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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流动性精神病人监管问题研究
【副标题】 从武昌火车站砍人事件谈起【作者】 孙冲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分类】 行政法学
【中文关键词】 流动性精神病人;精神病监管;监护人追责机制;公共监管制度
【文章编码】 1008-7966(2017)05-0005-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5
【页码】 5
【摘要】

现代化的交通方式打破了人员流动的地域限制,为精神病人的流动提供了可能。但流动造成精神病人疏于监管,进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安全风险。究其原因,首先是法律尚未明确精神病人的特殊地位,未对精神病和其他限制或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定权利做出区分。其次,法律尚未对精神病人的自由流动做出限制性规定。再次,法律上监护人责任多从保护主义角度出发,法律责任单一。另外,监护能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最后,国家治理能力薄弱,跨地域、跨部门合作不顺畅,导致公共监管作用低下。针对上述问题,国家需要在立法、司法以及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改进,要建立起规范精神病人流动的专门规范体系,引导精神病人在可控范围内流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9349    
  一、问题的引出
  2017年2月18日,在武昌火车站东广场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恶性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胡某因消费价格问题,与面馆老板发生口角,后持刀将老板杀害,并将老板头颅砍下,丢弃于垃圾桶内。后经媒体调查发现,嫌疑人胡某系精神病患者,曾在2016年接受过精神治疗,发病时易怒、缺乏逻辑思维能力,作案时疑似病发{1}。虽然胡某当时的精神状况还有待公安机关的进一步侦查,但本案仍然引起了舆论对精神病人的高度关注。据媒体披露,事发前胡某的家人已经发现胡某具有精神疾病,但仍让其在春节后独自一人外出打工,导致其脱离了监管。无独有偶,2015年在河南洛阳一名精神病男子当街犯病,暴打一名2岁半的儿童,其身边也没有监护人的监管。类似的精神病患者伤人甚至杀人事件层出不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重度精神病患者人数超过1600万,平均每100人当中,就有一人是重度精神病患者{2}。随着出行方式的便捷和人口流动的增加,精神病人流动性也在逐渐增加。一些精神病人长期脱离政府和监护人的监管,到自己居住的村社以外的地域活动。这类精神病人由于长期脱离管理,医疗卫生部门无法及时监控其病情,发病时也无法及时接受治疗。侵害行为发生时,也缺乏监护人的监管和阻止。他们发病前常常隐藏于正常人中间,不易被发觉,因此发病时社会危害性极强。但与流动性精神病人不断增长相对的是,我国缺乏对精神病人有效的监管机制,尤其缺乏对流动性精神病人的监管。
  二、流动性精神病人长期脱管现状及成因分析
  (一)法律对精神病人特殊行为能力的认识不足
  法律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通过已知的客观条件确定一个人的行为能力。因此,法律对精神病人、部分未成年人、老年痴呆症患者、植物人等限制或无行为能力群体的评价是相同的。但在陌生人社会中,社会成员只能凭借直观的感受和生活经验对一个人的行为能力做出预判。与其他不完全行为能力人不同,精神病人具有长距离流动的能力,这为其进入陌生人社会提供了可能。精神病人往往在正常时表现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隐蔽性导致旁人对他们发病时的侵害会显得猝不及防。另外,尽管这些精神病人在发病时丧失了辨识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其身体素质并没有像老人、植物人或未成年人一样,产生同步性的衰退或减弱,发病期间侵害他人的能力甚至并不低于一个正常人的水平。由此可见,发病时的精神病人虽是限制或无行为能力人,但是其侵害他人的能力并不因其法定行为能力的丧失而丧失。综上所述,精神病人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区别于其他类型的限制或无行为能力人。试想一下,一个不满10岁的儿童和一个即将发病的间歇性精神病人独自在大街上行走,同样是两个无行为能力人,但社会成员对他们的认知以及他们对周边人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却显然是不一样的。
  我国法律将发病时的精神病人、部分未成年人以及部分缺乏辨识自己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并赋予同样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权利。但却未能认识到精神病人是一种特殊的限制或无行为能力人,缺乏从行动能力、侵权能力和社会危害性方面的考虑。立法、司法和国家治理上都对精神病人采取了和对待其他限制或无行为能力人一样的对策。可以说,我国在对待精神病人上缺少一套独立的法律评价体系,进而引发了在对精神病人自由流动,对监护人责任和公共监管上的诸多不足。
  (二)精神病人流动自由尚无法律规范的限制
  法律对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具体类型,法定地位和权利并未进行详细的区分。因此,从现行法律的角度讲,精神病人具有和其他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一样的法律地位和同等待遇。不能将他们区别对待,亦不能在法无授权的情况下限制精神病人的自由。不久之前,非法拘禁精神病人、“被精神病”等事件频频被曝光,国家通过立法保护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1]。在精神病人表现出有危害他人的可能性前,任何人不得限制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由于缺乏限制精神病人流动的法律和机制,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些间歇性的精神病患独自外出打工或者流浪的情况。
  现行立法均从保障精神病人自由角度出发,将精神病人作为弱势群体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病人应该不受约束和监管地在社会中流动。在过去相对封闭的社会,精神病人活动范围几乎仅限于自己居住的村社。而村社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了解精神病患的基本情况,因此可以及时对精神病患的行为做出预判,精神病患发病时旁人亦有所准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精神病患的危害程度。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者也可以利用熟人社会这一优势及时掌握精神病患的动态。但随着社会发展,精神病患的脱管流动越来越频繁,熟人社会的优势无法在陌生人社会体现出来,这就大大增加了社会整体的风险。
  (三)监护人监护能力不足且法律责任单一
  监护人作为生活在精神病人身边的人,其监管往往是最为直接和有效的。但家庭监护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监护能力不足就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一,由于很多精神病患者家庭相对贫困,无力支付精神病人长期住院的费用。家中的成年劳动力都需要参与劳动才能勉强维持生计。因此只能将精神病患者独自留置在家中或者带着精神病患者共同外出打工挣钱。由于工作,这些监护人也无法做到时时刻刻看护着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便可能会独自外逃,到社会上流浪。在《精神卫生法》出台前,社会上频频发生虐待、囚禁精神病人的事情。第二,由于家庭贫困,精神病人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目前针对这一困境,我国在基层农村或社区中通行的做法是将精神病家庭纳入新农合的医保范围,通过“低保”、“五保”以及“精准扶贫”等社会保障方式在经济上支持精神病家庭。但这仍然无法满足精神病患的家庭开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监护人看护精神病人的需要[2]。上述两点原因最终导致很多精神病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病情不断恶化。而繁重的生活压力导致监护人又无法积极履行监管责任,从而导致精神病人脱管。夫妻本是同林鸟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监护人借客观条件为理由,故意消极履行监管责任。一些精神病患家庭处于面子或者是害怕精神病人发病对财产的损坏等原因,故意放弃对精神病患的监管,甚至放任精神病患独自在社会上游荡。深究其背后的原因,监护人责任不完善,监护义务的设定是从保护被监护人的角度出发的,是以被监护人是弱者为假设的,监护人义务以保护被监护人为主[3]。但监护职责还应包含另一层含义,即约束被监护人的行为,防止和避免其实施不法行为,使相对人免遭不测损害之虞{3}。精神病人虽同属弱势群体,但其伤害他人的风险极高,监护人的义务在此却没有所区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监护人消极监管或者不监管,如果精神病人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那么监护人无须承担法律责任。即便精神病人对他人造成了伤害,那么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其承担的也仅仅是由于被监护人侵权造成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而非监管责任。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纵容了监护人的不力监管。
  (四)公共监管部门治理能力不足且缺乏沟通协调机制
  家庭监护存在种种不足,国家对流动性精神病的监管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精神卫生法》和《刑事诉讼法》分别规定了对精神病人的公共监管主体。对于没有违反刑法的精神病人,其监管由卫生主管部门和监护人负责。对于违反刑法,具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公安机关可以先行采取约束措施,由人民法院决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因此,对精神病人的公共监管主体主要是以下几个:公安部门、法院、医疗卫生部门。
  公安部门和法院的监管侧重于已有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是明显具有危害公共安全可能的精神病人。但对于更多尚未发病或是有极强发病可能性的精神病人再或是经过治疗暂时好转的精神病人,则是由监护人和医疗卫生部门负责监管。在原卫生部规定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其中一项就是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目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主要依托乡镇和村社两级医疗卫生部门,区县一级的医疗卫生部门会给下级部门一些业务上的指导。因此,形成了以村社一级为主导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笔者曾在诸多村庄进行调研,以滇中某镇为例,该镇卫生院共有13名工作人员,其下辖6个村庄,每个村庄配备2~3名村医,共13名村医。在鄂南某镇,其情况也与前者类似,每个村庄配备2名村医。而在豫东某村,该村的村医因为收入过少而外出打工,导致两个行政村仅配备了2名村医。这些村医除了完成日常诊疗任务外,还肩众多其他职能,其中就包括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因此,村社一级的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分配在重性神病患者管理上的精力十分有限,对精神病人暂时还无法做到时刻监控。尽管如此,但村社一级的医生在重性精神病患者管理上也并非毫无作用,他们可以借助熟人社会的优势,及时了解精神病人的动态和情况,通过回访根据精神病人的表现及时做出判断。
  但随着精神病患流动性的增加,仅剩的熟人社会优势不再。又由于缺乏信息联动机制,精神病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医疗卫生部门也很难建立起沟通,从而丧失对精神病患的有效监控。因此,实际上受地域条件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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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中国“笼中人”:数十万精神病患者被家属锁住[EB/OL].新京报.http://health.sohu.com/20130711/n381262203.shtml,2017-02-28.

{2}武昌火车站砍头事件始末[EB/OL].新京报.http://mt.sohu.com/view/p/126774555_375839,2017-02-28.

{3}赵虎,张继承.成年人监护制度之反思[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4}陈绍辉.论精神病人人身自由权的限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5.

{5}Justin Enget. 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on the Expansion of Involuntary Civil Commitment for Violent and Dangerous Offenders〔J〕.8U.Pa.J.Const.L〔J〕.841,848(2006).

{6}王龙菊.论我国精神病人监护制度[D].辽宁:大连理工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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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法]米歇尔·福柯.罪过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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