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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卫生犯罪立法浅议
【英文标题】 Remarks on the legislation against health crimes
【作者】 刘远 景年红【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卫生犯罪 犯罪客体 刑法体系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3
【页码】 81
【摘要】 我国卫生犯罪立法中存在许多问题。本文借鉴各国的立法例,改变传统理论对卫生犯罪客体的认识,重新确立了卫生犯罪在整个刑法体系中的地位。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7087    
  一、卫生犯罪在各国的立法例
  《俄罗斯联邦刑法》在第25章“危害居民健康和社会公德的犯罪”中规定了有关的卫生犯罪,其中从第228条到第234条规定了有关毒品的犯罪,第235条规定了非法从事私人医疗或私人加工药品的犯罪,第236条规定了违反卫生防疫规则的犯罪,第237条规定了隐瞒危及人的生命或健康的信息的犯罪,第238条规定了生产或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商品,建设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工程,提供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劳务的犯罪,[1]把该类犯罪置于“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犯罪”之下,从而认定卫生犯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一部分。《意大利刑法典》在第六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下的第二节“以欺诈造成公共危险的犯罪”之中规定了卫生犯罪,其中第438条规定了有关疫病的犯罪,第439条规定了在水或食品中投毒的犯罪,第440条到第445条规定了关于销售食品或药品而给公众健康造成危险的犯罪。[2]《西班牙刑法典》第二章“公共危险罪”第二节中规定了“侵犯公共卫生之罪”,其中包括制造、销售食品、药品、毒品的犯罪和恶意将足以遗传之疾病传播给他人的犯罪。[3]《巴西联邦共和国刑法》将第三章“妨害公共健康罪”置于第八篇“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下,其中第267条至271条分别规定了故意或过失散布疾病而引起流行病、违反当局防止传染病的发生或蔓延的决定的、医生不向当局报告必须报告的疾病的以及有关饮用水犯罪;在第272条至281条则详细规定了有关生产、销售食品、药品而侵害公众健康的犯罪,在第282条至285条则规定了医生这一特殊职业群体的有关犯罪行为。[4]
  以上各国的规定虽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其共同点便是均采取了集中立法的方式将各类各种卫生犯罪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下。而我国的立法模式与之不同,我国采取的是分散的立法模式,将“危害公共卫生罪”置于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下,从而居于与危害公共安全罪分立的地位;将生产、销售食品、药品等犯罪置于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下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之下;将有关的毒品犯罪置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下,而将传播性病罪置于分则第六章的“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一节之中。我们认为,各国不同的体系安排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受不同刑法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所致。那么,各国立法例相互比较,究竟哪种立法模式更适合中国、更有利于人权保障、更符合刑法人道主义精神呢?我们认为,应当通过改变传统的对卫生犯罪之客体的认识,来改变卫生犯罪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
  二、对卫生犯罪客体的认识
  卫生犯罪(以危害公共卫生罪为例)侵犯的客体是什么,这一点在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本罪侵害的客体主要是国家对公共卫生的管理活动,……危害公共卫生罪严重危及或损害生命和财产安全,直接侵犯了国家对公共卫生的管理活动和秩序。”[5]亦有学者认为,“危害公共卫生罪的同类客体是复杂客体,其主要客体是国家对公共卫生的管理制度,次要客体是不特定或者多数人即公众的健康、生命安全。”[6]还有学者提出“卫生犯罪就是以公共卫生为唯一客体、主要客体和必要的次要客体的犯罪。”[7]我们认为,前两种说法实际上是一致的,即均认为卫生犯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国家对公共卫生的管理制度,次要客体是公共卫生,这也可以说是目前的通说,但这种观点没有充分认识到公共卫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而第三种说法则突破了传统的“秩序优先理论”的束缚,认识到了这一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该观点又有不妥当之处,其范围过于宽泛,将范围界定至“以公共卫生为唯一客体的犯罪”,忽视了公共卫生与公共卫生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而将卫生犯罪的范围界定至“以公共卫生为必要的次要客体”,则无法调解与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其他类型的犯罪的关系,易造成刑法体系的混乱。我们认为,卫生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主要客体是公共卫生,次要客体是国家对公共卫生的管理秩序。
  公共卫生不是完全从属于国家对公共卫生的管理秩序,这是由公共卫生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公共卫生即公众的健康,是公众每一个人健康权的有机结合,公共卫生立法的宗旨就是通过保护公民健康权益达到保护公众健康的目的,公共卫生与每一个人的健康权是紧密相连的,此次“非典”危机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公共卫生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健康权,因为绝大多数卫生犯罪在行为前无法确定其侵害的对象和范围,也无法预料和控制可能造成的后果及其程度,并且所造成的实际危害后果常常超出行为人的预料和控制,它或者是会造成不特定或多数人的伤亡,或者是形成对公众健康、生命安全的重大威胁。当公共卫生与国家对公共卫生的管理秩序发生冲突的时候,对二者的选择实际上体现着国家的管理职能与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因此,危害公共卫生的犯罪行为即卫生犯罪侵犯之客体不仅仅是国家对公共卫生的管理秩序,而且更重要的是侵犯了公众的健康权,即公共卫生。
  三、卫生犯罪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
  有学者从目前的刑法体系安排出发,认为公共卫生的含义完全不同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公共安全”的客体内容;[8]有学者则从公共卫生理论出发,认为公共卫生是指不特定或多数人的人体健康、生命安全,认为财产安全包括动植物的生命安全都不属于“公共卫生”的范畴,所以公共卫生是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9]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共卫生是公共安全含义中应有之意。因为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种犯罪都是对社会管理秩序的破坏,只是侧重点不同,刑法把各种不宜归入其他各章的犯罪纳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因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危害公共安全罪本身就是妨害社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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