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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刑法中致人伤、亡规定研究
【英文标题】 A Study on the Regulations in Criminal Laws Concerning Maiming and Killing
【作者】 林维【作者单位】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期刊年份】 1998年
【期号】 3【页码】 5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886    
  
  将刑法中致人损伤、死亡的立法规定作为一个问题,原因在于:此类条款不仅在1979年刑法及其它单行刑法中大量存在,而且遍布于新刑法各章,此类规定往往易起纷争,也存在有一定不合理性,导致在司法中多生疑难。本文探讨之诸如致人重伤、死亡规定,在其小的一面而言,一般是犯罪构成要件的定罪或量刑情节,在其大的一面言,却与罪数形态中的一些理论,尤其是结果加重犯理论息息相关。另外,此类规定也有欠缺合理性者,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一
  本文所探讨的致人伤、亡的规定,在立法语言中,表现为以下几类:第一: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其它严重结果,例如刑法等121条“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第131条“造成飞机坠毁或者人员死亡”。第二,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例如第144条“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第339条“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第336条“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第三,杀害型,例如第239条“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杀害被绑架人”。第四,引起被害人重伤、死亡型,如第236条“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的”,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致使被害人死亡的”。第五,致人伤残、死亡型,如第238条、第247条“致人伤残、死亡”,第445条“造成伤病军人重残、死亡或者有其它严重情节的”,第234条“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第六,伤害型,如第333条“对他人造成伤害”。
  就其立法语言而言,对于重伤、死亡的理解一般不会有什么异议。易引起岐义的是,所谓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或特别严重危害,在本质上属于一些生活性词汇,在刑法中究竟何所指,上述概念与重伤究竟有何关联,立法时未作出明确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难以准确把握其立法原意,极易引发分岐。它是否就是重伤抑或是重伤之外的另类伤害。有学者认为所谓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主要是指造成用药人残废或者其他严重后遗症[1],但是人体健康中是否包含心理或精神的健康,残疾或者其他严重后遗症在立法上并无标准,所谓残疾与刑法95条之“肢体残疾”是否相同,后遗症是否严重的区分标准等等,仍难以确定。况且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已至如此标准,而所谓重伤即是对人体健康有重大伤害,那么,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者又该如何?亦有学者认为生产销售劣药罪中“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指被害人因服用劣药,延误治疗,致使病情加剧造成伤害、死亡等严重后果,在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罪中则是指“不合格的医疗器材对人体的直接伤害或者不合格的医疗器材无法正常地发挥医疗、诊断功能,因贻误病情而对人体健康的间接伤害,[2]但是该种观点仍然没有揭示其与轻伤、重伤之间的关系,况且将导致死亡包括于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范围内,亦不尽合理。因为健康权与生命权有别,而且在同节中“致人死亡”都与“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相并列,在第335条医疗事故罪及第336条非法行医罪等规定中亦与“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相并列,说明致人死亡并不包含于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或特别严重危害之中。也有学者认为生产销售假药罪中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是指致人重伤,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是指致人死亡或致多人重伤。[3]但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实际上必然包括‘些重伤鉴定标准中所不能包容的一一些伤害,因为目前的重伤标准主要指一些外界因素作用而致组织、器官损伤,对于一些病理、病变等,不为重伤所包括,但必然属于对人体健康严重危害的情形。并且,如上所述,致人死亡亦不应包括在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情形,而致多人重伤仅是一个情节,而非造成的严重结果,况且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应当认为是严重危害程度的升格,而非指严重危害范围的扩大。总之,这是一个完全由立法技术所生之纯操作性问题,但因上述概念在定罪量刑上具有重要意义,应予明确而立法规定却含糊其辞。因此必然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带来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在轻伤、重伤标准已经确立的前提下,不宜再另行制定对人体健康危害程度的标准,而应使后者尽可能地参照使用前者的标准,加以细化,并尽量考虑其特殊之处,总之司法机关对此应尽快作出解释。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所谓致人伤残,其含义也未必明确。所谓伤残,究竟是一独立词汇还是伤、残两字的并列或其含义的组合?所谓伤又是指重伤还是轻伤或兼而有之?“残”同通常所说的“残废”及刑法95条之“肢体残废”有何关系?学界对1979年刑法136条之刑讯逼供罪“以肉刑致人伤残”的含义即多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致人伤残是指致人重伤残废,如致人轻伤,仍定刑讯逼供罪,[4]另一观点认为应一律定伤害罪从重处罚。[5]认为“伤残”只包括重伤残废的观点,其主要理由是:上述各罪的基本法定刑与故意伤害罪中轻伤的法定刑完全相同,以此量刑完全能作到罪刑相适应,如果一律定伤害罪,势必使有关各罪形同虚设。笔者以为,此处“伤残”应包括轻伤、重伤或残废,理由:第一,固然轻伤与上述各罪法定刑相同,但上述条文明确致人伤残应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并没有限制须重伤才得适用,也未限制仅适用故意伤害罪某条款;第二,上述各罪固然均伴随暴力或极可能伴有暴力,但暴力侵害并不必然导致构成犯罪的伤害程度;其三,由于致人伤残仅适用故意伤害罪,因而上述条文仍须适用于一些过失重伤等场合,并末形同虚设;最后,基本法定刑固然与故意轻伤行为相同,但是第247条、第248条均规定“致人伤残”为法定应当从重情节,如认为轻伤可定上述各罪而不必定故意伤害罪,一定程度上影响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实现。
  另外。刑法333条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罪与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罪规定有“对他人造成伤害”,第338条违反规定排放、倾倒或处置危险废物罪规定有“致使……人身伤亡”,均末明确其伤害或伤为何指。笔者认为,此处的伤害或伤亡都应包括轻度伤害与重度伤害在内。但是,如同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分析一样,上述行为可能造成的伤害主要为重伤、轻伤,但又并不仅仅限于人体重伤鉴定标准与人体轻伤鉴定标准所述之伤害。例如强迫他人频繁出卖血液,可能致神经衰弱、贫血、免疫力降低,违法排放危险废物罪亦可能引起胎儿畸形、血色素降低、头晕、神经衰弱及至失常、慢性中毒等等症状,而不同于外力所致组织、器官结构的损伤。因此,一方面有必要适当地对目前通用之轻、重伤鉴定标准进行修订补充;另一方面,对于刑法中所涉及的与伤、亡有关的规定,进行详细明确的司法解释。同样,刑法445条拒不救治危重伤病军人罪,所谓“重残”与第234条故意伤害罪之“严重残疾”,其标准如何亦未明确,也有必要加以详细规定。
  所谓致人死亡,则是指对他人生命的剥夺。但是对他人生命的剥夺究竟是指由其行为直接导致,还是也包括因其行为而导致他人自杀,上述规定各有不同。一般而言,绝大部分场合的致人死亡都应当指因其行为直接导致他人死亡,因上述有关罪行一般以暴力为构成要素,或经常伴随暴力行为,或其行为本身含有剥夺他人生命的危险性。这种直接剥夺生命,既可以是一种作为形式,也可以是一种不作为形式,前者事例较多,后者如第133条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但是对于某些行为中的致人死亡,例如有学者认为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中引起死亡限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而直接引起被干涉者自杀身亡,以及为干涉婚姻自由在实施暴力过程中导致被害人死亡,[6]虐待罪中引起被害人重伤、死亡是指由于被害人经常虐待逐渐造成身体的严重损伤或导致死亡,或者由于被害人不堪忍受虐待而自杀造成死亡或重伤。[7]拐卖妇女、儿童罪中“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即包括因犯罪分子的拐卖行为以及拐卖中的侮辱、殴打等行为引起的被害人自杀或亲属自杀,精神失常等。[8]在台湾,对于奸淫行为引致被害人自杀而伤、亡是否构成结果加重犯,亦存有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此种结果究非行为人故意实施基本犯罪行为,复于主观上能预见范围内,发生所谓预期之加重结果之法理,不甚契合。[9]但有学者认为“因我国妇女受传统礼教之影响,重视贞操,其自杀所发生之结果,如依我刑法17条规定,须以强奸者可能预见者为限,始可令其负致死之加重刑责,否则不然,似此则有不适合于我国社会情形”,因而认可致人自杀亦为加重之结果。[10]
  对于肯定说,笔者以为尚有可商榷之处。致人自杀而伤亡,在自杀与犯罪行为之间并无必然因果关系,非因该犯罪行为而直接引起。而且被害人系一独立责任主体,具有完全意志自由和充分的认识、控制能力,难以认为被告人对此结果具有至少是应当预见的义务,或者即使在道义上有预见可能性,但法律上并无防止的义务,因此对因自杀而致伤亡没有罪过,如果单纯以伤亡结果追究其刑事责任,难免有结果责任之嫌。这种行为人与重结果之间不需有主观关联的观点曾被洛富勒称为“令人愤怒的污点”。因此,并非其行为与致人自杀而产生伤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即足以认定其罪责,尚须有其应当预见之能力与应当阻止之义务的存在。况且在上述各罪之伤亡范围中包含因被害人自杀致之伤亡,而其他各罪有关规定中并不包含,这其中区别的界限是相当含糊不清的,因为道义上应当预见的自杀可能性虽然小,但在诸多案件却似乎共通地存在着。如果基于肯定说的观点;强奸案件中致人重伤、死亡是最应包括被害人自杀而致伤亡结果的,但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1984年4月26日《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答》中,将妇女遭受强奸后自杀身亡的列为“情节特别严重”情形、而不认为属于致人死亡所包含之范畴,无疑是正确的,当然,认为上述各罪有关伤亡规定中应包含有被害人自杀而致伤亡情形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上述各罪中都没有情节加重与结果加重之区分。我们认为,将因被害人自杀而致伤亡与被告人直接导致被害人之伤亡并列地包容于同一规定、同一概念中,实际上是混淆了一般性的加重情节犯与加重结果犯之间的区别,必然导致结果加重犯构造的混乱。当然,前者并非不能作为刑罚加重的理由,但它仅仅是狭义的情节加重而非结果的加重。基于类似的理由,有必要对伤亡的主体进行合理性分析。伤亡的主体一般为被害对象,但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则规定被害对象的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但亲属的含义及范围应如何准确判断;尤其是其亲属的伤、亡与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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