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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审判委员会讨论的群体决策及其规制
【作者】 吴英姿【分类】 法院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25(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25卷【页码】 185
【摘要】 本文以通过社会调查方法获得的大量实证资料为基础,从分析审判委员会如何讨论以及如何决策入手,用社会学上的群体决策理论为框架,揭示审判委员会讨论中群体压力对决策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指出:审判委员会讨论是中国单位制社会结构下法官司法行为“单位化”的表现,其存在是基于法官对单位的依赖,审判委员会的功能也因此而发生变异。并指出:尽管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诸多弊端,但是在短期内取消之的条件尚不具备。最后就确立审判委员会讨论程序规范,实现对其权力的制约提出立法建议。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0431    
  一、引子:个案
  G市法院审委会讨论“祝某某涉嫌贪污、挪用公款案”{1}
  承办人:刘丽合议庭成员:于啸(审判长)、李德生、刘丽
  到场委员:院长孙益波、副院长于啸、执行庭庭长戴相均、立案庭庭长尹辄、行政庭庭长王志华、刑庭庭长郑洪、民庭庭长虞奇、审监庭庭长汪雷(副院长杨鹏参加人代会,经济庭庭长邱允飞出差,办公室主任董国忠外出开会,缺席)
  刘:(汇报摘要)被告人祝某某,男,1966年3月31日生,原G市物资协作公司和G市兴业物资公司经理。起诉书指控:(1)涉嫌贪污部分。1994年4月至1995年12月,被告人利用担任G市物资协作公司经理的职务之便,在经手本公司钢材购销业务过程中,用本公司资金,让供货单位将销售发票开给G 市育达公司,再通过育达公司加价开票给G市物资协作公司,从中截留利润到育达公司帐上,总计40.4万余元。(2)涉嫌挪用公款部分。1994年12月,被告人以育达公司名义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购房协议,后挪用G市物资协作公司45万元支付购房款。再于1996年4月将房屋以59.5万元的价格专卖他人,获利10万余元。1995年3月,被告人挪用G市物资协作公司126.5万元购买钢材指标,指示本公司会计将此款记入“应收款—育达公司”帐户的借方。后因该钢材指标系伪造,生意未成,祝某某从江西公安厅要回65万元,汇入G市永生物资公司,至今未归还物资协作公司。
  于:此案确实复杂,我们开过三次庭。因为涉及会计知识,合议庭中应当有一个懂得会计知识的人才行,我们确实弄不清。本案关键就在于司法鉴定是否正确,但目前又没有充分理由推翻这一结论。我的观点,应当认为构成贪污。挪用部分分歧较大。此案原为中院一审,后中院认为证据不足,曾退回检察院补充侦察。后又认为不会判无期以上,故移送到我院为一审。我认为我们讨论后还要向中院汇报、请示,慎重些。
  虞:怎么认定是祝某某拿了这个钱?
  汪:要么是因为祝某瑞是祝某某的父亲?
  孙:现在我总算听出个头绪,为什么前面定贪污,后面定挪用一硬承包等于私营企业:祝是利用职务之便,把本该物资协作公司赚的钱,让育达赚了,其实是个人赚了。后一部分还是用物资(协作)公司的钱给育达用。
  郑:如果要认定祝已经占用了这40余万,是否有证据?
  刘:有银行对帐单和育达提取现金的帐目。
  于:就是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是祝某某得了。
  郑:有三种可能:祝某某得了;父子二人分了;他的父亲得了。要合理排除后两种可能,才能证明是祝某某得了。
  孙:育达公司是祝某某的家,钱到了你家,就是你贪污了一控方是这样理解的。
  郑:要么是共同犯罪?
  孙:不是共同犯罪,就像把钱贪污后打到老婆(公司)那里一样。
  郑:问题是其父是否得到了?
  孙:除非有证据证明内外勾结,否则只能认定是贪污了钱,打入父亲的公司。祝某某就是利用育达来弄钱。
  郑:育达公司实际上每日占用物资(协作)公司的钱,审计报告显示,育达公司帐上是没有钱的。我认为挪用可以定。
  尹:是不是资金侵占?
  孙:资金侵占的概念是:以侵占为目的,占用国家、集体的财物,损害囯家、集体利益的行为。
  刘:辩护人的意见是,这笔钱是物资(协作)公司的,是从别的单位周转来的。
  郑:物资公司的钱就在育达公司帐上滚。
  孙:祝某某都是用公家的钱在自家公司上滚。就是用公家的钱为自己做生意。从大的方面看,证据还是可以认定构成犯罪的。
  刘:要不回来的款子他就以物资公司的名义打官司。
  孙:他当然这样做,他的脑子不是一般的脑子。(这样做)表示他是为物资公司做事的。就这个事:用物资公司的钱,以育达公司的名义买来钢材,再卖给物资公司,从中剥层皮。但物资公司还能赚些利润一是什么性质,好不好定贪污罪?
  汪:就是空手套白狼,问题是(这种行为)是否为法律所禁止?
  尹:如果物资公司赚不到钱,还倒贴,那么祝是以侵占为目的,损害公家利益。现在是公家还能赚到点钱,能不能认定是犯罪?
  虞:就是认定这笔生意利润是80万,其中40多万转到别人头上,如果这个别人不是他父亲……
  尹:特殊就特殊在这里。
  孙:他动了很多脑筋才这样做的,千方百计就是要找到这么个公司。
  汪:如果相互之间都有协议,法律是否禁止?
  虞:这笔生意也是允许的。
  孙:这个从民事角度是对的。祝某某错就错在这里:从刑事角度,关键是用什么资金,是谁的钱。国有企业的钱不允许(这样做生意)。如果允许的话,虞奇,每个人都可以发财—肯定不允许。现在问题是如何定性:是贪污还是挪用?
  虞:我有本事但我没有资金,是否可以用别人的钱?
  孙:国营企业是不可以的,(有关法律规定)国有企业不允许预付货款,早两年是有(预付)的,后来不允许了。
  虞:他这样做公家还赚到钱,否则公家一分钱也赚不到。
  孙:这很明显是套用公家的钱为自己谋私利。
  虞:法律不禁止啊。
  孙:那能扭转(事情的性质)吗?我们都是书生、书呆子!
  于:辩护人的意见是,两个公司是合伙、协作经营。
  郑:这个观点不能成立。
  尹:这个可能是一种三方协议:如果是祝某某把信息转给他父亲……
  孙:他有主观故意在里面。他父亲赚不到钱,他(父亲)没钱。挪用公款前提下賺的钱都是违法的。我认为肯定是错的,但不能认定为贪污,都是挪用,这样合理一些。
  尹、虞:对,这样整个案子就前后一致了。他的本意也就是这样的。
  刘:证据问题怎么办?
  孙:(辩方)否认而没有证据不行。
  刘:辩护方认为,有些帐表明是育达公司的钱,而鉴定结论认定是物资公司的钱。
  尹:审计人员应当出庭,当庭说明情况。
  刘、于:我们已经找鉴定人与控、辩双方说明情况,但是鉴定人是个退休的老同志,说也说不清楚,第一次开庭效果就不好。
  尹:(让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这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于:这样开庭的话要开几个月。
  孙:集中一下,我认为定挪用公款较合适。
  郑:根据审计报告,数额达2400多万。
  刘:20万就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
  郑:我们顶不住,还要送上去(审)。
  孙:请示上去:我们的定性是挪用,数额特别巨大,可能判无期(徒刑)以上,请中院定。
  虞..我还是觉得不肯定。
  汪:法律是否禁止这样的行为?
  尹:如果是三方协议……
  孙:你们可以保留意见,反正我们认为是挪用。(如果他)用的是自己的钱,什么问题都没有。哪几个同意(构成)挪用公款?
  于、郑、王、戴:同意。
  孙:虞庭长、尹庭长,你们呢?
  汪:(没有表态)
  尹:(稍迟疑)同意。
  虞:(犹豫着)我也同意。
  (大家一笑,松一口气。)
  孙:有无认为是贪污罪?
  (无人说话。)
  孙:那就这么定。汇报一下稳妥些。
  二、群体决策:审判委员会讨论方式
  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是一种群体决策的过程。
  (一)审判委员会构成一个小群体
  由于审判委员会是一个法定的组织,成员相对稳定,而且定期活动,因此,审委会实际上形成法院内部的一个小群体。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对群体的分析表明:群体不仅仅是人群临时或者长期的聚合,更展示了成员相互联系的独特模式。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特征,从属于群体的个体成员虽然在人格、信仰和价值观方面各不相同,但是通过共享群体的意义与规范,群体中的人就产生了一种作为群体成员的认同感。群体成员有共同的认同及团结一致的感觉,对群体中每个人的行为都有相同而确定的目标和期望。{2}审委会的每个成员都知道,审委会是来讨论疑难案件,为承办人解决审判与执行中的难题的。不管群体外的人怎么看,审委会成员相信,业务能力最强的人才能进入审委会。或者说,每个成员至少是所在业务庭中业务最强的人。
  审判委员会是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特别设计的群体,属于次级群体。次级群体的目的:达到务实的目标,而不是提供情感或者自我表达的工具。次级群体里成员的关系与初级群体(如家庭、朋友)的关系相比,有以下特征:a.—般只包括每个参与者的一种角色与利益,即特殊性的特征。b.参与者只投人了与情景具体相关的那些方面的人格。c.与特殊关系主体的局部交往。d.相对无个性、无情感交流。e.可能移植到他人身上,也即参与者可以互相替换。{3}审委会的每个成员都明白,讨论的目标是明确的:每次讨论都必须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成员具有强烈的相互合作和团结的感觉。尽管在审委会之外,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由于个性的不同和工作关系,成员之间不一定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但是,在审委会讨论时,他们的群体认同感就会出现,团结合作实现目标的意识就会很强烈。这种认同感和合作意识是审委会讨论顺利进行,并且每次讨论都能形成决策的重要保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疑难复杂的案件,承办人和合议庭用了数月、甚至年把时间都判不下来的案件,经过几个小时甚至更短时间的审委会讨论,一般都有结果。当然,人们可以用“集体的智慧”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来解释,但是就中国法官审判过程中常有的请示汇报、同事之间相互咨询和讨论等做法而言,后者同样蕴含着“集体的智慧”。但是,后者形成一致意见或者明确的结论的机率远远小于审委会讨论,主要原因就在于:请示汇报、同事之间的讨论等没有改变最终由个人作出决策的方式。
  (二)审委会讨论中的群体角色
  怀特(William Foote Whyte)在其经典研究《街角社会》里的描述表明,许多群体规范以角色期待的形式出现。罗伯特·贝尔斯对各种任务取向的小群体(task — orient groups)研究发现,在每个小群体中都会产生一些相同的基本角色。每种角色都以不同的方式对群体的任务或活动作出贡献。一些人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以保持交谈的继续;另一些人为群体出主意;还有些人也维持着交谈的继续进行。其中,最受欢迎的人扮演着协调者的角色,帮助解除紧张,增进团结。菲利普·齐默巴多(Philip Zimbardo)在其主持的关于狱警滥用权力问题的研究中证实,社会结构性的要求可以容易地克服个人偏好。{4}
  在审判委员会讨论具体案件时,成员的群体角色是比较分明的:业务庭庭长和分管院长会多发表意见,而且力争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其他业务庭的庭长很少提意见,提不同意见的更少,即便有不同意见,也很容易被说服。比如在上述个案讨论过程中,因为是讨论刑事案件,分管刑事审判的于院长首先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虽然他没有展开分析,但是对其他成员的观点形成有重要影响;刑庭郑庭长发言比较踊跃;执行庭戴庭长和行政庭的王庭长基本上没有发表意见;民庭虞庭长、立案庭的尹庭长开始不同意承办人的意见,但是最终被说服;孙院长是法院中公认的业务能力很强的人,对各种法律都比较熟悉,法官们送他“活电脑”的雅号。他对案件的分析往往能够切中要害,引用法律准确、分析透彻,因此对其他成员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在这个个案的讨论中,孙院长基本上起绝对主导作用。
  在群体角色中很重要的是“领导”这个角色。每个群体都会产生领导者。贝尔斯发现,小群体中有两个主要领导类型:一个是工具型领导(instrumental leadership),也称为任务型领导,指力图指导群体朝它的目标前进的领导。另一个是表意型领导(expressive leadership),也称为社会情感型领导,指那种寻求创造团结和维持群体协调的领导。{5}后来的研究者把领导风格分为指导型(领导是群体决策的唯一决定者)、参与型(群体决策通过民主讨论而形成,领导在其中起辅助作用)和放纵型(群体有完全的自由,领导极少干预。){6}在G市法院审委会中,孙院长扮演的是典型的指导型领导。讨论中他发言最多,关键问题都是他一锤定音。如果他首先发言,就像“定音鼓”给乐队定基调一样,决定了审委会讨论的结果。当讨论偏离主题,或者可能走上弯路时,孙院长总是能够强有力地把大家引回到他认为正确的思路上来。
  (三)影响审委会讨论的群体规范
  罗伯特·贝尔斯(Robert Bales)对小群体的研究发现,社会结构的产生在于人们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的需要。当两个或更多的人第一次相遇,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紧张。每个个体都试图通过建立相对稳定的群体互动模式来减少这种紧张。这正是群体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旦这样的模式建立起来,其成员和开始知道哪些行为是相互期待的;反过来,成员也可在群体中形塑自己的行为。这样,社会结构就决定了每个个体应当怎样在他人面前表现行为,以及违规会意味着什么。这种互动模式就是群体成员共享的一套行为规范,或者说群体规范。{7}观察审委会讨论的过程,可以看出审委会成员之间的确形成了自己的群体规范:
  1.发言顺序。因为法律对审委会讨论发言顺序未有明文规定,不同法院的审委会有自己的特点,这取决于该法院院长的业务能力和工作风格。而只要院长不换,这个法院的审委会讨论发言顺序基本上是相对固定的。S中院独任审判委员会讨论记录的书记员小宋介绍该院审委会讨论的发言顺序:我们院长要求承办员汇拫完整自己的意见、再是合议庭意见,再由庭长发表自己的意见,完后其他委员发言,然后副院长发言,最后他才发言。Q中院的杨庭长告诉我,他们法院的院长是刚刚从其他单位调动过来的,对业务还不太通,所以在审委会讨论的时候他一般不发表意见,承办人汇报后,就让业务庭庭长多说一点,分管副院长再发表意见,基本上就定了。我观察G法院审委会讨论的风格是,除了承办人先汇报外,委员的发言顺序尽管没有严格的规定,但通常是有规律的。孙院长脑子快,他经常先发言。在他不第一个发言的情形,一般是相关业务庭庭长先发言,然后分管院长发言。业务庭庭长和分管院长先发言是因为通过事前的请示汇报,他们对案情比较熟悉,而且形成了一家之见,所以发表意见快一些而已。可见,正是因为没有关于发言顺序的明确规定,导致G市法院审委会委员的发言顺序形成了一种“谁熟悉案情谁先说话”,或者“谁脑子快谁掌握发言权”的规范。
  2.讨论范围。从理论上讲,审委会讨论应当围绕案件的疑难问题进行讨论。在法律意义上,所谓“疑难问题”包括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关系的定性和法律的理解与适用等问题,非法律因素不应当包括在讨论的范围里。但是,由于审委会功能的异化,所谓“疑难问题”往往不是法律问题,而是其他问题,比如矛盾激化、权力干预、某种社会关系需要协调等等,因此,在讨论范围上已经突破案件事实和法律本身,委员们往往要关心许多与法律无关的事实。S中院担任审判委员会讨论记录的小宋说:
  审委会讨论的往往不是我们(指独任审判员或者合议庭)要解决的问题。大部分案子没有争议,甚至合议庭达成一致的案子(都拿来讨论)。比如一个刑事案件,已经认定被告杀了人,要讨论的是是否判死刑的问题,但是讨论往往跑题,就是全面审查,事无巨细,这个案子全部情况都要过问:被害人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啊,具体这个(行为或者罪名)能不能认定啊,证据是不是充分啊……其实这是合议庭审查的范围,而审委会把这个案子完整的情况,甚至判决后社会的反映,都要考虑进去。
  3.讨论的目的。讨论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审委会成员明白两点:一是讨论必须有结果,因此每个人必须拿出意见,或者对别人的意见表态。二是讨论时不能就事论事,必须综合考虑个方面因素,包括领导批示的真正意图,当事人行为的深层次动机,解决方案的社会效果等等。在G市法院,如果某个成员考虑问题就事论事,特别是单纯从法律角度分析问题,会被讥讽为“书呆子”、“书生气”。
  (四)审委会决策的作出
  尽管法律规定,审委会以多数意见作出决定,成员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同意见记入讨论笔录,但是据我观察,绝大多数讨论的结果是形成一致意见。即使在个别讨论过程中,成员之间曾产生重大分歧,但是最后往往以少数派放弃自己的观点告终。很少有(至少我没有见到)少数派坚持自己的意见,并把自己的意见记录在讨论记录上的。是什么让少数派放弃自己的观点?关于群体决策的研究发现,是群体中的遵从(conformity)压力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社会学意义上的遵从是指与习惯、规则或普遍意见一致的行动。群体内部遵从的压力是强大的,足以改变群体中持不同看法的人的观点。也就是说,一些人即便知道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也会被遵从的需要所压倒。默扎弗尔·谢里夫(Muzafer Sherif)的“亮点移动”试验有力地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小群体成员倾向于通过确定对现实的共同观点来减少情景的模糊性。成员内化了群体的共同观点,甚至在离开群体后还继续持有这种观点。后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即使目标并非模棱两可的情况下,群体成员也有明显的遵从群体期望的倾向。成员对群体期望的遵从,有的是因为感觉到群体其他成员的选择一定有很好的理由,有的是担心如果不遵从,可能遭到其他成员的排斥,从而不能继续保持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这种遵从在成员之间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时更是明显。对领导的遵从被称为“服从”,即认同于现实的或想象中的领导期望。{8}尽管从法律上讲,在讨论中,所有审委会成员地位平等,拥有同等的表决权,但是,成员之间现实的身份与地位髙低差异是始终存在的,院长对庭长的权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尤其是在指导型领导的主持的讨论中,成员对群体期望的遵从带有浓厚的对领导服从的成份。
  如果说遵从是审委会成员意见得以达成一致的基本力量,那么,群体决策的“风险转移”效果则是审委会在短时间内,对重大问题(比如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或者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特别是死刑)上迅速作出决定的“壮胆酒”。许多学者发现,群体决策比单个人决策要冒更大的风险。因为群体决策时,决策错误及其不良后果的风险承担者不再是个人,而是作出一致的群体决策的所有群体成员。这一现象被称为“风险转移”(the risky shift)。一项调查显示,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效率”极髙。比如,X法院在1998年至2002年中,共讨论案件224件,其中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的是197件,占讨论案件总数的87.95%;两次讨论作出决定的是24件,占10.71%;讨论了三次才作出决定的是3件,占1.34%。{9}我也亲眼看到,一些案件证据繁杂,事实难以认定,对行为的定性合议庭意见分歧很大,承办法官和合议庭审理了很长时间不敢作出判决,而审判委员会讨论两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得出了结论。
  风险转移的一种解释是,人们在群体中进行决策比个人单独决策承担了更少的个人责任,于是群体可以作出更大风险的决策。斯蒂芬·威尔逊(Stephen)则从成员对群体的遵从来解释风险转移的根源:在群体讨论过程中,个体将自己的观点与别人的观点进行比较,然后修改自己的观点,从而达到一致的群体决策。当群体中最初持极端观点的人在群体讨论中很少改变时,为了得出一致性的共同决策,别的成员自然会朝(相反)极端观点方向转移。{10}在凝聚力很强的群体中,群体的一致性需要会压倒任何批评性意见,埃文·雅尼(Irving Janis)称这种现象为“群体意见”。因为凝聚力很强的群体在讨论时往往产生一系列错觉:一个是群体的意见不可能出错;另一个是,讨论时几乎每个人都意见一致,使得某些人隐瞒了自己的批评性意见;{11}而且成员之所以隐瞒不同意见,是怕被其他成员贴上“不合时宜”的标签。比如审委会成员最怕被院长批评为“书生气”、“书呆子”。这些错觉(错觉是一种典型的群体意见)和担心妨碍了批评意见的提出。
  群体意见的另一个特征是突发性的“心理防卫”。这是一种消除潜在性的异议,保全意见的一致性,于是皆大欢喜的心理。由于寻求一致性意见取代了批评性意见,群体成员营造了一种一致同意的氛围,这一氛围使得成员们往往忽视了决策中可能存在的冒险。{12}
  贝尔斯与弗雷德·斯多特贝克(Fred Strodbeck)研究任务取向群体时发现,群体决策有四个明确的阶段:(1)定向阶段。在这个阶段,群体被引到问题上来,并对一些事实进行分析。(2)评价阶段。在这个阶段,成员对问题作出估计,并对其他人的观点作出反映。(3)第三个阶段,群体开始谈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达成共识的斗争中,产生了派系也建立了感情。当决定最后出现时,第四个阶段就开始了。(4)在第四阶段,群体试图重新回到开始时的和谐关系。比如,成员可能相互开些玩笑或耍些噱头,以缓和紧张气氛并重建群体的统一。上述个案完整地体现了群体决策的四个阶段:承办人的汇报和于院长的补充,把大家引到问题上来;孙院长的小结、郑庭长的追问,引发委员们对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对别人的观点表示同意或者不同意。逐渐地,在委员们中间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派赞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只不过构成什么罪上尚不确定;另一派对定罪持怀疑态度。在第三阶段,孙院长的指导型领导的风格对讨论结果的形成再次发挥重要作用。他不断把大家关注的焦点从旁枝细节上拉回主题,而且通过他充满自信的口气和语言强化大家对被告人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理解与认同。连我这个旁观者也感觉到被他说服了,顺着他的思路考虑问题并得出结论。最后,尽管还有少数成员表现得犹豫不决,他仍然果断地宣布了讨论决定。当决定出现后,第四阶段出现了。汪庭长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但至少不明确表示反对。而尹庭长和虞庭长终于表示被说服。这时,包括虞庭长、尹庭长、汪庭长在内的所有成员都笑了。这笑声很轻,很温和,没有丝毫嘲讽之意,透出一种宽容和随意。
  三、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实质:司法行为的“单位化”
  在中国单位社会和中央集权格局下的政治权力体系中,法院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裁判机构,不如说与学校、企业、医院、政府各部、委、办、局一样,只是一个单位。法院内部机构设置与其他机关、事业单位的同构性,以及政府把法院与各部委办局一视同仁地加以管理和考核就是最好的证明。单位制下的法院,其他单位一样都具多重社会功能。单位不仅是单位成员从事职业活动的场所,更重要的还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场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完全依赖于单位的同时,单位也成为国家控制人们行为的主要结构。此外,作为一种中央动员型社会,单位制是最佳的社会动员机制。通过控制各个单位(具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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