的复杂和作品在单独法律行为中的作用。阅读和写作的作品由诗歌、戏剧、小说、地方官手册、“秘密”讼师手册、训诫性的规章制度、法典、地方官手下的内部衙门规则、地方规章和原告的诉状及地方官的审判构成。无论是一方面包括从最底层的书记员、衙役到最髙层的皇帝的所有参加者的法律体系,还是另一方面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和他们的群体都是不统一的,这已得到公认。然而就讨论目的而言,我将视它们为无差别的整体:“体系”内部和“体系”外部。
  在此视角中,案件的当事人和法律体系是相互斗争的解释性群体,每一方都尽力在作品中强加自己的意思。通过建立增加的程序、通过要求(无效地)起诉者在诉状中仅用自己的语言、通过保持得体的行为和公堂的最髙权威、通过努力控制惩罚的环境和相关“作品”,这种体系寻求确保审判和惩罚都服务于它独特的说教目的。相反,常常(不合法地)得到讼师帮助{4}的当事人和被告,试图利用公堂和刑场来建构自己的解释。他们可能已经运用了法律程序,这不仅是为纠正冤情、判定对错、或终结一种关系,而更是为了重新调整他们完全试图维护的关系。进一步说,他们可能已“了解”到公堂和刑场上发生的不是“实施正义”或令人警畏的“痛苦场面”,{5}而更是消遣或娱乐。的确,这也就是为什么分家析产、婚姻与继承纠纷、商业纠纷、通奸行为、斗殴、谋杀以及法律体系的惩罚成为文学作品内容的原因。{6}尽管是“外人”,此时这些文学作品的制作者,也将变成另外的解释性群体,他们“大众的和传统的”观点反过来也可能已为内部群体所吸收。
  这些相互重叠的群体在法律体系中的有效作用可以简单分析成条块结构,这种条块结构将PRC的十字形官僚司法权描述成垂直的官僚政治及横向的同等主体。{7}就我的目的而言,法律体系从最初纳入案件到最后处理完这个案件是一个垂直的条,同时各种不同层面的内部和外部解释性群体是横向的块。在本文,我提出一种清朝法律中解释性群体的条块关系的尝试性探索。
  一、体系外部
  在人们意识到别人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所有权、家庭或人身的那一刻起,他们将面临一个决定。他们会寻求补偿吗?如果寻求补偿,又如何做呢?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人们这一思想过程的第一步,将不得不被他们在等级身份结构(社会地位、性别、性格、年龄和家族关系)中的地位是否允许他们将罪名归于所谓的罪犯而决定。假如他们升起的不满并没有得到正式的或全社会的阻止;那么它们的下一步将会考虑通过以下过程解决:寻求通过中间人的赔礼或补偿、群体领导人的调解、提起诉讼强迫法院命令调解,以缓和群体内部的不平衡权利关系;或者提起诉讼以得到审判。当然,这个决定并不能凭空产生,而是与他们、他们家人和朋友的法律知识以及对法律体系的理解有关。这种理解有多种来源:经恳求(或未恳求)的讼师之建议;{8}法律体系内部的显著的相互影响些徽商家族保留着他们卷入的每个官司的判决副本,社会上其他人编辑整理自己的案件纪录,一些为木刻印刷本,一些为手抄本,这些记录本包括案件各方诉状及地方官判语的抄本;{9}对法律体系的观察——审判一般是公开的,{10}以及(书面或口头流传的)故事和戏剧。另外还有涉及公案的文学作品及小说均叙述不公平的法律故事,法律知识也由一系列受文学与非文学影响的范围很广的流行文学作品产生。因此,不仅在公案作品自身之间,{11}而且在公案作品与其他作品之间,{12}总是存在着明显不同的主题与基调。然而所有这些作品依然形成能对读者产生影响的重复出现的主题。让我们考虑其中一些影响更突出的作品。{13}
  (一)金钱与地位
  富有且有权势者可以选择法律。他们可以用法律保护自己、攻击他人、或者甚而进行掠夺。他们可以逃避法律——18世纪的小说《红楼梦》(又名《石头记》)中,每个明智的地方官都留有一份列出当时“最有权势极富贵的乡绅名姓”的“护官符”。{14}或者他们可以有倾向性的利用法律——通过在杀人案件{15}中私下和解、通过雇用最好的讼师、{16}通过和“县老爷知会一声”以致败诉或得到宽大处理、通过改善监管情况、{17}或者通过金钱或越级上诉{18}抢先控告。金钱和地位与利己主义的滥用法律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使没有贿赂和没有权势成为清白的标志。{19}可以这样认为:文学作品为读者产生的意思就是表明“人情势利古犹今,谁识英雄是白身”,{20}或者是:“天大的官司倒将来,使那磨大的银子罨将去”。{21}然而众所周知,这种正义天平对罪犯的倾斜可以通过英雄和“青天大人”得到平衡。(虽然并不是都能,{22}或总是能够很理想的平衡)。英雄的行为总是以暴力为代价:张飞,《三国演义》中一个军人式的英雄,他“我等亲付血战,救了这厢,他却如此无礼,若不杀之,难消我气!”{23}《水浒传》中易怒的、挥舞着大斧的李逵嘲讽到:“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那厢若还去告状,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24}甚至像吴沃尧《九命奇冤》中的“钦差大臣”和“包青天”等一些能公正判案的地方官,有时也必须不仅粗鲁而且残忍才能与因财富和地位产生的权势作斗争。{25}
  (二)“天堂”与“人间”的相互关联性
  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是一个在文学作品中并不特殊的普遍看法。确实Paul katz的研究表明:专治皇权社会晚期的中国人民通过两条互不相干的途径追求公平——真实的法庭审判和包括向苍天控诉的审判仪式。{26}不是每个原告都会同时采用两条途径进行控诉。并且正如Daniel Youd和Katherine Carlitz在本书的文章中所争论的,并不是所有描写犯罪与惩罚的文艺作品都表达:“叙述性的、精神逻辑上的报答”。{27}然而在许多文学作品尤其是在“公案派”作品中,由被喻为“青天”的官员们集体运行的、活跃于全人类精神中的、作为一种回报原则的“报”的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公平审判终将得到纠正的希望来源。{28}正如17世纪《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所言:“这分明是天理不容,神差鬼使,叫大尹打他门口经过;又神差鬼使,叫他里面嚷打做鬼哭狼号,外面拥集万把人汹汹的大势。事事都是大尹自己目见耳闻,何须又问证见?替他处治得又周密,又畅快。若不是神差鬼使,就是一百个晁夫人也到不得大尹的跟前,就到了大尹的跟前,这伙狼虫脱不了还使晁夫人的拳头捣晁夫人的眼弹,也定没有叫晁夫人赢了官司的理。”{29}无论是在元曲《窦娥冤》、《水浒传》,还是包青天的故事里,鬼魂都是保证来世公正实现的代理人。(在《水浒传》中,武松哥哥的鬼魂对他说:“兄弟,我死得好苦!”。{30}事实上,Y. M. ma认为《龙图公案》中包青天的故事“本质上是重述道德和敬畏鬼神的小册子”。{31}此外,以逃避现世审判的坏人为例,他们终将在来世或以后的生活中遭到报应。然而因果报应和报应惩罚思想所包含的信息并不都源于同一条途径。《西游记》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因忠诚和正确的行为而得到好报的传奇,书中将节俭生活描述成保证个人自身公正的一条途径。{32}但是,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可以说,预见了乾隆皇帝在秋审制度中的法令)却认为过渡的仁慈必将走向失败。他劝告刘备:“主公若以妇人之仁,临事不决,恐此土难以长久。”{33}
  (三)法令和程序上的忠告
  封建社会晚期的流行作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频繁的、详细的,但不都准确的涉及法律和审判事件。在像《九命奇冤》这样的作品中出现法律案件不足为奇,但在其他一些小说中,也偶尔加人没有任何生动性或连贯性的法律案件。在《西游记》中,我们知道“无知的行为”并不必然“得到谴责”。一个偷东西的妖怪因未人赃并获,而不被认定为有罪,事实上都不被逮捕。并且,如果拦路的强盗不使用暴力,将不被判处死刑。{34}可以这样论述:唐僧在对孙悟空的感化教导过程中传授了这些知识,而唐僧看起来倒更像一个传递合法忠告的奇怪选择。整个小说的中心线索之一,是强调孙悟空的鲁莽、无知和暴躁的性格。当然,也有对各个人讨论法律时事例的必要描写,像太白金星对孙悟空的忠告:若他对那个妖怪提起诉讼将会花去唐僧一生的时间,因为“一日官事十日打”。{35}而且从《水浒传》中武松杀死他嫂嫂的事情中可以知道,武松不能阻她再嫁——“初嫁从亲,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36}——当武松知道知县缺少必要的证据以开始谋杀案的调查时,他决定自己解决此事。{37}
  (四)诉状起草良好的重要性
  每一个人都认为一笔商业交易最好应签订一份有日期和中立一方的形式可靠的合同。在文学作品中也不缺少这样的例子——兄弟间的誓约、析产的协议、收养和结婚的契约等。然而,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是诉状,因为一份适当传递信息、有充分说服力、起草良好的诉状是一把开启司法程序大门的钥匙,可以说服地方官接受案子并进行审讯。法律规定无论是由原告还是由在衙门登记的代书依口代笔所写,原告都必须用清楚地、不经修饰的语言陈述案情。然而,小说中的叙述却并不总重复此信息。在Katherine Cartitz 讨论的一些小说作品中,被害的主角梁天来不得不依靠讼师以使自己的案子被受理,并得以审判。{38}此外,梁的写状人告诉他怎样防止地方官发现诉状并非梁自己所写。“梁兄可把他再三读熟,牢记在心,到了堂上随问随答,不可有误。”{39}相反,《醒世姻缘传》建议它的读者:妇女在没有代理人的情况下提起诉讼将没有机会被审理,并且谁将书面诉状委托给一个没有经验不熟悉规定书写格式的讼师,几乎一定可以激怒地方官。{40}除此之外,《醒世姻缘传》也委婉的告诫:最好能在伤害发生后立即提起控诉,这时受害人(事实上任何人都有理由认为自己是受害人)将会尽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直率的陈述事实,没有修饰或谎言。{41}
  《醒世姻缘传》的开始部分由计都和他的女婿晁源之间的冲突和官司推动,计都在下面所举的诉状中展示了冲突产生的原因。
  告状人计都,年五十九岁,本县人。告为贱妾逼死正妻事:都女计氏,自幼嫁与晁源为妻,不幸晁源富享百万,贵为监生,突嫌都女贫貌丑,用银八百两,另娶女戏班正旦珍哥为妾,将都女囚囤冷房,断绝衣食,不时捏故殴打。今月初六日,偶因师姑海会郭氏进门,珍哥造言郭都女奸通僧道,唆勒晁源将都女拷打休弃,致女在珍哥门上吊死。痛女无辜屈死,鸣冤上告。{42}
  与这个相对直率的控告形成对比,晁源在送传票的众衙役的建议下提交的回应,像计都的诉状一样,没有明显的讼师起草的痕迹,且通篇充满着严厉的反驳和不谄媚、正直的人物性格塑造。
  诉状监生晁源,系见任北直通州知知州晁思孝子,诉为指命图财事:不幸娶刁恶计都女为妻,本妇素性不贤,忤逆背伦,不可悉数。昨因家事小嫌,手持利刀,要杀源对命。源因躲避,随出大街撒波。禹承先、高氏等劝证。自知理屈,无颜吊死。记都率领虎子记巴拉并合族二百余人蜂拥入家,将源通殴几死;门窗器皿打殴无存;首饰衣服抢劫一空;仍要诈财,反行刁告,鸣冤上诉。{43}
  除了必要的能引起现实地方官浓厚兴趣的标准因素之外,其它因素都包括在晁源的反诉状中了。作为一名监生,一名致力于自己学业并因此而被假定为不能做错事的监生,晁源不能像《九命奇冤》中的恶棍那样主张要求。{44}然而,晁源是孝顺的。他的父亲是一名官员,而同时,他的岳父却几乎不关心以自己女儿的死去讹诈钱财是否得体。此外,晁的泼妇一样的妻子由于在街上撒泼,成为围观的对象而使家庭蒙羞,她已经失去了法庭会给予的倾向于受虐女人的无论怎样的特殊考虑。并且,尽管晁源已将妻子欺侮致死,但因她已犯了企图谋杀亲夫的死罪,她无论如何也是罪有应得。{45}至少从文学上讲,那些说谎的、自觉有罪者并不仅通过行贿表现,同时也通过激烈的、夸张的、有倾向性的诉状予以表现。
  Robert Hegel兴趣浓厚地对档案中的记载进行观察:“具有雄辩及劝说性特征的诉状就是以道德上诚实正直为传统穿戴的法典”。{46}Robert Hegel的结论引诱人们从真实诉状的语气中去推论欺诈或有罪。然而,从各种原因讲,这是一个最好抵制的引诱。难得找到一个有令人信服的区分对与错的完整的最后审判,就像在此被Yasuhiko Karasawa 引用的汪辉祖的话:“没有任何虚构成分的诉苦不起任何作用。”Karasawa辩解到:“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确可以将控告称之为诽谤,”{47}这是清朝诉状中最“通常”的实践。除非一个人足够幸运可以找到相应的证据,真实案件记录不像小说,没有任何标记告诉我们正在听取的是原告还是写状人的声音。而且包含比喻的上述两个小说中的诉状与在本书论文中考虑的诉状惊人的相似。计都的诉状提出了这些问题:贫困(MaNicholas)及和尚的道德(Kaasawa)问题,晁的援用孝道(Epstein)及丈夫对待悍妻的道德约束(Theiss)问题。然而非常清楚地是:如果没有一般标准的专门术语,至少应该有使相互交织地共同地建设性交谈起作用的一般标准的比喻和看法。{48}
  总之,读者会被小说中种种(不确定其正确性的)关于法律规定的细节所影响,对此他们可能有正确的理解,也可能没有。读者也会被小说中富人享有更多法律特权,但是“英雄”、好的地方官、或者因果报应将会对此予以平衡的信息所影响。他们同样也是输赢诉讼的例子。小说家、说书者和戏剧家创造这些内容,不仅是一种推销他们作品的策略,更多的是他们集体导致了一种关于法律制度的“传统智慧”的产生。
  二、体系内部
  大概法律程序的运行者法官、书记员和衙役也会不同程度的意识到小说所产生的“意义”。但是对他们来讲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些解释性群体:这些解释性群体由法典、地方官手册和案例书、刑部通告、《邸报》和《北京公报》的年代记、处分则例、幕吏的专业评价、惯例汇编及衙门助理的内部法则,当然,还有他们接收到的诉状等所有这些构成。
  (一)诉状
  正如我上面所言,诉状是开启法律体系大门的钥匙。如果地方官准予受理,那么原告将进入法律体系——所以说这就是由专业人员起草诉状的吸引力,并且法律体系努力将他们挑选出来。诉状在没有身体伤害控诉时,只能在特定的几天中被接受,并且很难想象会得到审讯。然而,一个身体伤害的控告让地方官除了接受并开始最初的调查以决定是否存在伤害以外,没有其它的选择。因而,大量涉及财产、买卖和家庭纠纷的案件,并不是仅简单的通过夸大被告的过错或被告所造成的伤害被受理,而是通过声称被告将原告打伤而被受理。原告称伤害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们不能起床、无法吃喝,就像美国历史传奇小说中晕倒的少女一样,是一个钉子一样钉在档案中的形象。不过,正如下面的诉状所显示的,对于不遵守原先判决或者不孝的控告通常也被受理。
  同治三年10月19日(1864年9月9日),五十二岁的丁马氏,以她的侄子为代理人,向四川巴县太守提起了一份诉讼:
  丁马氏,年五十二岁。抱首表兄郑洪远。为逆恶遍逐事情。氏嫁丁其灼为妾,抱三房丁传模为子。时传模幼稚,氏抚成婚配。后氏夫故,逆子传模仗充府役霸占田房数千金?次灭伦逐嫁,不随。咸丰十年纵氏夫之妻雷氏捏逆恶败乱,控氏于张主询断,传模供养每月给氏膳钱二?殊逆藐断进给氏一年养膳余遍不给,氏因乏食无房楼身,见逆房招夏到生等辞佃搬去,今秋氏始搬住此房,遭夫弟丁松宁?逆逐搬氏投围理剖氏居住,传模不遵,更名复兴捏估踞串霸控氏为丁宁氏。{49}
  对先前案件记录和其他诉状来讲,这个诉状所涉及的内容都是重要的。它们强调:在由案中各方当事人、地方官和衙门属下所构成的解释性群体中,有重要的大量的相互交流。这些相互交流正是所有作者寻求塑造的暂时代表他们共同产生的具有权威意义的审判。诉状甚至不公开张贴,但被告却不凭空反诉。因为,显然地方官至少在一定司法权限内给他们提供了一份原告诉状副本,{50}并且,任何案子的传票或逮捕令总是包含控告的大致内容。
  在同治三年11月12日,以共同被告丁传模为代理人,六十一岁的丁雷氏提起反诉。
  丁雷氏年六十一岁月抱告丁串模。为棍?逆占恳唤究事情。氏夫丁其灼娶妾宋氏无出,氏夫故后逆妾不守妇道,咸丰九年控前张主,八月询责逆侄丁传诗,断氏子丁传模缴给宋氏银五十两,逐出改嫁,卷立刑科。查今八月遭包揽唆讼马杰即马问齐认宋氏为兄妹,记支宋氏寡庶廉耻复来占铺房招佃,曹雨顺氏子丁复兴一估踞串霸告,准票唤传诗问齐狼狈主使宋氏违前断案,更名为丁马氏以逆恶遍逐告案批准唤讯,为此就案添唤丁传诗马问齐质讯杜害……
  这份诉状的语气和内容显示该诉状或是出于丁传模之手,或是出自一位书吏之手。丁传模因在县衙作捕头与该书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份诉状展现了所有正确的注意,并且揭示了衙门工作的细节知识。作为买回来生孩子的妾,原告没有生育,也就不能像寡妇所应该的那样行为。寡妇可以与讼师建立一种类于“兄弟盟誓”的关系。并且,如果地方官对先前的判决表示怀疑,他将发现此案不仅只是简单地如原告所指出的那样“已记录在案”,而是记录在刑部,只有懂得内部知识的人才会有如此主张。{51}
  两年后同治五年末(1867年初)案子看起来似乎是结了,然而此案又多有反复。首先,原告丈夫的弟弟提交了一份诉状,声称他是朝廷忠心耿耿的官员,被无辜牵连进哥哥遗妾丁马氏的案子中。丁马氏依次向上一级地方官提起诉讼,她说县一级地方官的属下企图将她逐出家门,所以她必须越讼到上一级的地方官。她宣称她已经将在第一次婚姻中攒的钱投在了第二任丈夫的生意中,并且管理家族财产、抚育教养孩子们长大成人,为其娶亲。在成了寡妇后,却仅仅因为不肯借钱给丁传模以家族的钱财为自己谋利而受到虐待。当她请求她的小叔处罚传模时,小叔要求她付钱以解决此事,否则将对她提起控告。上级地方官将此案发回巴县,结果丁马氏并没有等巴县的审判,而是又向上级地方官提起了另一个诉讼。丁马氏承认自己越诉行为的错误,上级地方官也并未因越讼向她施刑,案子看起来是结了。丁雷氏和她的儿子传模给丁马氏提供房子,并定期给她生活费,双方表示以后不再往来。但在同治五年12月,出现了另一个诉讼的反复:丁马氏声称她被给的生活费所骗,且受到各种虐待;丁传模和他的兄弟则控诉她只是为了再一次向他们讹钱。
  (二)地方官
  地方官是怎样读这些诉状的呢?小说性的叙述已经在起作用了吗?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很难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个案件中,地方官相对没有错误的判决,没有显示出哪一方垄断了判决书的作出。回答第二个问题更难,因为即使地方官可能读了明朝的小说,但除了这个假设以外,我们一无所知。并且无论是在他们公开的还是私人编辑的判决中,都没有暗示地方官读书的任何趣味。同时,也许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他们对读诉状有极大的兴趣。例如,原告通过将自己置于这样一种处境:不孝养子利用衙门公差的影响力操纵法律以对抗她,来勾起我们的同情心。反诉则试图通过强调她在嫁入丁家之前已结过婚、她没有生儿子、她不守妇道、她与讼师互相共谋,更不用说她的贪婪,以使读者对她抱有成见。
  尽管知道地方官看到案件之前已有写状人、公证人和衙门部下等各种解释性群体抅成此案,是很重要的。{52}但衙门属下读案件则更为重要,因为这将决定衙门内部哪个部门处理此案,并最后决定哪群公差去传唤或者执行逮捕令,这样地方官也许会审理。此外,书记员会非常清楚且极端谨慎地排列地方官诉状的顺序,决定哪件受理哪件拒绝,因此形成了各个案件上下的关联性。{53}
  一旦案件到达审判桌上,地方官就开始卷进对自己的叙述中。在分析案子时,他将会找出空隙,这些空隙需要通过传唤证人、调查、审理及交叉审理各方来填满。这一过程在清朝的法律体系中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对清朝地方官而言,这一审判过程,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已被特殊的清律固定地建构。地方官不仅必须决定事实,而且他必须坚定地、精确地将它放置在无数的分类格中。他的第一步应是决定在这个案件中是否存在决定犯罪性质的服制关系或其它重要的等级关系。两人是真的结了婚还是仅为订婚?他们是否“合法”的订婚?是每次付费的短工还是长期提供劳动的雇工人将决定他们是否为家属的一员?犯罪者与受害者年龄多大?所有这些都将影响地方官审判的形成。如果冲突仅发生在两个普通人之间,没有任何加重或减轻的等级因素,那么地方官在最后判决时将拥有更多自由。
  确实,在建构叙述性的案子中地方官的作用在许多章节中处于核心地位。Hegel认为地方官制作判决书时,仅仅把作恶者描绘成具有“对抗社会”的行为,而把地方官自己和作恶者的邻居描绘成没有任何道德瑕疵者。在其它地方Buoye、Epstein, McNichlos, Thiss和范围更小的Chiu都论述到:地方官在他们题本中故意引起人们的同情或对被告的厌恶,而努力将他的叙述情节导向宽大仁慈——McNichlos所言。在先前的著作中 Buoye断言:地方官有仁慈的倾向。正如Chiu所描述的:一个湖南地方官是怎样运用江苏和浙江两省的规定去创造人们对于商人利益的同情理解。然而,正如McNichlos和 Thiss对以上欺诈和杀妻案的论述所言,地方官尽量积极地不是缩小就是夸大嫌疑者的罪。确实如此,McNichlos引用了一个案子,在这个案子中“夸张的愤怒”最终导致了严厉的处罚,这个案子不仅被作为特殊案例适用,而且作为新的法典中的例被例示。
  即使我们清楚,制作叙述性情节夸大或缩小罪名以导向渴望的结果并不能脱离清立法者的注意,很重要。《大清律例》和《处分责例》都规定了对故意或疏忽所致出人人罪而导致严重后果的处罚。{54}但引起特别兴趣的是这两个“例”:(1)“承问官增减原供致罪有出入者,革职”;{55}(2)“……傥遇有意义不明,序次不顺,与情罪并无干碍,既不近核正申转,将改本备案……”。在讨论清律叙述性情节时,我们需要考虑这些限制。他们是否创造性而又倾向性地影响了地方官?他们是否在某些时候、某些案件中和某些地方比在其它时间、案件和地方更为重要?在此,我仅以19世纪晚期刑部官员、《读例存疑》的作者薛允升为例。他在“第二条附例”中严厉的评述到:“此条处分极重(依据所争论案件性质,官员从解职到处死),而删改者仍复不少,此例亦具文。”他不满道:“增减原供,谓所办之罪,与原取之供不符也。”并责问:“各省题咨到部者,初供与复审之供,未尝不详,叙本内而一字不易,发为并未删改,其信然乎!”{56}
  地方官可能是解释性群体的最好例子,因为他们适用着最普通的准则,并且分享着制作判决书的策略。他们不仅作判决,而且以其它地方官(或他们的书吏)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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