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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受损诸原因探析
【作者】 黄蓓【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
【分类】 公司法【期刊年份】 2007年
【期号】 3【页码】 13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3108    
  
  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问题日趋为世界诸国证券市场所关切,勃兴的中国股市亦莫能外:2004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若干意见》与2004年12月证监会发布的《若干规定》的相继颁布,可谓我国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之纲领;而2006年1月新《公司法》、新《证券法》的双双出台,更为中国广大股民权益之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然而现实却不容乐观,我国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受损之乱象虽见一定遏制,但其形式却从显性转向隐性,由单一呈现多样。那么,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受损原因何在?不同股权结构之下的回答各异:在以英美为代表的分散股权结构下,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是公司治理的关键,中小股东的损害主要来自代理人;而以德日为代表的集中股权结构下,中小股东还可能受处于控制地位的大股东的“掠夺”。我国当属集中型股权结构,但实际上,“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德日集中型股权结构还有很大差别”。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分析我国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受损的原因,以期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体制性原因:市场导向“政策底色”
  中国股市自1990年沪深两地证交所设立起步,在1996年前还被称之为“小市场”,此后便因政府的强力介入而迅速涂上了“政策市”的底色,主要功能被定位为“国企上市融资”。股市为经济体制改革而设立,并因国有企业改革而得以发展。从本质上讲,它并不是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也不是市场化的运作,而是为某一类企业服务,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和行政导向的色彩。在我国特殊国情之下,十余年来政策目标不断变化,稳定性的缺乏使我国的资本市场始终面临投资环境波动的状态,投资股市就好比一场过山车游戏。
  以6年前的国有股减持为例。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公布,10%的非流通股上市流通。国有股减持触动了中国股市的深层利益格局。股民惧怕非流通股上市后冲击市场供求平衡,纷纷开始恐慌性抛股。6月下旬起,股市狂泻不止。到10月底国有股减持暂停时,股市在3个月内回落近千点,被称为“风雨阴霾一百天”。2001年10月22日证监会宣布国有股减持办法暂停。次日,沪深股市出现了发泄般的井喷,股指跳空高开,沪深两市股指大涨。这轮上涨没有持续几天便急转直下,到11月27日,沪市直逼1300点“政策底线”。2002年6月23日,国有股减持被正式叫停。和“暂停”一样,股市井喷3天后迅速低迷。这不过是股市又一次痛苦的痉挛。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变化对市场的影响力非常直接和巨大,如此重要的政策居然只是持续了短短3个月就被暂停,政策的不稳定让广大投资者,尤其是社会公众股股东在股市的汪洋中无法把握自己,绝大多数股民损失惨重。在人们呼吁政策救市的今天,股市违法犯罪愈演愈烈的今天,法律也越来越感到自身的尴尬与无奈。其实,政策救市只能“救”来一个昙花一现的反弹,深沪股市长治久安,离不开至高无上的法律利器。而发达国家的成熟股市从来都是以法治市。现在我国政府应该稳定地推动整个证券市场的发展,做证券市场的“导航员”而不是“救世主”。
  二、历史性原因:股权格局“国股独大”
  中国股市建立初衷是为国企改革脱困,因此中国的上市公司大多由原国有企业改造而来,在担心“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识下,保持国有控股是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占控股地位的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暂不上市流通,由此形成了国有股“一股独大”乃至“一股独霸”的股权格局。尽管目前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全流通局面正在形成,但“国股独大”的状况并未明显改观,2005年的研究表明,国有股份所占内地上市公司的最终所有权比重为82%。当前内地股市存在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国有股份占绝对支配地位,且随着几大国有股份占绝对比重的国有银行上市,国有股份占绝对比重的情况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对资本多数决的逻辑分析表明,多数决意味着“多数权利即全部,少数权利即为零”。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制和强迫,使得股东之间的平等关系出现异化,多数股东的意志和利益得到了全部肯定,而少数股东意志和利益却遭到了全部否定——这正是发生在表决权上最为奇特也最为普遍的现象,即“权利的吞并或权利的淹没”。[1]当进入全流通时代,资本市场将完全面向公众,若国有股占绝对优势地位的现状不改变,那么政府通过行政方式聚集金融资源的阴影就无法从广大中小投资者心中散去。尽管国有上市公司可能具有短期的高效率,但由于其未与市场机制完全融合,随着经济改革深化和市场发展,其长期低效率的缺点就会逐渐暴露。不仅如此,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股权格局的不仅不合理,还大大阻碍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建设,造成了市场预期机制的紊乱。
  三、个体性原因:治理结构“形是神非”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只能说具其“形”(如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会等框架),而不具其“神”(如责任感、对贪污腐化的自觉抵制和对他人财产权利的尊重等)。所以这种“形是神非”的机制只能在实践中发挥有限的效用,不足以有效防御道德危害。[2]
  根据代理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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