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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中世纪中英法律文化差距例论
【作者】 杨师群【分类】 其他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25(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25卷【页码】 219
【摘要】 研究中西方社会法律文化差异之根源,除与古希腊罗马进行比较研究之外,中世纪的西欧社会也是主要比较对象,而中世纪的英国尤为重要。本文从传统法律观念与王权统治、社会力量制衡与宪政雏形、司法正义与法学家阶层诸方面进行了系列中英比较,以探讨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巨大差距有关方面之历史渊源。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0424    
  
  在西欧,英国是唯一在罗马法之外发展起自己法律文化的国家,最终形成的英美判例法体系,成为有别于直接继承罗马法的大陆法系的另一西方法律文化传统。同时英国也最先出现宪政制度发展方向,成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头羊。其法律文化传统与宪政制度都雏形于中世纪,或者说英国中世纪的法律文化中存在着一些颇有价值的素质基因,从而在其社会进程中逐渐培育出大有发展潜力的系列法律制度,为西方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法治建构社会蓝图提供了源头深潜的甘泉。然而英国中世纪具备的一些法治潜质在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中却基本阙如,可以说中世纪的英国法文化与中华法系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差异,以致两者法律制度的性质与职能甚或是完全颠倒的。它也是为什么英国能在近代迅速崛起,成为西方社会的一面旗帜,而中国却在近代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传统法律观念与王权统治
  英国在盎格鲁—萨克森时代,尽管当时的社会生活与物质条件都还较简单,共同体的价值意识还不是很明确,然而依赖于一定的道德情感和宗教信仰基础,人们在形成着一些普遍认同的心理规范和行为模式,其中包括粗糙的法律制度及其相关的观念。人们一般认为,法律是既存社会秩序,是由人民发现的,不是由人的意志所左右的。借用哈耶克的话,在不列颠人的眼中,法律是“自生自发的秩序”,“当时的人们还是认为法律是不可制定的,而是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东西而被使用的。”{1}由是,人们不是去制定法律,而是在司法审案的实践中去努力“发现”已存在的法。萨拜因也指出:“人们并不认为法律是由任何人、无论是由个人或一个民族制订的,人们认为它和自然界的任何事物一样,是永恒不变的……中世纪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专业律师还是外行,都相信自然法是确实存在的……全部法律确实被看成是永远有效的并在某种程度上是神圣的,就好象人们认为神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力量,它涉及人们生活中甚至无关紧要的细节。”所以“法律是‘被找到的’,不是被制定的,而认为存在着其任务在于制定法律的任何集团肯定是不恰当的。”{2}这样,法律就有着一种自然神圣的性质,是西方自然法思想的另一种阐释,也是其选择判例法的根由。
  同时,在其世代相传的社会习俗和文化惯例中,又逐步形成了法律属于民众的观念,人民的同意是法律实效性的重要因素。“日耳曼各民族认为法律是属于民众、或人民、或部落的,它几乎好似集团的一种属性或者一种共同的财富,而集团是靠着它才维系在一起的。……法律则提供一种防止相互仇视和恢复和平的协议”。“确实无论平民还是宗教法规学家都认为,法律同正义与平等是一回事”。“法律属于人民并且在人民的赞同和同意下加以实施或修改这样一个信念便得到了普遍的承这样的法律肯定髙于王权,法官是在适用既存的规则,而不是执行君主的意志。所以法律也不是国王的创造物,而国王却是经法律造就的。“因此人们通常认为,国王本人必须和他的臣民一样地服从法律。当然,十分明显,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国王也是受上帝的和自然的种种法律所支配的。”{3}国王是由人民根据法律选出的,一个国王答应给予他的臣民以习惯上的法律保证,承认其应享有的习惯上的权利,都是理所当然的。
  英国最早的成文法是约公元600年由肯特国王颁布的《埃塞尔伯特法》,还有7世纪末西撒克斯王国的《伊尼法典》和9世纪末英吉利王国的《阿尔弗烈德法典》,这些法典是将祖先遵奉的习惯法进行汇集,主要是一些对具体纠纷解决的判例而非一般抽象的法规,但法典的内容中已反映出某些有价值的观念:如法典的产生并非国王任意所为,而是经一定的民主程序如国王提议,智者和长老商议,汇集和编纂,全体人民的同意而获得。逐步确立保护财产所有权、权利义务归属、履行协议、损害赔偿、分配遗产等基本原则。忏悔者爱德华时代(1043—1066年)的一位律师也在《法官之鉴》中写道:人民选举的国王统治人民,“根据法律的规定,他要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根据法律而非个人意志来引导他们,并且和他们一样服从法律。”{4} “国王在法律之下”的传统观念水到渠成。
  这些法典的立法过程中,国王要与贵族组成的贤人会议一起制定法律,并一致表示遵守。贤人会议在这方面的权力要超过国王,如694年,威塞克斯国王伊尼“与所有长老和贤哲协商后”制定了《伊尼法典》。695年颁布的《怀特莱德法典》也宣称:该法典“是由显贵们制定并得到大家的同意”。{5}国王还要尊重贤人会议对一些重要案件所做出的判决。这些都是英国早期“法在王上”的政治传统的一些体现。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人主英国后,宣誓要遵守英国本土的有关法律。“虽然强大的王权也不断得到巩固,国王滥用权力或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之举屡屡发生,……但国王始终没有在法理上获得超越于法律之上的权力。”{6}以后,议会作为一个立法机构,其权力从来不曾完全集中于国王一人之手。“至少在英国,立法的权利最后不决定于国王,而决定于国会中的国王。”{7}
  国王即位时须宣誓尊重法律,依法公正行使权力。其誓词被作为与公民达成的协议。11世纪末,劳腾巴赫的马内戈尔德就已得出了关于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订有法律协定的理论:“任何人都不能使他自己成为皇帝或者国王;一个民族在其上设置这样一个人,目的在于他能够公正地进行统治,使每个人得到他自己的东西,帮助好人,约束坏人,简言之,就是他可以把正义给予所有的人。如果他违反了他据以选出的协定,搞乱了他本来应当维护得井井有条的有关事情,就理所当然地解除了人民对他的服从,特别是当他自己首先破坏了使他和人民结合起来的信念的时候。”{8}因此,一个民族对其首领或国王的服从与忠诚,应是建立在这一代表正义的法律协定之上,国王以此进行他的合法统治。一旦他违背了协定成为暴君,便自动解除了人民对他的忠诚,而随后人民的废黜行动也即是正当的。
  1159年,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被称为中世纪第一本系统阐述政治学的著作《论政府原理》中,模仿西塞罗的自然法观念,宣布法律正义的永恒性,指出:“在暴君和国王之间有这样一个唯一的而主要的区别,即后者服从法律并按照法律的命令来统治人民并把自己看成只是人民的仆人。正是由于法律,他才把履行自己的主张放在管理共和国事务中的首要地位。”{9} “诛杀一个暴君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正确的和正义的。……对于践踏法律的人,法律应当拿起武器反对他,对于努力使公共权力形同虚设的人,公共权力将狂猛地反对他。虽然有许多行为是对君王的大不敬,但其中无一是比反对正义本身更严重的犯罪。”{10}可见,英国中世纪时要求依法治国的思想观念已经达到一定的髙度。
  中国上古时期就已完成王权与神权的合一,加上王权是血缘宗法社会中的家长,王权逐渐被抬到至髙无上的地位,而其颁布的法就是“天命”、“天罚”。西周虽然提出“以德配天”的思想,但在宗法等级森严的周礼社会秩序之中,有所谓“出礼人刑”,王权同样神圣。礼治主要是从宗法伦常推衍出来的等级经验规则体系,带有天经地义的神圣性,而与西方超验理性的“自然法”不同,它不包含平等、正义的内容,没有法律属于人民的观念。恰恰相反,它只能走向法律属于君王统治工具的结论,其表现形式主要为镇压性的刑罚。从禹刑、汤刑、九刑、及春秋铸刑鼎、战国成文法的制定,到秦汉至明清的各朝法典,其立法主体始终是以君主为首的统治者。中国传统的立法思想只有这一种模式,而法家更将其绝对化,认为法律的制定权仅限于君主,任何臣民不但没有立法的资格,且不准讨论君主所立之法,否则便要严加惩处,秦的君主专制残暴统治将其推至极致。
  汉代所谓“独尊儒术”,实质是儒法合一,将礼治与法治(实为刑法)逐步结合。董仲舒“三纲五常”、“天人感应”、“人性三品”等的理论总结,进一步完善了皇权至上、法自君出的神权政治学说。酷吏杜周直截了当地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11}可见官吏们仍将法律直接视为君主之意志。到唐律完成儒家化立法,在“德主刑辅”的原则中玩弄着实质依旧的一些游戏规则,所谓“立法宽简”、“恤刑慎杀”之类。两宋理学的兴起,更将“三纲五常”升华为“天理”,其具有至髙无上的绝对性、天地长久的永恒性和无所不包的普遍性,并把社会的统治秩序概括为“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要求“存天理,灭人欲”,用荒谬的法理观念进一步扼杀人们的正常欲望与正当权利。中国古代传统法律观念,至此与王权的专制统治完全融为一体。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以石破天惊的勇气在否定君主专制的基础上,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念,其思想可以说达到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之颠峰,然而其局限还是相当明显的。虽然认为良“法”应为天下而立,“未尝为一己而立”,而称其为“天下之法”,否则便是“一家之法”,产生要求法制为天下民众的思想。但是在具体分析过程中,认为:“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从而将授田制、学校、婚姻、赋税诸制划为“天下之法”,将秦的郡县制、汉的封建制、宋的集权制看作为“一家之法”,问题解译的相当模糊。尤其是,只将统治者制定的有关制度定义为“法”,而没有任何类似西方自然法的正义理念,没有认识到“法”应是人们平等权利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契约。这样,黄宗羲所谓的“天下之法”,依然只能寄希望于统治者的开明无私,根本不懂得用良法保护民众应有的权益。{12}
  综上所述,英国中世纪人们对法律概念的认识不是惩罚性的王权工具,而是为了达成社会共同体和谐生活状态的一种和解与妥协的方式,是一种生活态度或生活样式,一种要求人们协同共进的民族精神。由此,英国中世纪的统治者与臣民之间主要是契约关系,如在采邑分封制中,国王与封臣之间形成双方都有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契约关系;在政教分离中,国王与教会也形成世俗与精神领域分工管理关系;在与城市自治的谈判中,国王也与市民达成一系列的法律契约。所以,英国中世纪王权采用的是相对性的法律契约式的统治。而中国传统社会以为,君主是天子,三纲五常是天理,诏令就是法律,主要为惩罚性的刑法工具,臣民之间没有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契约关系,臣民只有服从的义务,没有相关的权利,法律中没有契约、权利诸概念,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东方普遍奴隶制式的统治模式,所以中国古代王权进行的是绝对性的礼法命令式的统治。
  二、社会力量制衡与宪政雏形
  在英国王权的法律契约式统治模式之中,社会的显要阶层和集团的力量能得到一定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向王权要求自己的相关权利,如征税权、教会权、城市自治权等各种权利斗争的不断展开,便是社会力量与王权进行抗衡的最清楚的显示,于是,国王与贵族、教会、工商业者(城市市民)之间的抗争往往在相对平衡的状态下不断持续,终于形成有关历史传统。在这一文化传统与现实社会中,英国人逐渐对权力与秩序的关系悟出了一个入木三分的哲学体认,即认识到国家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在各方力量的冲突、妥协之中寻求一个平衡支点。国家或政府作为一个基于法律协议、为社会主持正义的公共机关,其主要的职责便在于平衡各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国王作为这一机关的总代表,只有在满足教会、贵族和城市市民等各方力量的一定程度利益要求的前提下,才可能获得这些社会主体的良好合作,使国家这一机器运作顺利,自己也才有可能稳坐江山,进行统治。
  英国早在盎格鲁—萨克森时代,就已出现代表社会力量的统治中枢:“贤人会议”。它由重要贵族和社会贤达组成,有权和国王一起制定和颁布法律,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决策,如参加封地仪式、决定税收,承办涉及国王和显贵利益纠纷的案件,甚至王位的继承问题也得征求他们的同意。如公元757年,威塞克斯国王希格伯特因违法行为而被贤人会议废黜。诺曼征服后,沿袭“贤人会议”形式,更名为“御前会议”,其组成人员主要是封臣。如遇重大国事,国王要召开御前的扩大会议,即“大会议”,吸收一些大贵族和高级教士参加决策,后又扩召骑士乡绅和市民代表共议国事。1215年《大宪章》规定,国王征税前须召开“大会议”,以征得“全国同意”,从而为议会的诞生奠定了合法的基础。1258年的《牛津条例》规定,由地方诸侯控制的15人会议每年召开三次,监督国王以法行使权力,进一步推动了议会的产生。1265年英国历史上第一次较正规的“等级代表会议”的召开,是英国国会的雏形。1295年由僧侣、贵族、市民各派代表参加的“模范国会”召开,标志着英国议会政治的诞生,反映出社会各方力量与王权的抗衡找到了一个较为合理的平衡支点与运作方式。国会不但拥有征税、立法诸权,也是国家的最髙法庭,其掌握着国家的大部分权力,成为国民用以限制王权的有力武器。英国议会政治从产生之日起就表明了,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其法治就建立在社会各阶层力量的平衡及对权力进行制约的基础之上。
  据记载,盎格鲁—萨克森人是于596年在坎特伯雷的圣奧古斯丁传教下开始信奉基督教,不久便传播广泛,寺院遍布,在人人都是基督徒的英格兰,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按照基督教的教旨,任何人都不能兼有宗教的和世俗的权力,教会这个精神王国控制着人们生活最本质的部分。威廉是在教皇的旗帜下进行征服战争的,诺曼征服后,面对一个强大的宗教“神圣秩序”,威廉虽然基本确立王权优于教权的原则,将教会法院从郡法院中分离出去,排除了其对世俗法院的干涉,但划定了教会在诉讼方面的司法管辖权,而使教会法院成为英国司法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教会不仅在精神上有相当的统领权,而且还享有独立于王权之外的一定的司法权。
  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早期的教皇与国王之间的授职权之争,奠定了西方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基础,伯尔曼《法律与革命》把它看成是西方历史上一次重大的革命,并由此产生了西方权力制衡意义上的法律传统。12世纪时,英王亨利二世企图限制教会势力,坎特伯雷大主教向王权发起反击,双方争执长达六年之久。最后,骑士们杀死了大主教,而诸侯们借机反抗,亨利二世被迫屈服。此后教权与王权的斗争与欧洲大陆一样,此起彼伏,斗争中或占上风的王权也都要强调对教权的维护,没有谁能完全排斥对方而独霸天下,大多以双方妥协的方式签订有关的法律,使失衡的社会秩序再次趋于稳定。总之,教会的独立性与宗教教规中确定的有关世俗政治的原则,使教会与世俗的二元法统治秩序逐步确立。
  11—12世纪,英格兰城镇蓬勃崛起,人口大量增加,尤其是城市市民权利意识的张扬及其自治城市制度的发展,也完成了与王权统治的抗衡。“称作‘末日裁判书’的著名的英格兰经济调查清册于1086年编成,它记述了46个自治城市。……到12世纪末,自治城市中的数百个已经有了庞大的人口。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这些自治城市都持有特权的特许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政府形式以及自己的法律制度。”{13}
  在英国整个封建时期,王权与贵族、教会、城市、议会,既由共同利益拴在了一辆战车上,相互之间又为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始终处于不断的冲突和激烈的斗争中,而这一斗争最终都臣服于法律的协调。品味一下亨利一世的加冕词,是颇有说服力的,其内容大体是:保证维护教会利益,不征用和出售教产,不干涉宗教生活和婚姻;保证革除弊政,恢复法统和秩序;减征贵族税赋;免征骑士地产;总之,国王的统治对各方利益都得以兼顾。{14}人们已经认识到,任何一种力量都不能行使专断的权力,因为都要受法律的约束。通过一定的立法进行妥协,既维护了自由传统和法治理念,也使各阶层的利益都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所造就的多重权力的制衡局面,在各种力量抗衡中实质上最终的赢家是法律,其法治宪政原则就由此逐渐产生和定格。
  最重要的事件无疑是,1215年《自由大宪章》的签订与颁布,它是国王与贵族政治冲突与妥协的产物。当时王权扩张超出历史传统的界线和合法的范围,招致贵族反抗,要求重新确认征税权,立法权属于议会,国民享有人身自由权,未经依法审判不得加以任何侵害,国民还有反抗政府的合法权利……贵族在“权利”的旗帜下,向国王争取“自由”,其直接结果是以宪法的形式使国王的权力受到法律的限制,确认并保护了贵族和自由民的权益,张扬了以法律至上的英伦社会秩序的传统特质。大宪章来之不易,王权应受限制的传统得以形成,实为英国宪政雏形的标志,至今仍被作为英国最为重要的宪法性文献之一。
  从13世纪到17世纪,在英国历史的有关政治斗争中,曾迫使王室四十余次重新确认《大宪章》,重申接受《大宪章》的法律约束。1258年,贵族又迫使国王召开会议签订了限制王权的《牛津条例》,宣布议会法是最高权威,任何法令不得与其相冲突,议会显然成为政体制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1275年颁布的《威斯敏斯特第一法律》,对程序法作了重大改革,以保护国民免受来自国王政府手下官员的侵害,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大宪章》的补充。1322年的《约克法令》,以法的形式确认国王的权力应在议会中行使,由议会制定法律,而不召开议会就是犯法,议会成为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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