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试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适用难的原因及对策
【作者】 张复友张宏【分类】 刑法分则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25(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25卷【页码】 202
【摘要】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设立是为了维护司法秩序,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的“执行难”问题,故如何正确适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便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但由于过去对该罪缺乏重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大量问题需要研究。其中,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适用难”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引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执行难”问题,但现在其本身却步入了“适用难”的困境。导致这一困境的原因有三方面:认识原因、法律原因和司法体制原因。因此,解决其“适用难”必须从这三方面入手。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0440    
  一、引言
  如果说裁判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那么实现这种国家意志的方式就是执行,只有公正裁判和有效执行二者完美结合才是法治的真谛。再公正的裁判如果不能有效执行,法律的功能也难以体现,因此,“执行是法律获得生命必不可缺少的形式和途径”。{1}遗憾的是司法实践中“执行难”已经司空见惯,成为法治进程中一大顽疾,严重损害了法律威严和司法权威,解决执行难已刻不容缓。
  虽然“执行难”的原因众多,但“惩治不力成为‘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2}鉴于此,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针对1979年刑法、1997年刑法修正案、1998年司法解释{3}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作了立法解释,{4}为正确适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拒执罪的适用率低、适用难现象较普遍,立法者欲借助刑法解决“执行难”的设想大打折扣,严重削弱了刑法在保障执行方面的作用。有趣的是,“执行难”引发对拒执罪的研究和完善,但拒执罪适用中又产生“适用难”,接着我们又开始讨论“适用难”问题,这种恶性循环成为目前中国法制建设中最大的障碍,似乎我们始终走不出这个怪圈。本文拟针对“适用难”的具体原因和对策提出拙见,希望对解决“适用难”有所帮助。
  二、拒执罪“适用难”的原因
  (一)认识上存在误区
  拒执罪“适用难”,首先是认识上存在误区。由于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有人认为民事案件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旦动用刑罚手段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就是问题的性质发生变化。既然是民事案件,当然应适用民事诉讼方面的法律规定。{5}故法院在解决民事案件时手段应当轻缓,主要是协商调解;而刑事案件是敌我矛盾,是刑事司法的对象,刑事手段应体现稳、准、狠,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应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共同实现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障无辜的刑事任务,因此,处理民事案件是法院的事,办理刑事案件才是公安机关、检察院的责职所在,对拒不执行民事、行政案件认为不该管、不想管,也无暇管,实践中表现为“推诿、消极”,导致“立案难、查案慢、起诉少”。重庆直辖8年来,全市各级法院追究拒执罪案件仅为20件;{6}浙江省法院从1998年至2003年适用拒执罪的调查情况表明:1998年5件、1999年10件、2000年8件、2001年12件、2002年13件、2003年9件。{7}而少数法院从“两法”实施以来,仅审理过一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刑事案件。{8}如此低的适用率对遏制洪水般的拒执行为无疑只是杯水车薪。
  (二)实体法上存在欠缺
  拒执罪“适用难”,还有实体法上的原因。根据《刑法》313条的规定,拒执罪是指对法院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理论界对本罪在构成要件方面虽无原则分歧,但在具体问题上仍存在争议。拒执罪的客体是审判制度,还是执行制度,是简单客体,还是复杂客体?在客观方面如何理解“有能力执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三个概念?拒执行为的起止时间如何计算?拒执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还是一般主体?第三人、单位能否成为拒执罪主体?等等,尽管有立法、司法解释加以细化,但仍存在一些疏漏,有研讨和完善之必要。阐释如下:
  1.拒执罪的客体。
  对此,理论界看法各异,主要有“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人民法院的常执行活动”、“人民法院裁判的权威”几种观点,{9}另外,还有“国家的审判制度”说、{10} “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说、{11} “首先是国家的司法活动,其次是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说、{12} “本罪侵害的法益不是私法上的债权而是国家利益”说等等。{13}可见,理论界关于拒执罪客体的学说观点纷呈,但持简单客体说者居多,持复杂客体说者较少。
  对这一问题,中日学者的观点也有一定差异。例如:日本学者西田典之在其专著《日本刑法各论》中写道:“关于其保护的法益,学术间存在对立:(1)在保护作为国家功能之一的强制执行机能的同时,也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既债权的实现;(2)完全是为了保护债权人债权的实现这一利益。最高裁判所认为,‘强制执行主要是实现债权的手段,该条最终以债权人的债权保护作为其重点’,从而采取了(2)的观点。采取强制执行制度的主要理由在于,为了谋求社会的安定,国家禁止由个人实施私力救济、私力执行,取而代之的是由国家代为保障实现个人权利,因此,强制执行制度的切实且平稳的实现,应该说也含有事关公共福利的国家法益的一面。正因为如此,刑法将本罪规定在‘妨害执行公务的犯罪’这一章之中。因此,笔者认为(1)的观点更为妥当。”{14}我国学者视国家法益为唯一或最高,而日本学者则视债权人利益为优先,反映出两国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上的不同理念,但同样存在简单客体、复杂客体之争。对客体的不同认识直接影响到对该罪的社会危害性的认定,如果拒执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则社会危害性显然要大于简单客体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客体的理论之争,将直接涉及到对拒执罪社会危害性和惩罚力度的评价。
  2.拒执罪的客观方面。
  拒执罪在客观上必须同时具备有能力执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即要有拒执行为、有能力执行而拒执、达到情节严重,三个条件缺一不可。通观《刑法》和解释,《刑法》只是原则性表述,两个解释针对具体客观表现进行了解说。例如:1998年的司法解释确定为六个方面,即:(1)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2)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在执行中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3)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4)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围困、扣押、殴打执行人员,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5)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造成严重后果的;(6)其他妨害或者抗拒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
  2002年立法解释确定为五个方面:(1)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此处所说的财产,既包括已被人民法院保全的财产,也包括尚未被限制权利的财产;(2)担保人或者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或者转让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3)协助执行义务人或第三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4)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的;(5)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情形。
  比较而言,以上两个解释虽然涉及到主体、犯罪对象等问题,但主要还是界定了拒执行为的客观表现。司法解释中列举的六种情形,其中有两个是“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两个是“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两个是“造成严重后果的”,而立法解释中突出的只是拒不履行、拒不协助执行和妨碍执行三种情形,并未强调“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造成严重后果的”。同时,在行为方面淡化了拒执行为的暴力性,增加了共同行为,虽然仍强调“情节严重”,但在“度”的方面有所放宽,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相比,体现出对拒执罪从严的精神。
  但是,由于两个解释中没有对客观表现三方面分别解释,仍存在如何正确理解“有能力执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讲,“拒不执行”的具体表现有作为、不作为、公开行为、隐蔽行为、暴力行为、非暴力行为、单人行为、共同行为、数行为、一行为等多种形式。目前普遍认为作为、不作为、公开行为、隐蔽行为、非暴力行为、单人行为、共同行为、数行为、一行为等,均可构成拒执罪。但对立法解释后,涉及到暴力拒执行为是构成妨碍公务罪还是构成拒执罪?一直存在争论。
  “有能力执行”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是客观标准,还是主观标准?是财产能力,还是行为能力?是完全能力,还是部分能力?行为人如何承担原因自由行为责任?如何兼顾被执行人人权?
  “情节严重”的准确含义是什么?“情节”包含哪些内容?“严重”又是指什么?与犯罪性质、手段、后果以及犯罪的数额是何关系?有哪些主要特征和表现?两个解释中涉及到的十一种情形,是否都包含了“情节严重”情形?还是要区别对待?又如何区别对待?如没有包含“情节严重”,那判断“情节严重”的标准又是什么?
  拒执行为的起止时间如何计算?立法和解释都没有明确。1998年的司法解释为“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书后”,2002年的立法解释只规定协助执行义务人或第三人拒执行的起算时间,即“协助执行义务人或第三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但对被执行人并无涉及。由此带来若干疑问:第一,1998年的司法解释中涉及时间的部分是否仍有效?如有效,问题自然而解,如无效,则时间从何时起算?第二,按2002年的立法解释,可理解为取消1998年的司法解释中起算时间的规定。如取消该规定,那么现在拒执行有无起止时间呢?如有,是从立案开始,还是从裁判生效开始?是从申请执行开始,还是从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书开始?第三,拒执行有无终止时间?如果法院发出执行中止裁定后,有拒执行为如何认定?再如,案件被再审改判,能否认定为拒执行为?第四,能否不设时间要求?如果不设时间要求,就会产生无限追诉问题,这显然与法制精神不符。以上种种问题无疑给适用拒执罪带来了困难。
  另外,目前的解释并没有穷尽所有拒执行为。尽管司法解释中的客观表现第六种、立法解释中的客观表现第五种情形属于兜底条款,但怎样理解“其他妨害或者抗拒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和“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情形”,确难把握。
  由于立法解释并未彻底解决各地法院在适用拒执罪时的困难,于是,各地司法部门为了解决其“适用难”问题,纷纷出台地方性解释。例如:浙江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条规定:下列情形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第2款第5项规定的“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1)被执行人故意转让判决、裁定指定交付的特定物,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2)被执行人挥霍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3)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判决、裁定指定的行为而不履行,造成严重后果的。该意见第3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和本意见中规定的“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一般是指无法执行的标的额达5万元以上或者虽不到5万元但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形。贵州省髙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指出: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标的金额达3万元以上的;或者金额虽不足3万元,但拒不执行行为造成权益人重大损失或严重后果的;或者要求被执行人拆除违章建筑、迁出房屋、退出土地等,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拒不执行,造成权益人重大损失或严重后果的,均应认定为3条第5项规定的情形。
  这些地方性解释虽有助于界定拒执行为,但地方解释各自为阵,口径不一,难免混乱,且仍未能消除解释未尽的问题。我们认为,无论立法和司法部门如何禅精竭虑,也难以用列举方法穷尽拒执行为。因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具有易变牲,即同一行为因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有无与大小也发生变化。由于犯罪的情节包括了许多要素,这些因素对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的作用也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15}因此,要准确界定拒执行为,除正确理解和掌握解释中拒执行为的形式外,还要认真研究和掌握拒执行为的实质特征,唯此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准确把握拒执行为的构成。
  3.拒执罪的主体。
  拒执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还是特殊主体,在理论上也有争议。教科书大都将拒执罪主体定位为特殊主体,{16}立法解释规定:该罪的主体有被执行人、向法院提供执行担保的人、协助执行义务人,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与前述人员通谋以共犯论,负有执行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成为拒执罪的主体。该解释扩大了拒执罪的主体范围,但并未言及其为一般主体,还是特殊主体。
  笔者认为,对此问题应从动态角度认识。按1979年《刑法》规定,其主体是指被执行人;1997年《刑法》对此未作修改;1998年的司法解释只在客观方面作了解释,也未涉及主体;2002年的立法解释,针对司法实践中,拒执行为人的普遍性,对其主体进行了扩张解释,将原有负有执行义务的当事人扩展至有执行义务的自然人。这一扩张是有充分理由的:首先,就执行本身而言,执行依据是生效的裁判,它是以国家名义作出的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文书,有“对世效力,它不仅要求具有实体义务或协助执行义务的人为一定行为,也要求无实体义务、协助执行义务的人不为一定行为,可以说,一切人均有不妨害判决、裁定效力及判决裁定执行的不作为义务,如果案外人实施了妨碍判决、裁定的行为就是违反了这种义务”。{17}其次,从拒执罪立法目的来看,是为了维护司法权威,案外人案内人妨害执行行为对司法权威的侵害并无区别。故拒执罪的主体无论从法理角度,还是从立法演变角度,都应作广义解释,即有执行义务的任何自然人都可成为拒执罪的主体。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其实,现行立法(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已经明确规定了抗拒执行法院裁判罪主体的范围,既包括诉讼当事人,也包括其他诉讼参与人,还包括未参加诉讼的案外人”。{18}
  然而,由于现行立法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构成拒执罪,只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可以追究其拒执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拒执主体又多为单位,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各种社会团体,这些单位往往掌握较大权力,拒执“能量”很大。其拒执行为不仅表现为具体的拒执行为,还可能表现为抽象的拒执行为——以政府等机关文件的形式干预执行,这种抽象的干预是目前执行工作的重大障碍。前述立法的缺陷,导致无法追究大量单位拒执行为,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司法权威。
  (三)追诉程序不科学
  “适用难”之所以由来已久且目前较为突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所适用的诉讼程序。在实践中,曾采取过多种做法追究本罪。在《刑事诉讼法》实施初期,本罪是由法院自审自判。例如,根据1979年12月15日最髙法院、最髙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以及最髙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6条的规定,按本罪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程序,由法院刑事审判庭直接受理并作出判决。随着1996年3月17日新《刑事诉讼法》的通过以及随后所作的法律解释,上述规定已不再适用。按照刑事诉讼法和最髙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4条的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属于公诉案件,即应当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提起公诉,法院负责审判。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该刑事案件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法院管辖。1998年7月18日施行的最髙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01条也规定:“在执行过程中遇有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妨害执行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将有关材料移交有关机关处理。”由此,目前追究本罪的诉讼程序是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犯罪,整理材料移交给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再由犯罪行为发生地法院审理。
  该程序虽明确了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之间分工,但在司法实践中会产生一些操作上的困难。例如:公安机关、检察院两家对办理拒执案态度消极。又如,法院在这类案件的立案侦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中处于什么地位、充当何种角色?再如,在公安机关、检察院询问证人、被害人的过程中,法院执行人员是否以证人或被害人的身份接受调查?法院移交给公、检两家的材料是证据还是公文?等等。这些困难直接影响到追诉效率,籍此,有人认为,拒执罪的立案管辖权由公安机关行使,使简单问题复杂化,弱化了法院的公信力,违背了司法独立原则。确定拒执罪的立案管辖权由法院行使,可以保证法院准确、及时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减少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之间互相扯皮的现象,节约诉讼成本,树立法律尊严,弘扬社会正气,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19}拒执罪是“发生在法官眼皮底下的犯罪,是法官亲眼所见的犯罪。一个国家之所以设计出一套刑事诉讼程序,是因为犯罪不在法官眼皮底下,不是法官亲眼所见,为了防止法官随意判断当时发生的情况,因此要设计一套程序,法官要遵守这套程序来查明当时的事实。但是藐视法庭的行为就不存在适用这套程序的基础”,{20}因此,“可以考虑以立法的形式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由公诉改为应有法院直接处理”。{21}
  从诉讼效率上来讲,拒执罪由法院直接受理应该是最佳方案,但从诉讼公正角度而言,则为最不公正的方案,因其违背了“任何人不能担任自己的法官”这一古老的法律格言。这种立法与司法矛盾严重影响了对拒执罪的打击。
  (四)司法缺乏独立,不当干预过多
  “执行难”的原因之一是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作祟。这是阻碍法院执行工作顺利开展的最主要的原因。{22}进入刑法视野,这种干扰不仅不会就此而减弱,反而会变本加厉,表现为阻扰立案、干扰审判,而现有的司法受制于地方党政的各种弊端都会在追究拒执罪当中反映出来。司法缺乏独立应是该罪“适用难”的主要原因,也是目前法治进程中的一大障碍。最高法院有人为“执行难”总结了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一些领导以大局为由干预法院执行;二是一些党政领导用行政思维对待法院执行;三是暴力抗拒执行现象严重;四是体制改革中的问题冲击执行工作;五是现行法律很多内容不具可操作性”。{23}其中有两个原因涉及到不当干预问题。虽然这是针对民事“执行难”,但同样适用拒执罪“适用难”。
  三、解决拒执罪“适用难”的对策
  (一)重新认识拒执罪的社会危害性
  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其对案件所作的裁判,不论是刑事、民事还是行政裁判,都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具体形式,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判决和裁定一经生效,就具有法律强制力,有关当事人以及负有执行责任的机关和单位,都必须履行义务,不允许抗拒执行。在评价生效的裁判效力时,不能以裁判性质作为判断其效力高低的标准,拒不执行任何性质裁判的行为,都是对国家执行制度的侵害。
  1.有损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
  法律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行为规范,是社会活动的参加者都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诚然,法律的约束力是以相应的国家权力为基础和后盾的,但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这种约束力的实现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的尊严。法律需要尊严,因为尊严是法律的生命,法律功能的实现离不开尊严的作用,这是由法律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法律具有这种尊严,所以社会成员才不敢轻易违抗。如果法律可以随意由人蔑视、嘲笑,甚至可以任意踩在脚下或玩于股掌之间,则法律就失去尊严,不成其为法律了。司法实践中的“法律白条”、“拍卖判决书”以及种种拒执行为都是对法律的蔑视和嘲弄,必将严重损害法律的尊严。
  司法权威是指司法机关的裁判文书在解决争讼的实践中所应当具有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司法权威是法治国家的根本要件之一,如果裁判不具有权威、则司法不仅不能履行其在法治社会所应具有的功能,也不可能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裁判的权威性正是保障司法裁判能够顺利执行的前提条件。只有在诉讼当事人认识到司法的裁判结果具有最髙权威时,才才能真正认同司法裁判,并自觉履行其所确定的义务。
  独立的、受尊重的司法机构是社会正义所必需。法治社会中任何人的权力和利益都不能挑战法院的判决。培植民众法律至上、法律至威的观念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伯尔曼曾说过“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得到切实地遵守”。现在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执行越来越难,暴力抗法案件接二连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缺乏对司法的信赖。如果让这种“法律白条”现象继续下去,必然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等现象蔓延,使国家司法制度形同虚设,使群众对法院的权威、法律的尊严产生怀疑,其后果是直接危及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2.损害当事人利益。
  当事人基于对法律的信仰,将争端诉诸法律,同时,期盼着公正裁判和髙效执行,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如果这份期盼不能实现,不仅使当事人失去对法律的信仰,还将直接侵害当事人的利益。拒执行为侵害的客体应包括执行制度和当事人的利益。本罪的社会危害性之所以较大,系因该罪侵害了两个法益,即不仅侵害了国家执行制度,还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那种视拒执罪客体为简单客体的观点颇值商榷。
  3.不利于法律意识的培养。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的各种现象的感知、情绪和意志的总和。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积极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使守法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公民对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所内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从而就会严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就会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就会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就会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理性守法,实现法治目标。
  但是法律意识的产生是以社会中存在法及其现象为基本前提,尤其是具体的执法行为。司法实践中大量的拒执行为和蔑视、嘲弄司法的行为,将会使公民对法律产生错误的认识和鄙视的情感,久之势必淡化公民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观,影响公民法律意识培养。
  4.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
  法律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有效渠道,当个人寻求公力救济失败后,对法律的信仰也就不复存在,其对法律的情感也将由尊重转为厌恶,于是就有可能去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70440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