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走出关系社会的法治
【英文标题】 Rule of Law Walking Out of Relational Society
【作者】 郭忠【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法律社会学【中文关键词】 关系社会;非正式制度;法治
【英文关键词】 relational society;informal systems;rule of law
【文章编码】 1001—2397(2001)05—0051—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5
【页码】 51
【摘要】

我国社会正面临着走出关系社会的过程。关系社会的社会控制方式是以各种非正式制度为主。在关系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社会需要建立法治,另一方面关系社会遗留的非正式制度仍然对社会产生着影响,某些部分和法治原则根本冲突,这是推行法治遭受阻力的原因。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应对非正式制度加以区别对待,不能过于妥协。

【英文摘要】

Our society is facing the course of walking out of relational society.The mode of social control in relation—al society depends on various informal systems.In the course of the change of relational society,our society needs rule of law.On the other hand informal systems still influence the society.Part of them conflicts with principle of rule of law radically.It’s the reason why did rule of law encounter resistance.We should differentiate the informal systems and shouldn’t compromise with them excessivel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3462    
  一、关系社会及其社会控制
  记得80年代有位诗人写了一首诗,诗名叫“生活”,全诗只有一个字:“网”。虽然只有一个字,但该字却含义深刻,道出了诗人对生活的一种感受——错综复杂的关系。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关系,生活也只有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中才可能展开。虽然社会关系有多种多样,但本文所指的关系仅指由于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其实所有的社会都离不开人际关系,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不一样,传统社会里人们的关系更限于人们因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而结成的关系,关系相对复杂、牢固和固定;而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较为简单,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凝固力已松弛,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由于利益而形成的分工与合作的关系,关系相对简单、松散而易变动。由于这一点区别,传统社会可以被视为这样一种基于关系的社会,人们在这个社会里因相互熟识,而形成了一种较为亲密的感情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关系社会”。
  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社会必然要迈入现代社会。因此,必然有一个走出关系社会的过程,西方国家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已经历了这一过程,而发展中国家有的正在经历这一过程。梅因将它称之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他认为这是进步社会的通例,它的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1}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关系社会。梁漱溟在把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进行了对比之后断言,中国社会既不是社会本位,也不是个人本位,而是伦理本位,也即是关系本位。他认为,在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里,不把重点固定放在任何一方面,而从乎其关系,彼此交换,其重点放在关系上了。{2}中国古代关系社会与其他社会不同的是它的形成和巩固是受到儒家思想强化的结果。儒家通过礼制的逐渐建设,形成了一套规范人们行为的等级伦理规范,这套规范以家国同构的形式,强化了人们之间,主要是家庭内部以及国家和家族、个人之间的联系,将之规范为不同的等级体系,确立不同的权利义务。这样人们之间的关系和角色定位便稳固下来,社会也得以稳固,但这样的结果便是强化了血缘关系和准血缘关系的联系(如天子和子民的关系、父母官和百姓的关系),使家庭关系、亲属关系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费孝通教授曾用“差序格局”描绘出了中国农村的人际关系状况,这种状况实际上是传统中国长期延续的人际关系状况。他认为,西洋社会是一种“团体格局”,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的清楚不会乱。而在中国社会里家的界限是不清楚的,“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以伸缩的,大到数不清,是天下可成一家。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格局就好象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的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和现在的人。这便如俗语所说的“一表三千里”。{3}
  在差序格局里的社会,人际关系是以家庭关系或亲属关系为中心的,这种社会不大重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非亲属关系,只重视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亲属关系,这一特点在我们日常的对人称呼中就可以看出,我们通常用“叔叔”、“大妈”、“大爷”等带有亲属色彩的叫法对非亲属长辈表示尊敬、礼貌和亲密。还有如果非亲属的个人关系达到了十分亲密和重要的程度,就会经常把它纳入亲属关系的轨道,如结拜兄弟、拜干爹干娘,这样才便于他们之间比较亲密的活动的开展。
  传统中国的“关系社会”的体现除上述以家庭关系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外,另一个体现就是熟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要经济内容,基本上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的目的是自己消费。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一般男子从事农业生产,女子在家从事纺织等家庭副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一般重视土地,很少改行或迁移,也很少从事商品经济活动。在农村里大多数村落都是在家族聚居的基础上形成的,宗族是农村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由于封建社会经济和社区的特点,人们长期居住在一个地区,出门远行是不常有的,在比较封闭的村落,陌生人都不容易见到,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相互熟识,互相了解,很容易产生一种向心力和相互帮助、克服困难的亲密关系。
  在关系社会里,社会调整的主要方式不是法律,而是各种非正式制度。法律虽然是行使国家权力的主要方式,但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却并不一定要法律来管。因为关系之间的制约力量可以达到现代法律所能达到的目的。在关系社会里,法律退缩到关系后面,法律除了处罚一些对国家的重大犯罪之外,而其它完全可以等到在关系相互作用不能处理好之后,再由国家法律来处理。如家法不能处置,再交由国法处置;村规民约不能处置,再交由法律处置。
  非正式制度在关系社会里发挥着现代法律的功能,主要在以下两方面体现出来:
  (一)法律确认血缘关系内部的自我调整,它一般总是赋予家长以相当大的权力来调整家族内部的关系。
  梅因认为,有不少证据都证明最古社会存在着一种在罗马制度中被称为“家父权”的制度,它是“父”或其它祖先对于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有终身的权力。在罗马的“家父权”制度中,父对子有生死之权,有无限制的肉体惩罚权,他可以变更他们的个人身份,可以为子取妻,可以将女许嫁,可以令子女离婚,甚至可以出卖他们。{4}在中国古代,同样存在着类似古罗马“家父权”制度,只不过中国的家有伸缩性,小则为家,大则为族,家长有家长权,族长有族长权。中国古代的家长是全家的首脑和权力的核心,掌握有全家的经济权、法律权和宗教权,家长对子孙的身体自由有决定能力,子孙被视为财产,父亲可以将他们典质或出卖,家长还对子女的婚姻有决定权。族是家的综合体,族长最重要的任务是处断族内纠纷,“族长实无异于宗族法律(家法)的法官,为族法的执行者。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判断曲直,酌定处罚,他的话在族中即命令即法律,他可以使令赔偿损害,以及服礼道歉之类。……在社会和法律都承认家长或族长这种权力的时代,家族实被认为政治、法律的基本单位,……我们可以说家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族团体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解处理,才由国家机构处理。”{5}由于家族在中国社会中对社会稳定的重要贡献,封建国家总是在法律上强化家长制统治,赋予家长权威,并以家长作为法律责任的承担者。甚至鼓励亲属相容隐,禁止亲属告奸。因为这样有利于巩固家庭关系,而家庭和家族的巩固则减少了社会动荡的可能,许多矛盾可以在家族内部化解,同时也减轻了国家负担。但对家庭关系的巩固,增加了家庭的内聚力,不利于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发育,不利于个人的独立成长,也难以形成商品经济中所要求的平等关系,客观上不利于法律的生长,它强化了非正式制度的自我调整功能。另外,家国同构的理论设计,将国家也纳入家庭关系网中,将国家管理等同于家庭式管理,便构筑了一个庞大的纵横交错的以皇帝为中心的家国关系网。许多问题便在这个关系网中通过权力的大小碰撞得以解决,法律不过是网上最高权力者的一种工具,而并非是网络得以建立的基础。如果通过关系制约的方式能得以解决的问题,是不需要法律来帮忙的,而实际上大部分的社会矛盾已通过关系的制约特别是血缘关系之间的约束都得以解决。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并不庞大的政府却也能统治庞大的国家。
  (二)熟人社会里更多地依靠道德、习惯、风俗调整
  中国封建社会尊崇儒家思想,强调“德主刑辅”,这是有深刻社会根源的。[1]除了依靠血缘关系的控制可以解决不少纠纷外,在封闭的熟人社会里,道德教化非常容易发挥其作用,而法律却不那么容易发挥作用。
  1.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使得人们面对纠纷不愿意去破坏业以形成的社会联系,因此更愿意寻求非法律途径的解决方法,如纠纷双方的一定程度的妥协和和解。
  不少法社会学家都注意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况会对法律的运用产生影响。法社会学家布莱克认为人们之间的关系距离和法律的量密切相关,法律和关系距离的关系呈曲线型。在关系密切的人中间,法律是不活跃的,法律随人们之间的距离的增大而增多。他发现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一个人指控与之关系密切的亲属的可能性最小,其次是朋友、熟人、邻居、同家族的人、同乡等。{6}
  著名的法人类学家格鲁克曼(M.Gluckman)运用复杂关系和简单关系的概念说明了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结构对法的发展、法律形式的影响。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社会,但关系简单,而传统社会是一个简单社会,但关系复杂。简单关系与复杂关系所需的法律形式、社会控制形式不同,复杂关系使人们之间增加相互控制的方法,而在简单关系中如果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关系的有限性几乎没有什么解决问题的资源。{7}
  在运用数学中的博弈论来分析人们解决争端的方式的时候,也说明了以上观点。在博弈双方博弈次数少的情况下,结果是不确定的。而在双方多次博弈,已产生信任和合作的情况下,可产生最优结果,从而对双方都有利。{8}博弈模型说明在有亲密关系,且经常接触的人中间,人们宁愿选择合作的方式而不是激化矛盾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和解、妥协和第三方裁判能避免冲突升级和带来更大的矛盾。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
  从以上我们便可以明白为什么孔夫子那么强调“克己”,中国社会那么赞赏忍让和谦虚。同时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和谐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追求的目标,它不仅要和自然秩序达到一致和协调,还要人们之间达到和睦相处的协调状态,李约瑟认为:“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和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9}在中国古代这样一个关系复杂的社会里,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只能是无讼。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广泛存在的贱讼现象的本质原因是害怕而非鄙视。在成员流动的农业社会里,人们担心“一场官司十年仇”、“低头不见抬头见”,加上人们身份与等级的不同,在同一公堂上对质有损体面。由于这些利害原因,害怕诉讼带来的不利后果,人们不愿选择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10}虽然无讼和贱讼的观念至今仍然遗留在人们的法律意识中,并被当代不少法学家看作是人们缺乏权利意识的原因,但是在古代那样的关系社会里,无讼无疑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合理的方式。现代社会里,人们面对的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大多数并没有长期而固定的关系,许多接触和交易都是一次性的,法律便成为人与人之间冲突的解决的最终保障,实现权利便成为人与人之间冲突解决的最终价值。
  2.在熟人社会里比较容易形成一致的价值观,舆论对每个人都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
  熟人社会的封闭性使社会难以受到外界的影响,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难以改观。而相同的价值观有利于社会内部形成凝聚力,增强社区内部战胜困难的力量。在这种社区里,行为不合群、违反规范的人对这个社区的人们来说感觉是危险的,必然要受到舆论的谴责,而个人的命运是和这个集体联系在一起的,失去了这个集体就失去了自己安定的生活,他往往就会遵守规范。
  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的行为存在着从众现象[2],所谓从众现象是指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以某种集团规范或多数人意见为准则,做出社会判断,改变态度的现象。遵从规范,服从规范压力,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建立在道德自觉基础上的规范行为,另一种是随多数人意见或集团规范的从众行为。{11}在价值观一致,内聚力强的社会里,人的个性不易彰显,从众现象更为突出,从众心理现象天然地维护了社会规范的实现。在这样的社会里,解决它的内部矛盾,法律基本上是不需要的,因为违犯社会规范的人本来不多,即使有违反者,社会自有一套内部规则来制约,这套规则既能维持秩序,又能增进社区团结,自然是比单纯运用法律高明多了。
  所以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强调道德教化的力量,尽力推行儒家的伦理道德观,这自然是切合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实际。由于道德教化的力量,儒家思想深入人心,逐渐成为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当儒家思想成为一个熟人社会的主要价值观之后,文化便开始利用自己的模式塑造人,它的力量便是通过舆论实现的。儒家深知在熟人社会里,道德的力量在于使人知羞耻,舆论的羞辱会对人产生不低于法律惩罚的震慑力量,故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有的学者将文化激励分为“内疚文化”和“羞耻文化”,“内疚文化”所保持的文化一致性是受到内疚的激励的,一个具有内疚定向的人在犯罪时,即使没有人发觉,也会感到内疚,而“羞耻文化”只有社会成员的伙伴在场羞辱他们时,他们才遵守文化规范。{12}中国社会的文化偏重于羞耻文化,是因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较薄弱,内在化的控制主要是通过自我修身养性来实现的。正因为内在化的自我约束力较弱,以外界舆论约束力为主,所以儒家历来强调修身是本,而且修身的关键在于“慎独”。
  中国社会中的“羞耻文化”的一个结果就是“脸面意识”。鲁迅在谈及“面子”时说,“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认为它不愧为中国人的一种做戏的本领。“脸面意识”在中文中许多词语都可以体现出来,如“争脸”、“争光”、“丢脸”、“丢面子”、“丢人”等。{13}“脸面意识”体现了中国人的道德生活的控制主要来自于外界,即舆论。过于强调舆论的控制作用,容易在个人人格上形成双重人格,即“伪君子”式人物,但不可否认在熟人社会长期接触的人们当中,舆论对个人的否定作用还是十分可怕的,它意味着长期的歧视和心理压力。
  二、关系社会转变及其法治
  关系社会在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很长时间。解放后,虽然我们国家实行社会主义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英)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96—97.

{2}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三卷(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94.

{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5—26.

{4}(英)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9.

{5}瞿同祖.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1981.24,25.

{6}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47—49.

{7}朱景文.现代西方法社会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114—115.

{8}朱景文.现代西方法社会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187—189.

{9}转引自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96.

北大法宝

{10}范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242—243.

{11}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294—295.

{12}(美)M.E.斯皮罗.文化与人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46—149.

{13}参见瞿学伟.中国人:脸面类型、关系构成与群体意识(J).载沙莲香等.中国社会文化心理(C).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263—296.

{14}杨心恒.从乡土社会到工业文明:转型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J).载袁方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C).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131—132.

{15}杨心恒.从乡土社会到工业文明:转型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J).载袁方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C).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119—144.

{16}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59—71.

{17}江山.法的自然精神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52.

{18}沙莲香等.中国社会文化心理(C).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300—301.{19}董?舆.中日法律意识比较研究——以北京、东京调查为中心(J).社会科学探索,1997(1).3—17.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73462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