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网约车监管模式选择
【副标题】 以非营运车辆为视角【作者】 兰天玉
【作者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分类】 行政法学
【中文关键词】 网约车;非营运车辆;行政许可;监管模式
【文章编码】 1008-7966(2017)05-0024-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5
【页码】 24
【摘要】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融合发展,以共享经济为理念的网约车飞速发展,市场上出现了通过网络约车软件进行客运服务的行为,“网约车”的监管模式话题也应运而生。而以监管网约车为目的的《暂行办法》的出台,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且存在巨大的监管漏洞——非营运车辆。现将视角放于非营运车辆,从法律和价值方面论证其禁止基础的动摇,并结合加州、上海、北京的监管方式,探寻我国网约车监管的模式选择方向。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9354    
  
  目前,学界对网约车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合法性及监管方向方面,而于2016年7月《网络预约出租车汽车经营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出台回答了以上问题,但分析《办法》之后,发现其不仅缺乏上位法,且未将个人非营运车辆(俗称“私家车”)涵盖于网约车之中,而事实上,非营运车辆却是网约车的核心与活力。现以非营运车辆为视角,通过揭示网约车监管问题中的漏洞缺口,分析当前背景下禁止非营运车辆基础的动摇,结合国内外实践做法,探究当下非营运车辆的网约车监管模式问题。
  一、监管网约车中非营运车辆的缺口
  (一)上位法效力缺陷
  《暂行办法》承认了网约车的合法地位,并要求其具备《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方可进入市场,《暂行办法》公布以来,对于办法中设立的三大行政许可的做法存在不少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其上位法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有的学者则认为上位法应是国务院令第412号《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及其附件《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然两种观点都有缺陷,理由如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81条明确说明“出租车客运和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按照逻辑分析,出租车客运的上位法都并非该条例管理,更何况是目前纳入出租车客运管理体系中的网约车。因此,《道路交通运输条例》并非其上位法。二是国务院迄今为止仍未制定出租汽车客运行政许可的行政法规,但在《决定》及其附件《目录》第112项中有所提及,“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营运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核发”,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实施依据来源于《行政许可法》的第14条第二款的规定,“必要时,国务院可采用发布决定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也即赋予了国务院于特定情形下行使“临时性许可”的权力。换言之,网约车三证是依据《决定》的相关行政许可条件所做出的具体规定。真正的问题在于将《决定》设定的临时性行政许可的方式对网约车进行监管,本身就是存在效力缺陷的。三是该《暂行办法》属于违法增设行政许可的行为。原因在于,既然在法律层面并没有涉及客运经营的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经营者设立市场准入行政许可,那道路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也就没有权力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要求其申请相关行政许可。
  因此,无论是传统出租汽车还是网约车,临时性许可都使得两者的监管处于一种临时状态,没有法律层面的行政许可依据,网约车的监管问题令人担忧。只有国务院尽快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或者自行制定行政法规,才能化解上位法效力缺陷的尴尬。
  (二)对象未纳入以非营运车辆
  对《暂行办法》分析之后,发现该办法不仅在上位法效力有缺陷,在管理对象上也有所缺失,如办法中第13条[1],这意味着网约车需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的车辆,也即将网约车纳入传统出租车管理之中,如此一来,以非营运车辆为代表的网约车被排除在市场之外。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关于非营运车辆能否从事客运经营,法律早有规定。首先,依据2004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10条规定[2],该条文阐明了从事客运经营的经营者须向县级以上政府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投入运输的车辆应申请“车辆营运证”。其次,按照2008年公布的《公共安全行业标准——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规定,我国机动车的使用性质只有“营运”、“非营运”及“运送学生”这三种,而获得“车辆营运证”的车辆在使用性质上属于“营运”机动车,也即属于个人或者单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使用的机动车,这是我国机动车管理的规范标准。三是2004年出台的《决定》及附件《目录》112项相关规定,出租汽车属于国务院临时行政许可范围,需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营运证”、“驾驶员客运资格证”。在我国,经营性客运服务属于特别行政许可事项,需要向政府做出申请才有可能解禁,否则都是“非法营运”。
  但事实上,随着“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融合,网约车成长迅猛,以滴滴出行为例,在我国的客运市场内网约车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模式:一是传统出租车;二是专车,车辆通常来源于汽车租赁公司;三是快车,车辆都是非营运车辆;四是顺风车,车辆也来源于非营运车辆。快车与顺风车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有偿的客运服务,而后者则是非经营性质的合乘出行,由车主和乘客分摊必要的油费等。但两者都因价格实惠,灵活方便而成为大众出行首选。因此,非营运车辆才是网约车的核心与活力部分,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禁止非营运车辆从事客运经营的基础已经动摇,《暂行办法》缺失了最大的监管对象。此外,立法本身就具有滞后性,互联网的发展是当时无法预料的,但现如今《暂行办法》仍用滞后的立法硬套在新兴的事物上,又是否不太妥当,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
  二、禁止非营运车辆从事客运经营基础的动摇
  (一)适度开放非营运车辆——价值基础
  网约车中适当开放非营运车辆具有相当的价值基础,本部分从时代要求、法的价值角度分析,以此论证适度开发非营运车辆的合理性。
  1.适度开放非营运车辆是“互联网+”下共享经济的时代要求
  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为《指导意见》),其第(六)点“发展便民服务新行态”中也提到“发展共享经济,规范发展网络约租车”。网约车正是“互联网+”下共享经济的代表,它依托移动互联网技术平台,“接入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议价等交易成本问题,网约车推动着客运要素资源的分享,模糊了传统上营运与非营运的界限,打破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管制的基础,关于这点,在2016年判决的“专车第一案”中也有体现,法院焦点围绕司机是否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其认为网约车这种客运服务的新业态,作为共享经济产物,其运营有助于提高闲置资源的利用效率,缓解运输服务供需时空匹配的冲突,有助于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无疑,法院的意见正是考虑到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它就像一杆风向标,对今后相关网约车案件具有重大参考意义。
  非营运车辆不仅是真正的共享经济的产物,更是网约车的核心与活力部分。首先,以快车及顺风车为代表的非营运车辆因价格实惠,灵活方便而成为大众出行首选,占据大量网约车市场。其次,以非营运为代表的网约车比传统出租车更符合出行规律。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交通出行呈现出潮汐现象,早晚高峰交通需求达到顶峰,而出租车的数量是固定的,公交交通增长不够快速,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1}。而以非营运车辆为代表的网约车出现,恰好可解决早晚高峰用车紧张的燃眉之急,一方面使得民众的出行更为方便快捷,另一方面提高了车辆和道路资源的有效利用,缓解了城市交通压力,减少社会资源浪费。最后,以非运营车辆为代表的网约车带来的更多财富。《暂行办法》的基本思路还是传统的分大饼的方法,而如今因互联网技术的变革,传统的分工模式已经改变,政府应当转变传统观念,允许部分非营运车辆进入市场,将闲置的社会财富有效利用起来,将饼划大些,可共同创造更多的财富。
  2.适度开放非营运车辆有利于实现法的价值追求
  效率价值是适度开放非营运车辆的出发点。效率一般是指在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也即用最少的资源消耗同样多的效果。《指导意见》指出,发展共享经济,规范发展网络约租车,而非营运车辆作为共享经济的代表,借助互联网移动技术,能够高效率地利用碎片化资源,缓解道路运输压力,解决乘客个性化需求及城市出行打车难的问题,无不展示着其配置使用资源的最大效果。不仅如此,非营运车辆的加入能使得网约车平台节省运营维修等成本,还能提高人们日常的收入,在经济放缓的现阶段具有重要意义。
  正义价值是适度开放非营运车辆的核心。一方面,《暂行办法》的出台,将网约车合法化,与传统出租汽车错位经营,希望实现优势互补,解决新老市场利益交叉问题,这无疑有利于市场公正。另一方面,《暂行办法》未将非营运车辆纳入管理范围,实际上这并不有利于发挥共享经济的优势,扼杀了市场最有活力的部分,没有尊重市场的规则,固守传统计划思维,不能真正促进市场的正义公平。因此,只有合理将非营运车辆纳入办法管理体系之中,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正义。
  秩序价值是适度开放非营运车辆的落脚点。社会只有处于稳定的秩序之下,人们之间才能维持稳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市场秩序也是如此,只有在合乎发展规律的情况下才能够稳定发展,作为非营运车辆的网约车无疑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最新的互联网移动技术的推动下,它由市场产生,由市场自主调节。而当前的《暂行办法》,不仅将非营运车辆排除于市场之外,更是将所有网约车纳入僵化的出租汽车监管模式之下,不仅限制了资源的分散性和充裕性,更是违反了市场规律,结果必将影响市场秩序。因此,只有改变传统思维,尊重市场规律规则,适当开放非营运车辆进入市场,合理进行监管才是明智之举。
  (二)适当开放非营运车辆——法律基础
  网约车中适当开放非营运车辆有一定的法律基础,可从两个方面来论证,一是网约车实行经营性客运的行政许可是否构成对我国公民权利的限制;二是网约车实行经营性客运的行政许可是否符合行政法的相关规定。
  网约车经营性客运的行政许可对公民的财产权及劳动权构成法律限制。一是关于财产权:首先,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其次,根据《民法》、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法小宝;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王静.中国网约车的监管困境及解决[J].行政法学研究,2016,(2).

{2}王军.出租汽车经营行政许可之合宪性分析[J].行政法学研究,2016,(2).

{3}候登华.网约车规制路径比较研究[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4}陈声桂.网络约租车的准入制度研究[J].行政法学研究,2016,(5).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29354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