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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论法典化与环境法的发展
【作者】 张梓太【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
【分类】 环境保护法【中文关键词】 法典化 环境法 发展路径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3
【页码】 42
【摘要】

法典化是大陆法系的立法传统,对英美法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不断变迁的社会形势下,法典化运动自身也进行着变革。环境法作为一个新兴法律部门,经过几十年快速发展后正面临着如何统一化、综合化和体系化的发展完善问题,是否进行法典化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命题。欧陆国家开始进行的环境法法典化运动引发了关于环境法法典化的激烈论争,目前看环境法法典化的利弊都很鲜明,法典化能否成为环境法发展的路径选择还取决于各国环境法律制度发展的具体实际。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3112    
  法典化作为法律制度发展的一种路径或者模式,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自发端于欧洲的启蒙运动以后,法典化运动盛极一时,编纂一部法典已经成为民法、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是否成熟和完善的主要衡量标准。即便今天,尽管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争议与挑战,法典化依然是一些重要法律部门不断发展完善的路径选择。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关于编纂民法典的种种努力就是重要例证。
  环境法作为一个新兴法律部门,在人类环境危机日趋严峻的现实困境下,几十年来获得了极为迅猛的发展,调整领域不断拓展,各种法律规范纷纷制定,已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种类繁杂的法律体系。但是,经过一段粗放式快速发展后,目前环境法又面临着各种法律规范互相割裂和冲突、法律体系不够和谐与统一的问题。如何实现环境立法的综合化、体系化,形成一个有机联系、和谐自洽的环境法律体系,是当前环境法进一步发展完善所必须突破的“瓶颈”。那么,法典化能否有助于环境法自身的发展完善、实现综合化和体系化呢?换言之,环境法如何因应挑战、继续进行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法典化能否成为环境法下一步发展完善的有效路径?本文正是针对这一基本问题,通过对法典化进行理论考察,以及对环境法的法典化问题进行多维分析,来探讨环境法发展和完善的可能路径。
  一、法典化的一般理论
  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法律制度发展历史中,法典一直代表着法律制度发展完善的高级阶段。它不仅有着体系庞大、结构完整和逻辑严密的外观形式,而且是对一定法律部门中有关事项的全面、综合与基本的规定。法典编纂是以制定法典为直接目的的立法活动,而所谓法典化,其实就是法典编纂作为一种运动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开和蔓延的过程。[1]
  尽管法典的历史十分悠久,法典编纂的立法传统也源远流长,但法典化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法律运动,是在以理性主义为主要标志的欧洲启蒙运动之后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中开始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化运动萌动于17世纪末期,并在18、19世纪工业革命发生、启蒙运动展开、理性主义思潮兴起、建立统一国家呼声高涨的恢宏背景下,开始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法国于1804年制定的《法国民法典》影响十分巨大,在欧洲大陆掀起了一场强劲的法典化潮流,深刻影响了欧陆国家法律制度的发展走向。至1900年,德国编纂的《德国民法典》对欧洲大陆甚至整个世界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与《法国民法典》一起成为大陆法系国家法典化运动的里程碑,奠定了大陆法系法律制度大厦的坚实根基,同时也形成了大陆法系国家追求法典化的传统。随着欧洲法典化运动的深入展开,在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也进行了法典化尝试。但由于独特的经济社会发展经历、强大的普通法传统、实用主义至上、追求司法理性以及对法典法缺陷的担忧等原因,英美法系国家最终没能走上法典化道路。从世界范围看,法典化的追随者十分众多,除欧陆国家外,以日本、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自身进行法律变革时都先后选择了法典式的变法路径。
  历史地看,法典化确乎成为了人类社会法制发展中的主要流向之一。尽管如此,对是否应当进行法典化立法的问题一直存在着巨大争议,反对进行法典化立法的声音一直伴随在历史上几乎每一部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围绕着是否应当法典化的问题所展开的各种论争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理性主义立法观与经验主义立法观以及与人类的有限理性甚至非理性观的论争。理性主义立法观论者认为,只要通过理性的努力,法学家们便能塑造出一部作为最高立法智慧而由法官机械地运用得完美无缺的法典。[2]经验主义立法观则坚持认为理性并非理想可靠的立法方法,只有经验才是实现完美立法的途径,靠理性支撑的法典编纂在法律实践面前必将暴露出其脆弱的非理性的一面。此外,人的有限理性甚至非理性论者对理性主义立法观也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指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以及“我们的事实性知识的永恒局限”。[3]二是法典的统一性、普适性与法律调整方法和调整对象的个体性、灵活性之间的矛盾。法典化论者普遍认为,法典在其构成和适用上具备统一性和普适性的品格,使法律更具确定性和透明性。反对法典化论者则认为法典的统一性和普适性优势只是一种幻象,在丰富而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法典的局限性将会原形毕露。三是法典的完备性、稳定性与静止性、滞后性之间的矛盾。在法典化论者看来,法典的完备性和稳定性对于建立并有效维护一种社会秩序、实现法律的目的至关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仰的必备要素。法典化的批评者们则深刻洞察到其负面影响,即法典的完备性与稳定性同时也带来了法典的静止性与滞后性。
  在持续不断的论争中,法典化立法却在法律领域中广泛推行,并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普遍展开。近代以来,法典化运动在民法、刑法等传统法律领域中取得巨大成就后,开始了对新兴法律领域的拓展,商法、劳动法、行政法等新兴法律部门也逐渐在其领域内广泛推行法典化立法模式。法典化运动还成功跨越法系边界,对普通法系国家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这些国家也开始在某些领域制定自己的法典,其立法开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法典化趋势,比如美国的《统一商法典》。必须指出,传统法典化运动不断拓展的过程中,也受到一些新兴法律领域之特性以及普通法系立法模式之特点的深刻影响,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具有初始面貌了。比较明显的表现是,法典化运动下的各部门法,已不再执着追求制定一部完美的、无所不包也是唯一的法典;而是选择制定一部原则性和综合性的法典,同时辅以相应的单行法或立法与司法解释甚至判例。同时,当今社会以信息化为主要内容的时代特征对法典化运动也产生着巨大影响。因此,法典化运动的前途或者说法律制度发展的新趋势就是一定程度的法典化,既保有法典的外观,又吸收了非法典的灵活性大、针对性强、时效性新等特点,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法律体系构成。
  二、关于环境法法典化的理论争锋
  尽管人类环境立法的历史源远流长,但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法无疑是整个法律体系中最年轻的法律部门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环境法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各种各类的环境法律规范纷纷制定。迅猛的发展也给环境法带来了“成长的烦恼”:法律规范规模庞大但十分繁杂,各种法律规范十分散乱,相互之间冲突严重,体系性不强,综合化程度很低。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环境法的发展和完善,构成了发展的“瓶颈”;如何实现体系化和综合化,是环境法进一步发展的当务之急。环境法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余势未衰的法典化运动一结合,就产生了环境法的法典化问题。环境法的法典化是否可行?通过法典化能否实现环境法的体系化和综合化?环境法的法典化问题所引发的争议较之一般意义的法典化问题更加激烈。除对一般意义的法典化颇富争议外,环境法本身的特点是否适宜于法典化也产生了巨大争论。这些激烈的理论争锋主要是围绕着环境法是否应当法典化和法典化时机是否成熟两个方面展开的。谨防骗子
  (一)环境法是否应当法典化
  坚持环境法应当法典化的观点认为,法典的编纂能够使法律体系统一、逻辑清晰,在这方面环境法也不例外。纵观环境法的发展历史,环境法在经过时间不长但进展迅速的现代环境法发展阶段后,各种单行、零散的法律法规随着不断增多且日益严重的人类环境危机问题而如雨后春笋般地被制定出来;不断发展壮大的环境法也应进行法典化,推动环境法律制度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以更好地发挥环境法律制度的功能。也有一些学者从环境法领域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环境法的作用领域十分广泛,各种调整对象复杂而分散,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众多,十分有必要通过对其进行法典化,制定出一部系统、综合的法典来加强环境法的统一,建立起环境法部门内各种法律规则的有机联系。持有上述理论观点的学者有很多,主要集中在欧陆国家。比如学者Hannes Veinla认为,环境法典能够对不同环境领域进行必要的统一,并将不同的法律规则有机地联系起来。[4]同时,还有一些主张环境法应当法典化的论者从理论意义、价值功能等方面来论证环境法法典化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与主张环境法应当法典化的观点相应,反对环境法进行法典化的理论声音亦非常强大。这些反对性的理论观点又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基于对所有法律部门法典化的怀疑或否定而认为环境法不应进行法典化,另一种是不否认在某些法律部门中比如民法、刑法等进行法典化的重要意义与可行性,但认为由于环境法不同于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的自身特点,不适宜于进行法典化。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典化只是法律制度发展的一个乌托邦,那种对法律制度形式的完美结构、高度理性的追求是不可能真正达到的,具有煌煌外观的法典往往并不具备相应的功能,这些同样完全适用于环境法。因此,法典化不应成为环境法发展的努力方向。这一观点可以说是传统反法典化理论在环境法领域中的自然延伸或演绎。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部门都适宜于走法典化的发展道路,各个法律部门都有自己的不同特点,是否应进行法典化须结合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来说,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发展历史悠久、成熟度高,适宜于法典化并有着法典化的传统和经验;除此之外,私法法律部门基于其权利法和责任法的特点,较之公法法律部门的行为法特征更具有稳定性,更适合进行法典化。环境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传统上常常被视为行政法,属于公法领域。其调整领域、调整对象十分分散、复杂和多变,其调整手段相应地也必须灵活多样、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易变性;同时环境问题具有高度科技背景与决策风险,[5]有关科学技术的更新进步对相关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的影响十分重大。这就必然要求环境法律制度也具有分散性、复杂性、针对性和常新性,企图通过制定一部完备的法典来实现对环境领域的法律调整与规制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环境法这一新兴法律部门不适宜于进行法典化。
  (二)环境法法典化的时机是否成熟
  在主张环境法应当进行法典化的各种理论中,还存在着关于法典化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应否开始进行法典编纂的分歧。这种分歧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对法典编纂的成熟条件和环境法的发展状况的认识不一致。
  坚持环境法法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的观点认为,某一法律领域具备法典编纂的成熟性的标志是该法律领域能与其他法律领域相区别,以及该法律领域内部存在不协调。而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认为环境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的看法不再被接受”,尽管具有“跨领域的特性”,“但人们已经总结出了环境法的作用、结构和原则”,“勾勒出了环境法的轮廓和特征”,“今天的环境法已经可以和别的法律部门相区别了”;同时,“环境法内部还比较混乱”,“侧重点各不相同的单行法之间在内容上也很不协调”。[6]总言之,环境法的法典化时机已经成熟,应当开始进行环境法典的编纂工作了。
  坚持环境法法典化的时机尚未成熟的观点则认为,以法典化为发展取向是毋庸置疑的,但就当前环境法发展进程看立即进行法典编纂的有关工作则显冒进,相关条件并未成熟。环境法还是一个处于急速发展变化中的新兴法律部门,其调整领域尚没有完全划定、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还有待加强与深化,环境法的调整对象也处于复杂多变的状态,调整方法也在不断探索、更新和改进。因此,尽管环境法已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在其飞速发展过程中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之间也确乎存在着很多协调性和逻辑性不足的问题;但是,制定法典并不是当务之急,现有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各有关法律法规的修改来解决。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制定环境法典,无异于画地为牢、固步自封,限制甚至扼杀环境法的生命力与创新力,十分不利于环境法的进一步发展,更会严重影响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的科学、及时、有效地对处。
  三、环境法法典化的利弊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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