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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宪法价值与功能的法理学分析
【英文标题】 A Jurisprudential Analysis of Value and Func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作者】 朱福惠【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宪法价值;功能;法理学
【英文关键词】 value of constitution;function;philosophical jurisprudence
【文章编码】 1001—2397(2002)03—0025—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3
【页码】 25
【摘要】

宪法的价值是人们对宪法产生的预期需求,民主、平等、保障人权等是宪法价值实现的积极结果,而不是价值本身。宪法的功能包括分配政治权力、规范国家权力、预防社会混乱和调节利益关系。

【英文摘要】

The value of the constitution is what people expect to obtain when the constitution is created;what the constitution pursues in its value is to realize its positive effect in democracy,equality and guaranty of the human rights rather than the exclusive value itself.The function of a constitution involves the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power,normalization of the state power,prevention of social violence and readjust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3541    
  一、法律的内在价值和现实价值
  “价值”是应用范围最为广泛的术语,其词源意义为某种物品能够满足人们的特定需要。在哲学中,价值的含义则较为抽象,一般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认识,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即对人和社会的有用性。
  古代法学家已经将价值判断作为法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与方法,近代自然法学派更加注重法的价值分析,虽然在十九世纪中叶受到历史法学派和法律实证主义的挑战而受到冷落,但到二十世纪出现了自然法思想和价值侧重法理学的复兴,形成新自然法学派。该派学者认为,应当从法律调整的目的和法律的理想出发来探索法律的价值,不应当从现实的法律制度中去寻找法律正确与否的结论,即否定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法学分析方法。由于法律期望达到的目的与价值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从法律目的出发衡量现实法律制度成为新自然法学派的主要特征之一。
  法律的价值是什么?西方法理学者认为,法律的价值包含判断法律价值的思想和观念、法律价值的表现以及法律价值的实现三个部分,对这三个问题的理解构成法律价值理论。德国学者拉德勃鲁赫认为,法律的概念和法律的理念是不同的,法律概念是文化概念,是为法律理念服务的。而法律的理念就是法律的价值,它首先就是指正义,其次是指具有伦理属性的功利和法律的确定性。{1}可见,拉德勃鲁赫认定法律的价值是超现实的,它先于法律而存在,既是对立法者的基本要求又是对法律的现实评价准则。美国法学家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是密不可分的整体,而法律的价值在于“满足或有助于满足人们共同需要的一种合作努力。每一条法律规则都有旨在实现法律秩序某种价值的目的。”{2}可见,富勒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促进道德并维护法律秩序。
  我国法学理论虽然没有形成西方国家那种道德和哲学基础各异的学术流派,但对法律价值的认识也有不同的看法。法理学者沈宗灵教授认为,法律的价值包括法本身具有哪些价值以及法促进哪些价值两个方面,从法本身具有的价值来看,任何社会的法总意味着理性和秩序;从法所促进的价值来看,归纳起来不外正义和利益两大类。{3}法理学者李龙教授则认为,法律的价值首先反映的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因此它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法律价值既然是客体对主体的需要,它可能对主体是有价值的,也可能是无价值的或者是有害的,所以法律的价值是指法律对主体产生的各种效应的总和。具体来讲它有公平与效益、自由与平等、正义与秩序三种综合形态。{4}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法律价值,法是主体需求的产物,因此法的价值具有主观性的特点,社会成员即主体的法需求和对法的评价是形成法的价值的重要条件。虽然法的价值可以作出多种多样的分类,但是,正义和自由是法的主要价值。{5}
  对法律价值的形成以及表现形式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因为法的价值问题是法律哲学中的核心问题,涉及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因此对法律价值下一个完全精确的定义显然是不明智的。我国法理学界虽然对法律价值有不同的看法,但认为法律价值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客体对主体需求的满足;其次认为法律价值的主体极为复杂,不同层次个人、群体对法律的需求不同,价值观念也不同,因此人们对法律的主观认识也有较大的区别。
  从法律价值的一般形态来分析,虽然法理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分类,但不同类型的法律价值均可以归属于“内在价值”和“现实价值”中的某一部分。有些学者在论及法的价值时侧重于法应该具有的价值,而有些学者在论述法的价值时侧重于法在社会生活中体现的价值。之所以将法律的价值分为“内在价值”和“现实价值”,是因为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与法的制定和实施密切相关。首先,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习俗对法律的制定产生深刻的影响,即人们期望法律能够达到特定目的,并以此为指导而制定法律;其次,法律的实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它或者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或者能够部分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也有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法律的内在价值体现人们的法律理念,它并非人们的主观臆造,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人们组成社会、国家和集体,其终极目的在促进人自身的发展,在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道德的不断完善;道德、宗教、法律和国家制度等上层建筑都在某一方面促进人的发展和完善。虽然不同个体和群体的价值观念存在一定的差别,然而个体之能溶入群体之中,在于个体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在某一历史时期能够相互认同,形成共同生活的准则,即社会生活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维持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习惯和道德规范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法律规范是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当这种规范符合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时,人们便认为它是正义的法律,因此也是有价值的法律;如果这种规范不符合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时,人们便认为它是非正义的法律,因此也是没有价值的法律。正因为人们生活在有组织、有秩序的政治共同体内,只要政治共同体尚有存在之必要,法律是必不可少的行为规则,人们对法律最基本的需求便是秩序和正义,这是任何政治共同体的群体法律价值观,它服从于群体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认同,不以少数个体的特殊价值观念而发生变化。当然,习惯和道德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也产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法律价值的认识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法律的内在价值首先表现为群体对法律规范社会生活所要达到的预期目的。
  法律的内在价值还表现在立法方面。在立法方面,英美国家的部分学者认定立法机关的立法过程是发现法律的过程,而不是随意捏造规则或者制造满足部分人的政治经济利益规则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也强调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应当重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立法不过是对社会各种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进行认可而已。这两种法律观虽然建立的哲学基础不同,但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立法活动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立法者按照人们对法律的需求和愿望而制定规则,他们不过是由群体推选出来并代表群体价值观念而制定法律。当立法者制定符合群体价值的法律,这种法律从其本来意义上讲是有价值的,如果立法者背离群体价值或者无视人的生存和发展,其制定的法律是不正义的法律,这样的规则从其产生时起就不是法律,当然也就没有价值可言。
  法律的现实价值是指法律在实际生活中是否体现出内在价值,因此现实价值是一种实践性价值,它强调法律在适用过程中的价值实现。法律的内在价值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第一,法律本身是否是有价值的,即法律规范是否体现了内在价值。如果制定的法律是“恶法”,是不道德的法律,那么这种法律的实施不过是恶法的延伸而已。第二,法律的实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价值的法律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正确的实施,它的内在价值乃胎死腹中。由此可见,法律的内在价值是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念对法律实施后果的评价,一切法律都可以在理性的价值观面前接受检验。德国法西斯专政时期,魏玛宪法得不到实施,但不能说魏玛宪法没有价值,而是没有实现其应有的价值;中国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主势力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是有价值的,但同样被军阀废弃而不能实现其价值。法学家常常将专制主义法律、法西斯主义法律以及一切反人道、反人权的法律称为不正义的法律,不是说这些法律没有经过形式意义上的立法程序,也不是说这些法律没有经过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而是它本身是不正义的,是没有价值的。当法律的整体精神符合自然正义原则,但法律规范本身有疏漏或者暇疵,在司法独立的条件下,法官可以在适用法律时作出解释以资弥补,从而使法律的价值不因立法技术原因而丧失。
  对法律内在价值和现实价值的分析在于阐明以下原理:对法律价值的理解首先是对法的理解,不能将立法过程排斥在视野范围之外,法律及其制度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研究法律的价值,得出法律的平等、效率、民主、人权、法治、秩序、正义等价值结论,显然将法律的内在价值和近代民主宪政制度下法律内在价值柔合。同时,法律的价值与人们对法律的要求相联系,法律不过是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种手段而已,它与道德相辅相成,反映人们对共同体生活的秩序和正义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秩序和正义的制度设置可能是不同的,但植根于道德基础上的一般价值观对法律的评判则产生长期的影响。
  二、宪法的正义、自由与秩序价值
  讨论宪法的价值当然不能脱离法律的内在价值范畴,如果将规范国家权力和政府运行的法律视为宪法的初始形态,那么宪法在古代奴隶制时代就已产生;如果将宪法与民主宪政体制结合起来考察,那么宪法则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不论宪法产生于何时,在人类告别原始社会进入政治社会并产生公共权力后,政治伦理便成为人们评价公共权力的准则,古代社会将统治者分成暴君、贤君等就是一种典型的道德评价标准;亚里士多德关于“良法”与“恶法”的区分,柏拉图对“哲学王”的期盼,儒家学说对“清官政治”的推崇,显然都受到政治伦理的影响。古代法律家对统治者的立法要求也侧重道德判断,不过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的出现,首次以制定法的形式确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权利义务关系,试图将人们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加以表述,并通过制度设置而产生预期的效果,显示出政治关系由道德调整向法律调整转变的趋势。近代宪法虽然与古代宪法一样都有规范政治权力的内容,但宪法规范对政治权力的调整已代替道德规范而成为主流,其中由政治伦理为指导的立宪主义溶入宪法之中,使宪法符合近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任何一部宪法都在其条文中或多或少地表述道德准则,如美国1787年宪法序言确认正义与幸福的理念,对政府官员的任职规定“行为正当”;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公民的道德义务和政府促进道德的职能。大多数宪法都有“正当”、“公平”、“平等”等具有浓厚价值观的条文,体现出近代宪法价值与道德评价准则的一致性。
  我国宪法学者对宪法价值的含义和表现形式的分析存在较大的分歧,长期以来,宪法的价值被视为宪法的作用,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过近年来有些宪法学者对宪法的价值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宪法价值既不同于宪法的作用也不同于宪法的现实功能。概括地讲,宪法的价值在于反映政治正义的一般准则,体现人们对宪法调整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预期效果,它通过宪法的实施而发生与主体价值准则相一致的效应。但宪法到底具有哪些价值,几乎每一个研究宪法价值的学者都要按照自己的思维对宪法价值作出从宏观到微观的分类,如有学者将宪法的价值分为国家价值、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每一类价值又可细分为若干种价值,包括安全、民主、人权、秩序、自由和正当程序等。{6}也有些学者认为宪法的核心价值或者基本的价值是公平和民主,{7}或者是民主和人权。{8}有学者认为宪法的价值包括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法律价值,法律价值应当包括公平、效益、自由、平等、人权、秩序、正义和安全等。{9}
  既然宪法的价值既不同于宪法的作用,也不等于宪法的功能。在研究宪法价值时,应当避免价值范围过宽。宪法的价值是人们对宪法产生的预期需求,民主、平等、保障人权等是宪法价值实现的积极结果,而不是价值本身。从宪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分析,宪法的价值显然与人民主权、民主、法治和人权等相关,但集中体现在宪法中的价值需求则主要是:正义、自由和秩序。其中正义是宪法的内在价值,而自由与秩序则反映宪法的现实价值。
  (一)政治正义:制度安排的逻辑起点。
  “正义”本身是一个道德概念,在英文中泛指公平、公正、正当。古代法学家已经使用正义概念来判断法律的价值,如古希腊学者柏拉图认为,正义“存在于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间的和谐关系之中。每个公民必须在其所属的地位中尽自己的义务,做与其本性最相适应的事情。”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乃是一种“善行”,且寓于某种“平等”之中,公平地对待每个人的利益是正义的主要目标。{10}古罗马学者西塞罗认为,正义的法律是符合自然的法律,而不是服从于成文法和人民的决议,因为它们可以改变自然法则。如果不存在自然和理性,便不会存在任何形式的正义。所以,正义在于强者救济弱者,因为根据自然和理性每个人都能获得其应得的东西。{11}可见,古代法学家认为“正义”源泉在自然,且先于法律而存在,只有那些符合自然法则的法律才能称之为正义的法律,这正是正义价值历经数千年的变迁而长盛不衰的原因。由于“正义”与平等、秩序等相联系,近现代法学家从法律规范体系以及相关的制度出发,对正义进行重新定位和解释。如美国学者罗尔斯认为,政治的目标在于选择确立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根本的道德原则,这种原则在本质上就是正义原则,它在制度层面可以分为有关公民权利的“平等自由原则”和在社会经济利益层面上的“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两部分;正义的制度必须“使其最大限度地实现平等”,即正确地“分配基本权利与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12}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还对宪法的正义进行了分析:“正义的宪法应当这样构成:即在所有可行的正义安排中,它比任何其它安排更可能产生出一种正义的和有效的立法制度。”{13}可见,罗尔斯的正义观体现为一种规范正义、制度正义和政治正义,它要求在现代宪政条件下,正义在宪法制度中的体现便是平等参与和政治自由。博登海默对正义价值作出了十分精辟的概括:在现代宪政民主下,正义建立在作为规范大厦组成部分的规则、原则和标准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之上。它关注法律规范和制度安排的内容以及它在人类幸福和文明建设中的价值。{14}
  毫无疑问,宪法的正义价值是立宪的基本价值,人们期望通过宪法能够规范政治生活,并形成符合人们共同生活准则的法律秩序。宪法对国家制度的建构反映同时代人们对政治正义的要求,以近代宪法为例,反映人民主权、国家权力分散配置与制约、宣告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才是正义的宪法。在制度安排上,正义价值对宪政制度提出了如下要求:第一,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如选举权、就业权、参政权;宪法既不能自身为某些特殊公民确立特权,也不能授权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来保证一部分人享有权利,而对另一部分人实行歧视,平等享有权利是宪法在社会成员间分配权利的基本准则。第二,对人权的重视与保护。宪法和法律的终极目的在于重视人的尊严,为保障人权,宪法应当确立权利保护体制以及相应的手段与方式。具体表现在,公权力必须与私权力有明确的宪法界限,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行必须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国家机关制定的限制公民权利的法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限。第三,广泛的政治参与。古代宪法即在政治参与方面作出了规定,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宪法”,即带有民主参与政治生活的意义。英国议会制度也是从贵族、平民参与国家政权而形成的,以议会活动为中心形成的宪法原则被认为是正义的宪法原则。近现代宪法对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规定,对结社权的规定、对文官选拔制度的规定等就是为了满足公民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的需要。不能设想国家政权为少数人所把持,排斥公众参与的宪法制度会是一种正义的政治制度。
  由此可见,宪法的正义价值在于通过规范政治生活和制度安排达到平等、民主和保障人权的目标。
  (二)秩序:政治生活规则的制度化。
  有组织的政治社会必然会产生秩序,到目前为止,政治秩序的产生方式不外乎两种。其一是压制型秩序,即通过暴力夺取权力,而又是暴力为建构秩序的主要手段,一切专制政治的目标都是建立压制型秩序。基本特征是以人的权威代替法律的权威,凭个人的主观意志制定政策并推行政策。其二是协调型秩序。即通过民主方式确立法律秩序,在实行民主方式以前,权力的取得也可能以暴力的方式而获得,但不承认现实权力是某一部分人获取政治经济利益的工具,而通过民主的程序对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力体制进行确认和重构。近现代宪法就是为了满足这种秩序建构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的基本特征在于奉行法治,强调国家权力的有限性,认为法律和政策是利益平衡的产物,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法律的权威作为主要手段。根据有些学者的观点,法律的正义价值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实质,而法律的秩序价值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形式。因此,法律秩序是指政治社会所采用的规则是要为人类活动创设模式和结构,以防止产生不能控制的混乱。正义与秩序是法律的主要价值,两者之间是协调一致的关系,如果法律制度本身是不正义的,那么它就无法创立具有价值的秩序,只有存在健全的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法律才有秩序价值。{15}可见,法律的秩序价值代表人们对普遍而持久的有序状态的期望,它由法律规范创设,反映的是一种理想秩序;法律作用于社会生活而形成的秩序是一种现实法律秩序,它是执法和守法的结果,理想秩序与现实秩序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我国也有学者认为,由宪法规范创设的秩序是宪法主体间的关系以及宪法关系之间的协调一致性与持续的稳定性,而宪政秩序是民主政治运行的结果。{16}特别重视宪法主体对秩序的需求具有积极的意义,人既然是政治的动物,必然有共同生活的规则,宪法不过是共同生活规则的制度化而已。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所以,秩序之能成为宪法的价值,出于人们对有序生活的企求。然而,宪法创设的秩序究竟应当包含哪些内容才能达到人们的期望,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第一,从理论上来说,宪法秩序应当是一种正义的秩序,即宪法的制度安排应当充分体现正义的要求。除上文所述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等因素外,宪法的制定还应当具有正当性,即以人民的制宪权为基础。近代西方启蒙学者在论述人民的制宪权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对秩序的影响,如西耶斯在《第三等级是什么》一书中认为:“国民存在于一切之前,它是一切之本源。它的意志永远合法,它本身便是法律。”{17}如果脱离了宪法的正义,由宪法创设的秩序虽然具有形式上的有序化,但这种秩序只能以强权和压迫来实现,最终会成为无序的开端。第二,宪法秩序是一种选择性秩序,即宪法对制度的安排具有其它社会控制手段不可替代的价值。秩序的形成有其规律性,文明时代以前的社会秩序是一种自发型秩序,依靠习惯和道德而规制人们的行为,“它是人类对其需求的一种自发的应对措施”;{18}文明时代以来(确切地讲是国家产生以后)人们对社会秩序有各种不同的需求,既有日常的家庭秩序、生活秩序,还有工作秩序和政治秩序。道德、宗教和政策都在特定范围内建构并维持某种秩序,或对某种秩序产生部分的影响,但在存在公共权力的条件下,由于公权力机构具有管理、分配和惩罚的职能,使得由公权力维持的秩序成为决定性的秩序形态,人们可以将一般道德规范适用于政治生活,然而公共权力的侵略性使道德规范的约束力受到威胁,运用法律作为建构政治秩序的手段成为唯一恰当的选择。第三,宪法秩序表现为制度安排。宪法条文是一种纸面上的东西,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不过宪法条文体现人民对宪政秩序的理想,是政治实践经验的总结。宪法对制度的安排,首先是对公共权力的性质和目的进行宣告,以阐明政治权力的行使在于实施正义,或者说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法律。其次,为维持政治权力的有序运行,宪法应当为国家机关的设置、职权、主要官员的产生方式与任命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并确认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原则,以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第四,宪法秩序是一种动态的秩序,人们期望法律创设秩序在于法律的普遍性和稳定性,但是法律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在社会进步面前作出积极的反应,否则它就难以形成稳定的秩序。宪法秩序的动态建构,要求法律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民选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进行调整;要求政府的管理行为与人民的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民主的方式在宪法的范围内解决;要求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但同时对无政府主义等藐视秩序的行为施加惩罚。
  (三)自由: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与协调。
  自由是个古老的概念,也是极富有哲理性和现实性的价值评判准则。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这一判断似乎与公共生活秩序有矛盾,因为在政治社会内如果人人都有不可限制的自由,公共秩序规则便会受到破坏。然而,自由的价值来自法律制度的正义,它意味着在正义的法律制度必然赋予公民以广泛的自由。
  思想家对自由作出过许多精辟的解释,如洛克认为,“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同时,他也强调“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19}西方学者对自由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三种基本的见解:第一,自由是人们一种不可剥夺的原始权利,即认定人生来就是自由的。第二,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由。第三,认为个人自由应当服从公共利益或者服从法律的限制。这些见解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自由的特征,在研究宪法的自由价值时,更加注重法律制度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宪法的自由价值寓于两对矛盾之中,即个人自由与社会其它成员之间的自由的矛盾,个人自由与国家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的矛盾。理解这两对矛盾对我们从法律上理解自由的含义有很大的帮助。宪法的自由价值体现在:第一,宪政制度是满足人类最大限度自由的政治制度。虽然向往自由是人的天性,不过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阐述的:“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20}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没有解决人的自由与政治权力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任何一种制度都认为自由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一种自然的和基本的权利。”{21}专制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法令将一部分人置于被奴役的地位,认为有些人天生就是受压迫的人,是没有自由权利的人。宪政制度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它要求国家的法律制度应当承认人的自由并且为这种自由提供法律保障,所以,自由价值就成为近现代宪法是否正义的判断准则之一。不过,在近代宪法的形成阶段,宪法制度对自由的保障还是比较缺乏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或者不同经济利益集团的冲突;另一方面则是自由的理念尚处于制度实验阶段。如美国1787年宪法规定1808年前奴隶贸易合法,黑人在选举时只能算作五分之三个人。然而,宪法的自由价值在于不断推动宪政制度满足人们对自由的需要,当自由得不到宪政制度的保障时,民主政治将通过修改宪法或者其它方式来推动这一制度的创新,这是宪政制度能够成为最能够保障公民自由的制度的重要原因。宪政制度之能保障自由,首先在于它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和平等原则,人人都具有天赋的不可转让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安全;其次,为保障人的自由,宪法划定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边界,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宪法上定位为具有对抗性的相互依存关系。第二,宪法和法律保护公民的各种自由权。公民希望宪法和法律赋予其最大限度的自由,然而,个体利益往往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如果在一个不设定任何规则的社会里去满足个体对自由的愿望,则社会必然会陷入这样一种状态:强者欺凌弱者,欺诈、暴力和恐吓将是获得自由和利益的手段。如果是这样,任何人的自由都会化为乌有。正因为自由的宝贵才须制定宪法和法律进行规范,法律不是限制自由,而是保证公民自由的手段就是从这一角度来说的。近现代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确认公民的各项自由,尤其重视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如住宅不受侵犯,迁徙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等等,而且宪法规定公民的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可以根据法定程序向司法机关提出控诉,请求保护。第三,宪法的自由价值还在于,既要维护公民的自由又要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即在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达到平衡。如前所述,宪法具有秩序价值,即为政治社会提供基本的秩序框架并进行制度安排,为了维护宪政状态,要求公民的自由不能妨碍社会其它成员的利益,也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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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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