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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实证研究
【作者】 何挺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合适成年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讯问时在场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6
【页码】 146
【摘要】

“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是国家刑事司法制度对未成年人的一种特殊保护,体现了国家监护的理念。我国一些地区自21世纪初开始试点合适成年人参与机制,作为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替代措施。通过实证调查显示,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在维护未成年人基本权利的同时,也有助于促进讯问的顺利进行和改善办案人员的讯问方式,因而具有较高的认可度;但也存在合适成年人地位与作用出现偏差及讯问时在场作用的实质性有待加强等问题。新《刑事诉讼法》第270条对合适成年人参与作了原则性的规定,需要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合适成年人参与机制的具体操作予以明确和细化。

【英文摘要】

The participation of“appropriate adults”in juvenile criminal procedure is a special protection for juvenile and embodies the idea of state guardianship.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1th century, some regions in China have established the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of appropriate adults as an alternative measure if legal representatives of juvenile absent. After long-tim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some typical regions in China, we summarize different practices and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cluding the appropriate adults' duties, scope of application, appointment, rights and obligations, participant stage, time, detailed procedure, and the effect on testimony's evidence capacity. The investigation demonstrates that appropriate adults' presence at interrogation not only protects the juvenile's rights, also promotes interrogation to go smoothly and improves interrogation approach.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hould be improved in practice, including the role deviation of appropriate adult and the substantial functions of presence at interrogation. Article 270 of the new Criminal Procedure Law provides principle stipulation of appropriate adults' participation, which need to be more definite and elaborate on the basis of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1193    
  
  未成年人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心智发育未臻健全,需要得到特殊保护。“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下文简称“合适成年人参与”)即是国家刑事司法制度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的一种体现。[1]合适成年人参与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应当由法定代理人或其他合适的成年人参与以维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在整个刑事程序中,由侦控机关所主导的、相对不公开的审前程序,尤其是侦控机关讯问未成年人更需要合适成年人的特殊保护。这一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的制度为许多国家的法律所规定,并被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有关国际公约所吸纳。
  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也对讯问和审判未成年人时成年人到场的问题作了规定,但原《刑事诉讼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在内容上存在矛盾且不全面,实际适用的情况也不甚理想。[2]基于上述情况,为了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结合办案需要,并吸取域外相关经验,我国一些地区自21世纪初开始探索并试点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机制,主要作为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替代措施,其突出价值体现在合适成年人于审前程序讯问未成年人时在场。[3]在多年实践探索的基础上,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70条实质上确立了法定代理人及其他合适的成年人在讯问和审判未成年人时到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制度,这为今后合适成年人参与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同时,《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较为原则,需要在吸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细化具体操作。
  为深入了解、比较这些试点的具体做法,客观评价合适成年人参与的实际效果,发现各地试点中存在的问题,为细化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提供源自实践经验的建议,我们于2010年8月至2011年7月,对我国几个试点合适成年人参与机制较具代表性的地区进行了调查。
  一、调查的地点与方法
  (一)地点
  1. S市
  S市是试点合适成年人参与机制时间较长、规模最大的地区,其适用经历了从检察阶段试点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逐步向前拓展至侦查阶段的讯问并向后延伸至审判阶段的发展历程,最终成为在全市推行并贯穿侦查、起诉和审判三阶段的普适性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2. T市
  T市H区试点的特点在于合适成年人系隶属于教育系统的社区教师,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与之后的帮教工作联系密切,较为注重合适成年人教育职能的发挥。T市其他区县也已经开始尝试合适成年人参与机制。
  3. B市H区
  B市H区合适成年人参与机制的适用主要限于检察阶段,对法定代理人未能到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司法社工作为合适成年人,在场参与检察官对未成年人的讯问。司法社工同时还承担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风险评估和跟踪帮教等工作。
  4. K市P区
  K市P区自2004年7月开始试点合适成年人参与机制,经历了从兼职合适成年人到专职合适成年人的发展历程,主要具有以下特征:①合适成年人可以在法定代理人到场的情况下同时参与讯问;②合适成年人采用社会公开招聘和专职人员担任的方法;③合适成年人除了讯问时在场外,还承担了社会调查、风险评估以及之后的帮教工作,并在整个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尽量保持合适成年人的同一。
  5. X市T区
  X市T区试点主要限于检察阶段,聘请教育局、司法局、人大、妇联、团委工作人员以及部分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其试点的特征在于合适成年人来源广泛,且范围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和其他近亲属。
  (二)方法
  1.问卷调查
  针对合适成年人参与机制涉及的不同人群设计了三份问卷,分别是办案人员(包括公检法三机关办案人员)问卷、合适成年人问卷和未成年人问卷,在上述五个地区向办理过合适成年人参与案件的办案人员、现任或曾任合适成年人和接受过合适成年人帮助的未成年人发放。共计发放问卷406份,收回有效问卷289份,有效收回率为71.2%。其中发放办案人员问卷111份,收回有效问卷105份;发放合适成年人问卷105份,收回有效问卷75份;发放未成年人问卷190份,收回有效问卷109份。
  2.访谈
  访谈对象包括曾有合适成年人参与其案件诉讼程序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合适成年人、曾办理合适成年人参与案件的办案人员(包括警察、检察官与法官)。具体方法包括个别访谈和集中访谈。访谈共计196人次,个别访谈89人次,集中访谈15次,共107人次。
  3.实地观察对两次合适成年人在场时讯问未成年人进行实地观察,一次在派出所,一次在看守所。
  二、合适成年人参与的基本状况
  (一)合适成年人的职责
  调查发现,合适成年人的职责包括基本职责与扩展职责。作为讯问未成年人时法定代理人不到场时的替代者,合适成年人的基本职责是讯问时在场,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1.基本职责
  (1)监督。监督职责指的是监督讯问人员在讯问过程中是否有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或不当行为,保障讯问的合法进行。对于心智发育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言,一方面其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另一方面也不具有鉴别讯问方式合法与否的能力,更容易受到非法讯问的侵害。合适成年人首先承担的职责就是监督讯问过程,以实现抑制非法和不当讯问行为发生的目的。根据对各地合适成年人的访谈,普遍反映办案机关对未成年人的讯问方法相对较为规范,未发现有合适成年人在场时出现刑讯、威胁或者辱骂等非法或不规范的讯问行为,合适成年人也极少采用直接纠正的方法来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责,这与办案人员在讯问未成年人时本身就较为注意讯问的方法有关。有的合适成年人曾经遇到过讯问人员因未成年人不供述而出现情绪急躁、发火、语言上不文明和拍桌子等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合适成年人通常会采用给讯问人员倒一杯水、与他聊些其他问题等间接、委婉的方式打断讯问、予以提醒。事实上,合适成年人所起到的监督作用主要是暗示性的,而非直接对抗性的,即合适成年人的监督作用主要是通过出现在讯问现场这种形式实现的,而不是在讯问过程中对不当讯问实施具体的监督活动。
  在监督讯问程序合法正当的基础上,作为讯问中的第三者,合适成年人还起到见证了整个讯问过程的作用,提高了口供的证明力,可以防止翻供的发生。
  (2)沟通。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刑事诉讼程序所具有的专业性可能使其无法理解诉讼语言、诉讼行为以及将会产生的诉讼结果,同时,未成年人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可能无法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所承担的另一项职责就是促进未成年人与讯问人员之间的沟通,主要表现为向未成年人解释有关讯问的含义、其在讯问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以及讯问可能产生的后果,使其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
  沟通职责的有效履行在客观上还起到了促进甚至协助讯问的作用。面对作为侦控方的讯问人员,未成年人容易产生戒备甚至敌对心理,这种抵触情绪使其接受讯问往往较为被动。而合适成年人通过向未成年人解释讯问行为,帮助其理解讯问含义,使未成年人配合诉讼,也会促进讯问的顺利进行。访谈发现,合适成年人在场时未成年人更愿意如实陈述。有的办案人员表示:“小孩会比较怕,合适未成年人在场可以缓和其情绪”。
  (3)抚慰。在限制人身自由的讯问环境下,未成年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容易紧张和恐惧,如果不加以及时疏导和抚慰,不仅讯问难以顺利进行,还可能使未成年人产生心理问题,造成长时间的伤害。合适成年人以中立第三方和“代理家长”的身份介入并承担抚慰未成年人的职责。合适成年人通常通过关心未成年人的个人情况和日常生活,疏导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问题来实现其抚慰职责,舒缓其紧张情绪、缓解其所承受的压力。
  (4)教育。合适成年人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采取不同于案件承办人员的教育方式,使未成年人从各个方面受到感化。有的地区则较为强调合适成年人的教育职责。T市H区的合适成年人由社区教师担任,在场多发挥德育老师的作用。[4]
  2.扩展职责
  (1)社会调查、风险评估与跟踪帮教。社会调查是指对未成年人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和就学就业情况,包括年龄、户口所在地、现居住地、受教育程度、交友情况、认罪态度及悔过情况、家庭结构、监护条件、以往表现等背景性资料的调查核实。风险评估是指基于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对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等方面进行评估,以作为办案人员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起诉以及如何定罪量刑的参考依据。跟踪帮教是指对未成年人进行较长时间的追踪、帮助、引导和教育,以促使其尽快回归社会。这三项工作一以贯之,具有相对专业的社会工作属性,在理论上应当由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社工负责,但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很多地区也要求合适成年人承担这三项职责。
  (2)参与刑事和解。有的地区利用合适成年人作为来自社会第三方的身份,参与刑事和解工作,并具有一定优势:首先,合适成年人是区别于办案人员的中立第三方,其中立地位有助于其开展促和工作;其次,与办案人员相比,合适成年人有较为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开展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协调工作。最后,合适成年人在讯问阶段就参与了案件,对未成年人和案情较为了解,有助于在加害人一方开展和解工作。
  (二)适用范围
  调查发现,合适成年人参与机制的适用范围受到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5]
  1.涉案未成年人的年龄是确定合适成年人是否参与的最主要因素
  各地都要求讯问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有合适成年人参与。有的地区则将适用范围扩展至讯问时已满18周岁但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犯罪嫌疑人。B市H区基于扩大保护范围的考虑,将适用范围扩展至犯罪时未满25周岁的在校学生。
  2.合适成年人参与并不区分户籍是本地或外地、是固定或流动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实践中,大部分合适成年人参与是由于外来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主要适用于流动非本地户籍的未成年人。以K市P区为例,2007年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的未成年人中只有10%系P区户籍的人,70%系外市本省人,20%系外省人;2008年只有9%系P区户籍的人,73%系外市本省人,18%系外省人。这体现了合适成年人参与机制在对外来未成年人给予平等保护方面的积极效果。
  3.法定代理人是否到场
  法定代理人是否到场与适用合适成年人参与机制的关系分为两种模式:一是补救模式,即合适成年人参与是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的补救措施,一旦法定代理人到场,合适成年人不再参与。大部分地区采用这种模式;二是同时在场模式,即合适成年人作为专门独立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中立方,可以与法定代理人同时在场。这种模式仅在K市P区适用。
  调查发现,合适成年人与父母等法定代理人相比,各具优势。父母对自己孩子的情况了解更为全面,而合适成年人具备更多的法律知识,更为客观、理性。关于更希望谁在场的问题,多数未成年人表示同时在场更好。问卷显示,在K市P区,11名既经历过合适成年人在场又经历过父母在场的未成年人中,8人选择“最好法定代理人与合适成年人都在场”,占72.7%;2人选择“合适成年人在场就行”,占18.2%;只有1人选择“法定代理人在场就行”。而关于为什么希望合适成年人在场的问题,上述选择“最好法定代理人与合适成年人都在场”和“合适成年人在场就行了”的10个未成年人中,6人选择“他们更懂法律知识,比父母、亲戚更明白如何保护我”,占60.0%;4人选择“他们在场的时候,警察对我态度好一些,我也更有安全感”,占40.0%;4人选择“我不希望父母、亲戚知道我被警察抓住的事情”,占40.0%;2人选择“如果合适成年人在场,在他的帮助下,我可能以后会得到从宽的处理”,占20.0%。
  (三)合适成年人的来源与选任
  1.合适成年人的资格
  调查发现,各地担任合适成年人的一般都是热心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具有一定沟通能力和社会阅历的成年人。具体资格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1)年龄。各地对合适成年人的年龄基本没有严格限制。有的地区要求年满18周岁,有的地区则要求年满20周岁或23周岁以上。调查发现,实践中合适成年人的年龄跨度较大,既有二十几岁、大学毕业后刚参加工作的人员,[6]也有六、七十岁的退休人员。[7]
  (2)性别。调查发现,男性和女性担任合适成年人各有优势。男性相对较为理性,能够中立地参与诉讼,客观履行职责。女性更加柔和,容易让未成年人产生亲近感,便于交流。各地对于合适成年人的性别一般不做要求。问卷调查发现,绝大部分办案人员(92.4%)、合适成年人(86.7%)和未成年人(78.0%)都表示对合适成年人的“性别没有要求”。
  (3)知识背景。从更好地履行合适成年人的职责出发,合适成年人可能需要涉猎以下几项专业知识:首先是法律知识。具备相关法律知识,是合适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不受侵犯、协助其理解诉讼行为、监督讯问程序是否合法的基础。访谈发现,一些非法律背景的合适成年人都谈到应当加强法律知识的培训。问卷调查也发现,大部分人员都认为合适成年人对法律知识至少要有一般了解,最好能达到较为熟悉乃至特别精通的水平。
  表1合适成年人应具备何种程度法律知识

┌─────┬────┬────┬────┬─────────┬────────┐
│     │特别精通│较为熟悉│一般了解│比未成年人懂得多就│没有要求    │
│     │    │    │    │行        │        │
├─────┼────┼────┼────┼─────────┼────────┤
│办案人员 │3.8%  │68.6%  │22.9%  │0.9%       │3.8%      │
├─────┼────┼────┼────┼─────────┼────────┤
│合适成年人│6.7%  │72.0%  │17.3%  │0         │4.0%      │
├─────┼────┼────┼────┼─────────┼────────┤
│未成年人 │19.3%  │46.8%  │15.6%  │6.4%       │11.9%      │
└─────┴────┴────┴────┴─────────┴────────┘

  其次是心理学知识。合适成年人抚慰未成年人情绪和帮其舒缓心理压力的职责要求其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对未成年人的心理、性格、行为方式有一定了解,可以针对未成年人的特征进行沟通。
  表2合适成年人应具备何种程度心理学知识

┌─────┬────┬────┬────┬─────────┬────────┐
│     │特别精通│较为熟悉│一般了解│比未成年人懂得多就│没有要求    │
│     │    │    │    │行        │        │
├─────┼────┼────┼────┼─────────┼────────┤
│办案人员 │5.7%  │70.5%  │18.1%  │1.9%       │3.8%      │
├─────┼────┼────┼────┼─────────┼────────┤
│合适成年人│5.3%  │74.7%  │18.7%  │0         │1.3%      │
├─────┼────┼────┼────┼─────────┼────────┤
│未成年人 │17.4%  │50.5%  │11.9%  │7.3%       │12.8%      │
└─────┴────┴────┴────┴─────────┴────────┘

  最后是教育学知识。教育的功能在于引导而不是说教,侧重于让未成年人真正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当,培养其责任感,在思想上触动而不是简单地批评说教。很多地区的合适成年人来源中都包括学校老师。
  表3合适成年人应具备何种程度教育学知识

┌─────┬────┬────┬────┬─────────┬────────┐
│     │特别精通│较为熟悉│一般了解│比未成年人懂得多就│没有要求    │
│     │    │    │    │行        │        │
├─────┼────┼────┼────┼─────────┼────────┤
│办案人员 │4.8%  │67.6%  │21.9%  │1.9%       │3.8%      │
├─────┼────┼────┼────┼─────────┼────────┤
│合适成年人│8.0%  │65.3%  │24.0%  │1.3%       │1.3%      │
├─────┼────┼────┼────┼─────────┼────────┤
│未成年人 │16.5%  │49.5%  │16.5%  │4.6%       │12.8%      │
└─────┴────┴────┴────┴─────────┴────────┘

  (4)沟通能力。与未成年人的沟通是合适成年人运用其各项专业知识的基础。良好的沟通可以促进未成年人与合适成年人的交流、增强信任感,发挥合适成年人的其他职能。
  表4合适成年人应具备何种程度沟通能力

┌─────┬──────┬──────┬─────────┬─────────┐
│     │有较强的沟通│有正常的沟通│能听懂未成年人的话│没有要求     │
│     │能力    │能力    │就行       │         │
├─────┼──────┼──────┼─────────┼─────────┤
│办案人员 │58.1%    │36.2%    │0.9%       │4.8%       │
├─────┼──────┼──────┼─────────┼─────────┤
│合适成年人│80.0%    │20.0%    │0         │0         │
├─────┼──────┼──────┼─────────┼─────────┤
│未成年人 │49.5%    │32.1%    │15.6%       │2.8%       │
└─────┴──────┴──────┴─────────┴─────────┘

  2.合适成年人的来源
  调查发现,社工、律师、学校老师、共青团干部、妇联工作人员、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人员以及退休老干部等是合适成年人的主要来源。
  (1)社工。在S市和B市H区,社工是合适成年人的最主要来源,这与当地社工体系的发育情况密切相关。S市的社工体系发育较为成熟,政府以购买服务的形式为社工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提供了经济保障。B市H区则引入司法社工担任合适成年人。司法社工具有社工资质并具有一定法律背景和知识,参与讯问在场后还会到未成年人居住地、学校等地开展社会调查,对未成年人社会危害性、再犯可能性进行风险评估,对未成年人定期跟踪回访并提供介绍心理矫治、就业安置等方面的帮助。
  社工担任合适成年人的优势主要在于其从事相应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其所具有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和较强的沟通能力有助于履行合适成年人的职责。但是,由于他们同时还承担着大量的其他工作,讯问时在场易被视为“副业”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大部分社工缺乏专门的法律培训,也会影响其参与的实际效果。另外,调查发现,在社工大规模参与情况下,其在具体案件中的参与通常是“自动配置”的,很可能出现不同的社工在对同一个未成年人的不同讯问时在场以及不同的社工分别负责讯问时在场与之后的社会调查与跟踪帮教的情况,甚至出现一个未成年人在一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接触3-4名社工的情况。这些会导致作为合适成年人的社工与未成年人接触时间较短,难以在短时间内与未成年人建立信任关系,影响了合适成年人作用的发挥。[8]同时,社工参与需要成熟的社工体系和有力的资金保障等客观条件,这些客观条件成为制约社工参与的主要原因。
  (2)律师。律师能否担任合适成年人在各地实践中存在不同的做法。在S市,律师未被规定为合适成年人的来源;B市H区在尝试合适成年人参与机制的初期,将法律援助律师作为合适成年人的唯一来源,由司法社工担任合适成年人后,律师不再作为合适成年人的来源;X市T区则将律师作为合适成年人来源之一,在合适成年人中占据一定比例。[9]
  访谈发现,就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是否恰当的问题存有不同的观点。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合适成年人需要在诉讼中保持中立,而律师的辩护职业惯性难以确保律师在诉讼中保持中立。支持的理由主要是,律师比其他人员都精通法律和诉讼程序,能够有效监督办案人员,维护未成年人权益不被侵害。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在这一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肯定。
  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的另一个问题是担任了合适成年人的律师能否继续担任该未成年人的辩护人。X市T区明确规定担任合适成年人的律师不得再担任该未成年人本案的辩护律师。B市H区的实践中曾有一起案例,律师作为合适成年人到场旁听讯问后,又以同一未成年人的指定辩护律师身份参加了该案审判程序。对于这种情况是否合适,也有不同的观点,大部分办案人员和律师认为,这种情况导致律师两种角色的冲突,应尽量避免。[10]但也有的检察官和律师认为,律师先作为合适成年人参与讯问,能够尽早了解案情和接触犯罪嫌疑人,对于后面的辩护帮助很大,这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辩护权。
  (3)学校老师、共青团干部、妇联工作人员、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人员以及退休老干部等其他热心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人员。这部分人员担任合适成年人大多出于对公益事业的热爱,能有效利用社会资源以缓解合适成年人人员不足的问题,而且这些人员通常都有较为丰富的工作阅历和较强的沟通能力,有的本职工作也与青少年相关,在与未成年人的沟通上具有优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这些人员多为兼职担任合适成年人,担任合适成年人需要与其本职工作相协调,可能出现无法兼顾的情况。另一方面,这些人员大部分不具备法律背景与知识,对讯问与刑事诉讼程序了解不够,不利于履行监督和沟通职能。
  3.兼职合适成年人与专职合适成年人
  兼职合适成年人是指合适成年人有本职工作,需要参加诉讼时以合适成年人身份参与。兼职合适成年人通常只有少量补助或完全公益性参加,管理较为松散。大部分地区都采用兼职合适成年人的形式。聘用兼职合适成年人的优势在于可担任合适成年人的人员充足,来源和专业背景多元,无需大笔经费,能够较好地利用社会资源。不足主要在于,担任合适成年人易与本职工作发生冲突,有的时候不能保证随时到案。
  专职合适成年人是指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聘任合适成年人,将其作为独立的职业,按期发放工资,进行专门的管理培训。K市P区采用建立项目办公室聘任和管理合适成年人的做法,对合适成年人进行严格管理,并对其参与诉讼的及时性有较高要求。合适成年人在接到通知后应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讯问地点,即使案件在午夜发生,也必须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合适成年人的手机需24小时开机。[11]合适成年人旁听讯问过程并作详细的记录也有明确的纪律要求,并定期进行考核。聘用专职合适成年人的做法能实现对合适成年人的有效管理,保障合适成年人参与的实际效果,但需要专门的经费予以支持,并需要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
  (四)具体案件中合适成年人的确定
  调查发现,具体案件中合适成年人的确定主要存在三种方式:一是制定合适成年人名册,由办案机关从中选择;二是在办案机关内设置社工工作站,从工作站内确定合适成年人参与案件;三是将合适成年人的工作区域特定化,由固定的合适成年人负责特定的工作区域。在K市P区,每个合适成年人负责1-2个派出所的案件,2-3个合适成年人组成一个互助工作小组,在负责该派出所的合适成年人无法到场时,派出所会联系小组中的其他合适成年人。在每个派出所中都张贴有合适成年人及项目办工作人员的电话,以方便联系。
  具体案件中合适成年人的确定还涉及几个具体问题:首先,同一未成年人在不同诉讼阶段的合适成年人是否保持同一。如果对一个未成年人在不同阶段的多次讯问均由同一个合适成年人在场,多次和长时间的接触有助于双方信任关系的建立。有的地方对这一点作了明确要求。其次,共同犯罪案件中如何确定合适成年人。考虑到同案犯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大部分地区都要求共同犯罪案件中,应当区分同案犯的合适成年人,即一名合适成年人不得担任两名以上同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适成年人。最后,是否要求由女性担任女性未成年人的合适成年人。大部分地区对此作出了规定。在K市P区,如果涉案未成年人是女性,必须由女性合适成年人到场;如果负责该派出所的是男性合适成年人,则需由互助工作小组中的女性合适成年人或其他女性合适成年人陪同前往。
  (五)讯问时在场的参与阶段及次数
  调查发现,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的参与阶段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
  第一,只参与部分诉讼阶段。调查发现,合适成年人在检察阶段的参与最为普遍,即在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中讯问未成年人时到场。[12]K市P区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主要集中于公安机关侦查阶段。[13]侦查是获取证据的核心阶段,侦查手段的强制性和相对秘密性最容易对未成年人的身心造成影响,合适成年人参与这一阶段的必要性最为显著。
  第二,全程参与,即在侦查阶段、检察阶段和审判阶段都参与。除了侦查和检察阶段讯问未成年人时合适成年人到场以外,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合适成年人也到场并承担法庭教育的职责。S市合适成年人参与已基本覆盖从侦查到审判三个阶段,但在实践中侦查阶段与检察阶段适用更为广泛,法院审判阶段适用还较为有限,合适成年人承担法庭教育职责的实际效果也不甚理想。[14]
  因为参与的阶段不同,合适成年人的参与次数也有差别:①仅在侦查阶段参与的,参与次数从开始时仅在首次讯问时参与一次扩展至参与数次。在K市P区试点初期,仅要求合适成年人在第一次讯问时到场,之后逐渐扩展至合适成年人在侦查阶段的每一次讯问都到场。②仅在检察阶段参与的,合适成年人一般会参与两次,即审查批捕讯问和审查起诉讯问时各参与一次。③侦查、检察和审判阶段都参与的,一般在每一阶段至少参与一次。
  实践中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的参与阶段与次数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尚不能完整覆盖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各地的探索往往只覆盖或侧重于某一阶段;二是尚不能覆盖审前程序的每一次讯问,尤其是一些非常重要的讯问,例如侦查阶段的首次讯问。
  (六)讯问时在场的具体程序
  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的具体程序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1.通知与到案
  对于涉案未成年人符合合适成年人在场条件的,案件承办人员在受理案件后讯问开始前,应当及时通知相应的合适成年人,合适成年人接到通知后应及时到场旁听讯问。各地都对通知的具体方式作出规定,并要求给合适成年人留出合理的路途时间。
  2.准备工作
  合适成年人到场后,需要就参与讯问进行相应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向办案人员了解未成年人及案件的基本情况;向未成年人表明自己的身份和作用;与未成年人就案件之外的信息进行交流,主要了解未成年人的健康状况、权益是否受到侵害、有无需要帮助等。
  3.旁听讯问
  合适成年人旁听整个讯问过程,主要不是关注讯问过程中涉及的犯罪事实问题,而是从程序上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对未成年人不理解的内容进行解释,对其紧张情绪予以抚慰。在讯问过程中如果有需要解释或程序不当的地方,合适成年人可以插话方式介入。但有的地区规定了合适成年人在旁听讯问的过程中发言需经讯问人员允许,对于合适成年人的不当发言,办案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实践中,合适成年人大多数情况下都以消极的方式在场旁听,以插话的方式打断讯问的情况较为少见。一些办案人员对于合适成年人打断讯问也持保留态度。[15]
  4.查看笔录与签字
  讯问结束后,合适成年人阅看讯问笔录,核对无误后签字。在S市,合适成年人讯问结束后还应填写《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情况表》,对讯问过程进行说明。
  (七)讯问过程中与未成年人的交流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合适成年人在讯问过程中与未成年人的交流是了解未成年人身心状况和保障其权益的重要手段,也是与未成年人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基础。调查发现,根据交流进行的时间不同,可以分为讯问前、讯问中及讯问后的交流。
  讯问前的充分交流有利于合适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相互熟悉从而建立信任关系,为之后的其他工作奠定基础,因而对合适成年人参与的实际效果影响很大。并非所有地区都对讯问前的交流作出明确规定。调查发现,受讯问时间紧张、交流时间与程度未有明确要求和交流并非合适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单独进行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地区讯问前交流在实践中极易演变为合适成年人对自己身份的简单告知,而很少有询问未成年人有什么需求、了解其心理状态等深层次的交流。合适成年人大多表示讯问前无交流是“正常情况”。未成年人则表示,如果不事先交流一下,根本很难理解合适成年人是干什么的。[16]
  讯问中的交流以向未成年人解释问话和帮助未成年人表达为主,围绕讯问的内容展开。有的合适成年人会主动向未成年人解释他认为未成年人可能理解不了的问题,而大部分合适成年人都在未成年人向他求助时才说话。[17]有的时候,在讯问过程中未成年人突然情绪激动,合适成年人也会与其交流,安抚其情绪。
  讯问后的交流一般围绕未成年人背景,对其家庭与生活情况、案件情况、个人悔罪情况等予以综合了解分析,与合适成年人承担的社会调查、风险评估和跟踪帮教等扩展职责密切相关。
  此外,调查发现,绝大部分地区合适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交流都不是单独进行的,而是有办案人员在场。事实上,合适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单独交流有助于未成年人更好地理解合适成年人的地位和双方信任关系的建立,未成年人表达意愿的积极性和真实性也更能得到保障。而且,单独交流由于将合适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从讯问的整体氛围中脱离出来,使双方之间的交流有了独立的形式,其实质性与实际效果也更能得到保障。
  综上,虽然各地规定或并不禁止合适成年人在参与讯问的过程中与未成年人进行交流,但实际交流有限,效果并不理想,严重影响到合适成年人在场的实际作用。[18]
  (八)合适成年人的权利与义务
  各地对合适成年人权利义务的规定大体相同。合适成年人的权利主要包括:第一,基本信息知情权。包括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健康状况、家庭情况、日常表现和生活情况等。第二,在场旁听权。包括在旁听时与未成年人交流、沟通的权利。第三,程序违法异议权。发现办案人员有诱供、逼供或其他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有予以指出或向有关机构反映的权利。第四,帮助教育权。协助办案机关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教育,使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诚悔过。第五,查阅笔录签字权。在旁听讯问结束后,查阅笔录内容,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除此以外,为保障合适成年人参与的专业性和积极性,一些地区还规定了合适成年人的受培训权与获得经济补偿权。
  合适成年人的义务主要包括:第一,及时到场参与讯问。合适成年人接到办案机关通知后应及时到案。第二,表明身份。向未成年人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承担的职责。第三,安抚帮助。安抚未成年人,帮助消除紧张情绪和抵触、对抗心理。第四,提供解释咨询。对未成年人不理解的语言、行为及后果进行解释说明。第五,不得泄露案件及未成年人信息。第六,不得妨碍案件正常审理。不得以暗示、引诱等方法妨碍未成年人回答问题、不得实施妨碍讯问正常进行或扰乱监管场所正常秩序的行为,有上述行为的,应当视其情节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外,S市还规定了合适成年人有主动申请回避的义务。
  总体而言,各地探索较为关注对合适成年人的义务限定,合适成年人的权利设置则较为单薄,不能与合适成年人承担的一系列职责相适应。例如合适成年人进入羁押场所旁听讯问的权利、[19]合适成年人拒绝在其认为存在非法或不当讯问行为的讯问笔录上签字的权利都未能得以实现。[20]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法律缺乏对合适成年人诉讼地位的明确规定,办案机关对于合适成年人介入刑事诉讼可能带来的风险仍有疑虑,因此在初步探索的阶段不敢赋予其过多的权利,相反则采用规定一系列义务甚至在特定情况下追究合适成年人法律责任的方法来防范风险。
  (九)对口供证据效力的影响
  讯问未成年人时合适成年人是否在场对口供证据效力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如果讯问笔录上没有合适成年人签字,未成年人的庭前供述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这一问题,各地主要有三种做法:第一,基本不予采纳。既然将合适成年人在场作为讯问未成年人的必备条件,那么对于符合合适成年人在场条件的案件,获取的口供如缺乏合适成年人的认可则被视为非法证据,不予采纳。第二,视为证据有瑕疵,需补正后才可采纳。补正的方法一般是重新讯问并邀请合适成年人到场。第三,可采纳。这种做法不将合适成年人是否到场视为影响未成年人口供证据效力的直接因素,审查未成年人口供的证据效力集中于其他方面,而非合适成年人是否到场。因为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大部分地区都采取这一做法。
  调查发现,各地在实践中极少对合适成年人未到场或未签字的未成年人口供采取严格的排除态度,未将程序上的不利后果作为保障合适成年人参与效果的主要手段,合适成年人讯问时是否在场对未成年人口供的证据效力影响不大。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律缺乏明确规定导致的。但是,如果缺乏程序上的不利后果作为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的支撑和最终保障,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的覆盖范围和实际效果可能就无法得到保证。
  (十)合适成年人的管理、考核与培训
  调查发现,关于合适成年人的管理、考核与培训尚未成为各地探索合适成年人参与机制所关注的重点内容。由于对合适成年人的诉讼地位定位不明,合适成年人来源广泛,导致实际的管理、工作成效考核和培训都具有相当的难度。实践中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设置专门的办公室,负责合适成年人的选聘、日常管理考核与培训。这种方式仅在招聘专职合适成年人的K市P区适用。K市P区设立项目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包括招聘合适成年人,对合适成年人的日常管理,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和评估,组织考察与培训等,并通过建立严格规范的对合适成年人的日常管理机制来保障实际效果,具体包括:规范化的选聘方式,明确合适成年人的工作要求与工作纪律,确立工作定期例会制度,量化并与薪酬挂钩的考核方式与奖惩机制及业务培训与职业发展机制等。这些都有助于对合适成年人的有效管理和合适成年人参与机制效果的保障。
  第二,多机关联合、检察机关主导的方式。这种方式适用于兼职合适成年人。S市规定基层公检法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每年对本区(县)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的工作情况进行考评,并开展培训工作。具体工作由检察机关牵头负责。
  三、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的效果21
  (一)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的基本立场
  明确合适成年人在讯问中居于何种立场,是准确评估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实际效果的前提。理论上分析,合适成年人是讯问的中立第三方,也是未成年人权利的专门维护者。调查发现,合适成年人在基本保持中立地位的同时,侧重对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维护。
  对合适成年人的问卷调查显示,85.3%的合适成年人认为他们在讯问过程中处于一种中立地位,既不偏向未成年人,也不偏向办案人员;14.7%的合适成年人认为他们更加偏向未成年人,0人认为偏向办案人员。
  合适成年人对自身中立地位的感受得到了办案人员和未成年人的认同。在对办案人员的问卷调查中,76.2%认为合适成年人在讯问过程中处于中立地位;20%认为偏向未成年人;只有3.8%认为偏向于办案人员。在对未成年人的问卷调查中,74.3%认为合适成年人在讯问过程中处于中立地位;21.1%认为偏向未成年人;只有4.6%认为偏向办案人员。对办案人员和未成年人的访谈同样也支持了这一结论。
  可见,与预设相同,合适成年人在讯问过程中基本保持了中立的立场,同时,其作为未成年人权利的专门维护者,会使办案人员和未成年人感受到其略偏向于未成年人。这种中立的立场是评估其发挥各方面效果的前提。
  表5合适成年人在讯问中的基本立场

┌──────┬───────────┬───────────┬───────────┐
│基本立场  │合适成年人      │办案人员       │未成年人       │
├──────┼─────┬─────┼─────┬─────┼─────┬─────┤
│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
├──────┼─────┼─────┼─────┼─────┼─────┼─────┤
│客观中立  │64    │85.3%   │80    │76.2%   │81    │74.3%   │
├──────┼─────┼─────┼─────┼─────┼─────┼─────┤
│偏向未成年人│11    │14.7%   │21    │20.0%   │23    │21.1%   │
├──────┼─────┼─────┼─────┼─────┼─────┼─────┤
│偏向办案人员│0     │0%    │4     │3.8%   │5     │4.6%   │
├──────┼─────┼─────┼─────┼─────┼─────┼─────┤
│合计    │75    │100%   │105    │100%   │109    │100%   │
└──────┴─────┴─────┴─────┴─────┴─────┴─────┘

  (二)对维护未成年人基本权利的影响
  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的首要目的,在于维护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合适成年人能否真正发挥维护未成年人权利的作用及其程度,是考量其实际效果的首要方面。
  调查显示,在讯问过程中,合适成年人通过询问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告知未成年人享有的权利,向未成年人解释法律规定和办案人员问话的意思,帮助未成年人准确表达意愿,帮助未成年人与父母沟通,制止办案人员不当或违法讯问等方式,有助于维护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
  在对合适成年人的问卷调查中,全部合适成年人都认为讯问时在场对于维护未成年人的权利有所帮助,无一人对此持否定意见。关于帮助的程度,80%认为“帮助作用大或比较大”;18.7%认为“帮助作用一般”;只有1人认为“帮助作用比较小”,占1.3%。
  在对未成年人的问卷调查中,有99名未成年人认为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对于维护未成年人的权助,占9.2%。在认为有帮助的未成年人中,有71人认为“帮助作用大或比较大”,占71.7%;有24人认为“帮助作用一般”,占24.2%;有3人认为“帮助作用比较小”,占3%;还有1人选择了有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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