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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二年律令》所反映的汉代告诉制度
【作者】 程政举【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分类】 中国法制史【中文关键词】 汉代 告诉 《二年律令》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3
【页码】 98
【摘要】

告诉是行为人主动揭发他人或自身罪行的行为。汉代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告诉制度。汉代的告诉制度可分为告发和自告。告发是主动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的告诉行为;汉代法律对告发主体的身份、年龄、告发的时间均作了一些限制规定;有亲属关系、邻里关系、职务上牵连关系人之间有告发的义务;同时禁止匿名告发。主动告发他人犯罪的予以一定的奖励,错告的法律责任可分为诬告和告不审。自告是犯罪行为人主动投案并坦陈自我罪行的行为;根据汉律规定,有罪而先自告者可获得一定的减免处罚。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3091    
  1983年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为我们了解汉代法律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二年律令》涉及法律部门较多,其中有关汉代告诉制度的规定较为系统,有些规定对今天的法制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告诉,是指行为人依法向国家有关机关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自身犯罪行为从而引起诉讼发生的行为。汉代法律通常用“告劾”表达告诉的含义。“告”和“劾”在汉律中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在使用方面,“告”较“劾”广泛,“告”包括告发和自告,而“劾”仅有告发之意。根据汉代法律规定,汉代的告诉制度可分为告发和自告两种。
  一、告发的管辖、限制和义务
  告发是指行为人主动地或根据法律所确定的义务控告或揭发他人犯罪行为从而引起诉讼程序发生的行为。
  汉代对告发管辖采取属地主义原则,即行为人向行为人住所地的乡官或县、道官告发。[1]如《二年律令·具律》规定:“诸欲告罪人,及有罪先自告而远其县廷者,皆得告所在乡,乡官谨听,书其告,上县、道官。廷士吏亦得听告。”[2]该条律令规定了告发及自告的受理机构,即欲告发罪人及有罪先自告者,可到行为人住所地的乡政府机构所在地或县廷所在地告发或自告;如果告发人或自告人的住所地远离县廷,可直接到乡政府机构所在地告发或自告,乡官应认真听取告发人或自告人的告诉,作好记录,并将记录情况报告县廷。县廷士吏也应认真听取告诉的情况。《二年律令·捕律》还规定:“群盗、盗贼发,告吏,吏匿弗言其县廷,言之而留盈一日,以其故不得,皆以鞫狱故纵论之。”[3]即对于盗贼之类的告发,接受告案的官吏应及时将案件情况报告县廷,不及时报告超过一日,造成盗贼不能捕获的,对受案官吏按“鞫狱故纵”论处。
  由于受等级制度、宗族观念及因时诉讼原则的影响,汉代法律对告发的主体以及告发时间作了一定的限制。
  在告发主体方面,原则上禁止奴婢告主人,卑幼告尊长。如《二年律令·告律》规定:“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4]《广雅·释亲》曰:“姑谓之威。”因此,该条里的“威公”应指“公婆”。该条规定就清楚地表明汉代对奴婢告主人、卑幼告尊长的限制,同时,对于违反告诉主体限制性规定而径行告发者,法律将对之处以“弃市”的处罚,体现了汉代等级制度和宗族观念对汉代诉讼制度的影响。这种规定在《汉书》中也有例证,如《汉书·衡山王传》记载:“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弃市。”这种对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告发的限制性规定与汉代的诉讼观念、诉讼意识是分不开的。汉代统治者认为,家族之间的诉讼主要是由于社会教化不到位造成的,无论是卑幼告尊长还是尊长告卑幼都是法律所不赞成的。但是,在不孝罪告发方面,汉律允许尊长对卑幼的不孝行为进行告发,同时也设定了一定的限制。如《二年律令·贼律》规定:“其子有罪当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及为人奴婢者,父母告不孝,勿听。年七十以上告子不孝,必三环之;三环之各不同日而尚告,乃听之。”[5]该条是对尊长告卑幼的限制性规定,有两层意思:一是正处于服刑期间为人子者或为人奴婢者,父母告之不孝的,不予受理;二是年龄在七十以上的父母告儿子不孝的,须告发三次才能受理,且三次告发不同日。汉律对父母控告子女的这一限制性规定较为合理、理性。首先,正处于服刑期间或为人奴婢的子女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无力敬孝,因此,控告子女不孝就失去了客观现实基础,属无理控告,不予受理合情合理。其次,年龄在七十以上的老人,由于生理或心理的原因有时对自己的行为后果不甚明了,告子不孝三次方才受理,能促使老人谨慎行为。从现代医学理论来看,老年人达到一定年龄后易犯偏执症、痴呆症等老年性精神疾病,有时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缺乏清晰的认识。告子不孝三次方才受理的做法也符合现代医学理论。
  对告发主体的限制还表现在对告发人年龄和社会身份上的限制,如《二年律令·告律》规定:“年未盈十岁及毄(系)者、城旦舂、鬼薪白粲告人,皆勿听。”[6]即年龄未满十岁,以及处于被羁押、服刑期间的犯罪行为人无告发主体资格。
  在告发的时间上,原则上春季属于禁诉的时间。《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记载,元和二年(公元85年)春,诏三公曰:“方春生养,万物莩甲,宜助萌阳,以育时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及吏人条书相告,不得听 受,冀以息事宁人,敬奉天气。立秋如故。”敬奉天时,因时诉讼,是汉律确定的一项诉讼原则。这一规定与汉代推崇的天人相应的理论密切相关,同时与汉代推崇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密切关联。
  为加强社会治安,稳定汉代的统治秩序,汉律还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居民对他人的犯罪行为有告发或揭发的义务,这种义务产生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于亲属关系产生的告发义务。汉代注重亲情,“亲亲相隐”入律,一般不主张亲属之间相互告发,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亲属之间仍有检举、告发的义务。如《二年律令·盗律》规定:“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罪其妻子,以为城旦舂。其妻子当坐者,偏(遍)捕、若告吏,吏捕得之,皆除坐者罪。”[7]从该条规定来看,劫人、谋劫人案的亲属如不及时告发将被连坐,只有告发才能免除劫人、谋劫人案亲属的连坐罪责。又如《二年律令·钱律》规定:“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8]这里的“同居”显然是指同居的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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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基于相邻关系产生的告发义务。《二年律令·户律》规定:“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不从律,罚金二两。”[9]按《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汉代爵级共分为二十爵,五大夫为汉代爵级的第九爵,属大夫之列。大夫以下者“比地为伍,以辨券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发现异常情况要及时报告官府。又《二年律令·钱律》规定:“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10]《周礼·地官遂人》曰:“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后汉书·百官志》曰:“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可见,汉代的基层组织的内部各成员之间均有相互监督告发的义务。
  根据汉律规定,不仅因住房有相邻关系的“伍人”有相互监督告发的义务,而且,从事商业活动的商贩之间如果商铺相连也有相互监督告发的义务。如《二年律令·市律》规定:“市贩匿不自占租,坐所匿租臧为盗,没入其所贩卖及贾钱县官,夺之列。列长、伍人弗告,罚金各一斤。”[11]
  第三,基于职务上的牵连关系而产生的告发义务。《汉书·高五王传》注引张晏曰:“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傅相”即为汉代诸侯国国相。又如《汉书·食货志》曰:“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后汉书·孝桓帝纪》记载,建和元年(公元147年)诏曰:“长吏臧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可见,在汉代职务上的牵连关系的官吏之间对他人之间的犯罪行为有检举、告发的义务。
  第四,抢劫案件中的受害人有告发的义务。《二年律令·盗律》规定:“诸予劫人者钱财,及为人劫者,同居智弗告吏,皆与劫人者同罪。劫人者去未盈一日,能自颇捕,若偏(遍)告吏,皆除。”[12]“诸予劫人者钱财,及为人劫者”,意即那些被迫给与抢劫人钱财以及被人抢走钱财的人,即抢劫案件中的受害人;“同 居”,是指抢劫案件中的受害人的亲属。前述三者虽是受害者或受害者的亲属,但依法具有告发犯罪行为人的义务,如不告发,与抢劫者同罪。如果抢劫者离开后不到一天,受害者及其同居的亲属能将抢劫者捕获并送交官府,或向官府告发的,免除受害人及其同居亲属的罪名。这一规定能迫使抢劫案件中的受害人积极告发犯罪行为人,对于打击、遏制抢劫犯罪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禁止匿名告发
  汉代法律还规定禁止匿名告发。按汉律规定,凡告发他人犯罪的,需写清告诉人的真实姓名。这一规定最早源于秦律。《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曰:“‘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得者购臣妾二人,毄(系)投书者鞠审谳之。’所谓者,见书而投者不得,燔书,勿发;投者[得],书不燔,鞠审谳之之谓也。”[13]这段话可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为律文,后一部分为对律文的解释。律文的意思是“有投匿名书信告发的,不得拆看,见后应立即烧毁;能把投信人捕获的,奖给男女奴隶二名,将投信人囚禁,审讯定罪。”后一部分是对律文解释:“看到匿名信而没有拿获投信人的,应将信烧毁,不得拆开看;已拿获投信人的,信不要烧毁,将投信者审讯定罪。《二年律令·盗律》规定:“投书、县人书恐?人以求钱财,……皆磔。”[14]这里的“县”读“悬”,即悬挂之意。《唐律疏议》卷二十四曰:“诸投匿名书告人罪者,流二千里。”疏议曰:“谓绝匿姓名及假人姓名以避己作者。弃、置、悬之具是。谓或弃之街衢,或置于衙府,或悬于旌表之类,皆为投匿之坐。”可见,“县(悬)书”为“投书”之一种,也应认定为匿名书信,按匿名书信处理。“?”,《汉书·王子侯表》曰:“元鼎三年,葛魁节侯戚坐缚家吏恐?受赇,弃市。”颜师古注曰:“?,谓以威力胁人也。”据此,上述《二年律令·盗律》的条文可释读为:“投匿名信,张贴匿名信恐吓他人索取钱财的,……判处磔刑。”
  东汉时将匿名信称为“飞书”或“投书”,如《后汉书·梁松传》曰:“(梁)松数为私书请托郡县,二年,发觉免官,遂怀怨望。永平四年冬,乃县飞书诽谤,下狱死,国除。”注曰:“飞书者,无根而至,若飞来也,即今匿名书也。”《后汉书·章德窦皇后纪》曰:“章德窦皇后梁贵人者,褒亲愍侯梁竦之女也。……(建初)八年,乃作飞书以陷竦,竦坐诛,贵人姊妹以忧卒。”《三国志·国渊传》曰:“时有投书诽谤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
  汉代不仅禁止告发人投递匿名书信,而且还严禁司法官吏受理、审理匿名控告案。如《二年律令·具律》规定:“毋敢以投书者言毄(系)治人。不从律者,以鞫狱故不直论。”[15]意即“不得根据匿名信的指控、拘捕、审讯被控告人。不遵守法律规定的,按‘鞫狱故不直’罪论处。”《汉书·张汤传》记载:张汤为廷尉时,“河东人李文,故尝与汤有隙,已而为御史中丞,荐数从中文事有可以伤汤者,不能为也。[16]汤有所爱史鲁谒居,知汤弗平,使人上飞变告(李)文奸事。事下汤,汤治论杀文,而汤心知谒居为之。上问:‘变事从迹安起?’汤阳惊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谒居弟使人上书,告汤与谒居谋,共变李文。”从《汉书》这一记载来看,当皇上问起河东人李文之案“变事从迹安起”时,张汤十分惶恐。因为李文“变事”之迹是“飞变告”,即“匿名告发”。熟悉法律的张汤深知受理匿名书信案应受到法律的惩处,面对可能受到法律惩处的法律后果不免有点担心、后怕,表现出了惶恐的神色。可见,汉律对禁止受理、审理匿名信案件的要求是严格的。
  禁止匿名告发对后世立法有一定的影响。如《晋书·刑法志》记载:“改投书弃市之科,所以轻刑也。”《唐律疏议》卷二十四载:“诸投匿名书告人罪者,流二千里。”关于秦汉及其后世立法禁止匿名告发的理由,《唐律疏议》卷二十四有较为明确地记载:“匿名之书,不合检校,得者即需焚之,以绝欺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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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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