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董事中心主义”是世界公司治理发展的主流趋势。与之相应的是董事权力日益扩大，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的现象多见。因此，完善董事责任追究机制成为了各国公司法发展的一个重点。
防止董事滥权有着无可否认的重要性。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公司治理必然与经营风险相伴，而风险无法预知，董事决策失败，或许就须为此承担较重的责任。董事责任一旦过于严苛，董事的积极性将被挫伤，一味追求规避风险，而错失发展良机。这对公司发展不利。因此，法律应该对董事责任进行适当限制，对董事的合理权利进行适当保护，让董事发挥其最优职能。本文将着眼于此，对董事责任限制制度在中国公司法上的建构提出建议。
一、董事责任限制制度的基本理论
(一)董事义务
董事责任的产生源于董事对其义务的违反。尽管世界各国对董事义务的表述有所区别，但就实际内容来看，董事义务均包括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
1.忠实义务。所谓忠实义务，即董事要忠诚地履行其职务，将公司利益放在首位。当董事自身利益与公司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董事要以公司利益为重，不可滥用职权以谋取私利。
2.注意义务。注意义务是英美法系的称法。大陆法系国家将之称为善管义务。其主要含义是：在对公司进行管理的同时，董事有义务使公司达到法律所要求的标准。要履行这一义务，董事需要依赖、运用自己的知识、经验与技能。
(二)董事责任限制的法理基础
当董事违反上述义务时，董事责任便会产生。对董事责任进行限制，是有其法理基础的。
1.公平原则的要求。公司的经营存在着风险，对某一项目的决策既可能带来收益，也可能带来损失。倘若盈利，最大的受益者是公司股东，董事获得的报酬相对小很多。相反，若是董事所获得的信息不充分，导致其决策失败、项目失利，却要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此看来，董事享有的收益与风险不成比例。风险与责任不免过重，有失公允。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对董事责任进行限制，方符合公平原则的要求。
2.公司利益的考量。对董事要求过于宽松，固然会导致其权利膨胀，为所欲为，不利于公司的治理。然而，若是过于严苛地对待董事，同样会对公司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经营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一般说来，风险与收益成正比，风险越大，收益越大；而风险越小，收益则越小。若是董事要为风险所造成的全部损失买单，其决策时难免瞻前顾后，为避免可能产生的责任，而采取保守主义，放弃高风险、高收益的方案，采用低风险、低收益的方案。公司将为此错失商机。长此以往，收益也将受到巨大影响。
此外，还须指出，前文提及的董事义务包括了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但就董事责任限制而言，通常董事只能就因注意义务产生的责任获得减免，忠实义务则不能。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属于两个不同领域。忠实义务主要是对董事的道德要求，是一种基本的职业操守；注意义务则涉及董事的知识储备与经营经验等，涉及个人能力问题。董事能力上的不足可以获得原谅，职业道德的缺失则难以为人所接受。
二是主观恶性不同。忠实义务的违反，如董事窃取公司的商业机会，是一种故意的行为；而注意义务的违反则包含了故意与过失两种情形。在董事因过失而违反注意义务时，其主观恶性与可谴责性要比故意违反忠实义务要小得多{1}。
三是可控性不同。公司经营可能遇到的风险是不可确定、无法预见的。例如，由于市场波动，公司面临财务资金周转难题，董事对此无法控制。但此时董事仍然可能因为未尽到注意义务而被追究承担相应的损失{2}。忠实义务的违反，则是因为董事故意损害公司利益，这是可以控制的。
二、中国董事责任限制制度的立法现状
在我国，公司制度建立时间不长，发展并不成熟，存在着规定过于宽泛、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就董事义务与董事责任这一问题来看，我国现有的规定十分简单，甚至可以说，几乎为空白。究其原因，我国的公司制度正处于“股东中心主义”向“董事中心主义”的转型阶段，随着董事权力的扩大，人们更多地将焦点放在了董事责任的强化上，而忽视了对董事权益的保护，因此，董事责任的限制制度较不完善。
事实上，在我国《公司法》中，规定董事责任的仅有三个条款，分别为第21条、第112条、第149条。其中，第112条第三款规定：“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该款是唯一涉及董事责任限制的条款。可见，我国关于董事责任限制的制度设计较为粗糙，存在空白与缺失。
三、董事责任限制制度在中国公司法上的建构
(一)董事责任限制制度的适用主体
1.董事
顾名思义，董事当然应成为董事责任限制制度的主体，此处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独立董事的情况。我国公司法第122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设立独立董事。作为董事的一种，独立董事自然应当承担董事责任。但是，与公司内部董事不同，独立董事主要为公司提供建议与咨询服务，不深入参与公司的治理与经营活动。较之公司内部董事，独立董事的薪酬也偏低。因此，妥当的做法是，独立董事违反董事义务要承担的责任应较内部董事为轻。
在日本，独立董事可以通过契约的形式，事先与公司达成责任限制的合意，限制责任额度。笔者建议，我国可以参照日本的法律实践，独立董事与公司事先约定责任限额，在限额范围内承担董事责任。
2.高管
关于高管能否适用董事责任限制制度，各国立法存在着不同的情况。在美国，仅有5个州——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内华达州、路易斯安那州与新泽西州——将董事责任限制的保护扩充到董事以外的公司官员{3}。日本的适用主体则较广泛，如其公司法指出，负责公司经营的职员，若其行为失误给公司带来达不到严重的利益损失，股东会议可决定其责任减免。
笔者认为，高管是公司的重要人物，对公司的经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之相应的，高管在决策时自然也承担着较大风险，很可能需要为此背负巨大责任，应当将高管纳入董事责任限制制度的适用主体范围。这是合情合理的。
(二)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
前文已论述了董事义务包括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通常，只有违反注意义务引起的董事责任能获得限制，违反忠实义务引起的责任则不能获得减免。此处不再展开。
那么，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
对于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美国采用了客观为主，主观为辅的做法。美国《修正标准公司法》规定，履行董事的义务时，必须满足以下要求：(1)出于善意(in good faith)；(2)该董事所
······
正式引用法律法规条文时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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