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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刑事政策学的基本问题
【英文标题】 A study of criminal policy issues【作者】 卢建平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刑事政策 学科建构 一体化 刑法学【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2【页码】 99
【摘要】

我国狭义的刑事政策观与国际上通行的刑事政策观存在较大差异。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涉及到刑事科学的各个方面。刑事政策学是一门综合有关学科的跨学科的决策科学。刑事政策学的研究要打破“专业主义”垄断,实行“专业主义与非专业主义结合”的新模式。界定刑事政策概念和建构刑事政策理论需要立足于广义论的立场,以政策科学知识为背景,形成一体化的思想。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定位,决定了刑事政策学在研究方法上必然是一种一体化的系统研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7125    
  
  在我国刑事科学界,刑事政策学正日益成为一门显学,但是围绕刑事政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学界的见识仍是很不统一的。在诸如刑事政策的概念、研究对象与范围、其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上,学界的观点仍然相当分歧。从贯彻“双百方针”、弘扬学术自由的立场看,这种局面固然可喜,但是如果刑事政策学科的根基问题不解决,则势必阻碍该学科的发展,也许会导致另一种“泡沫经济”式的刑事政策学的表面繁荣。[1]若刑事政策没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我们对于犯罪现象以及反犯罪的斗争的种种方法措施就没有一个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抉择,难以有效应对我国正面临的犯罪形势的严峻挑战。有鉴于此,本文的注意力就集中在刑事政策学的基本问题上。
  一、刑事政策的概念
  刑事政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法学教授克兰斯洛德和费尔巴哈的著作中。克兰斯洛德认为,刑事政策是“立法者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预防犯罪、保护公民自然权利的措施”;费尔巴哈则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刑事政策是立法国家的智慧”。[2]由此可见,刚开始人们总习惯于把刑事政策看作是一种立法技术或技巧,这无疑限制了刑事政策的内容及其地位与作用。
  此后这一概念沉寂了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到20世纪初才由德国刑法学家冯·李斯特加以复兴,并赋予了新的更广的内涵。冯·李斯特将刑事政策定义为“国家与社会据以组织反犯罪斗争的原则的总和”。他的这一定义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各国法学家的关注,很多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如法国早期刑事政策学家多纳迪·德瓦布尔等人认为,刑事政策就是国家对犯罪所作出的反应,刑事政策的作用就是对犯罪进行惩罚。[3]因为该定义过分强调刑事政策的惩罚性,所以其影响并不大。而法国著名法学家马克·安塞尔将刑事政策视为“观察的科学”与“组织反犯罪斗争的艺术与战略”,他指出:“刑事政策是由社会,实际上也就是由立法者和法官在认定法律所要惩罚的犯罪,保护‘高尚公民’时所作的选择。”[4]这一定义更多地被现代刑事政策学家所接受,并由他的门徒继承并发扬光大。如法国著名刑事政策学家克里斯蒂娜·拉塞杰在她所著的《刑事政策学》一书中认为,“政策,一般地说,就是对城邦事务的认识与管理。刑事政策一方面是对犯罪这一城邦内部的特殊事务的认识与分析,另一方面是用来解决犯罪行为或越轨行为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战略。”[5]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将费尔巴哈的格言加以扩展,认为“刑事政策就是社会整体据以组织对犯罪现象的反应的方法的总和,因而是不同社会控制形式的理论和实践。”[6]
  应该注意的是,自马克·安塞尔等为刑事政策重新定义以后,西方大多数法学家或刑事政策学家都倾向于认为,刑事政策既是打击和预防犯罪的斗争策略,是一个国家总政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研究犯罪现象及其对策的科学。如此界定的刑事政策在概念、体系、内容上自然与我国对刑事政策的理解大为不同。无论我国的刑事法律科学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对刑事政策的理解还停留在狭义的刑事政策观上,即将之视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政策或策略,或等同于我们党和国家在处理犯罪问题、对待犯罪时的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如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从重从快”等。这种狭隘的刑事政策观不仅因为“操作性概念”的缺少而妨碍我国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阻碍了我国刑事政策学研究的发展与兴旺,而且也不利于我国科学而合理的刑事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因此,我们需要借鉴国外关于刑事政策的科学定义。现今西方最流行的刑事政策的定义表述为:“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刑事政策是对犯罪现象的综合分析,对犯罪现象以及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方法措施的解析;它同时也是建立在一定理论基础之上的旨在解决广义的犯罪现象的打击与预防所提出的问题的社会和法律的战略。”[7]
  对比刑事政策这一概念在中外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内涵,我认为“刑事政策”这一概念的中文译法是值得商榷的。西语中的刑事政策,无论是德语中的 Kriminalpolitik或是法语中的la politique criminelle,其关键词政策politik或politique均源于希腊语的“城邦”(polis)。而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polis)是一种合作关系,是联合体或共同体,是以追求善业为目的的最高也是最广泛的社会团体。城邦是这样一种合作关系,它的构成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人们分享某种有关善或正义的生活方式的概念。而政治就是对城邦内部公共事务的认识与管理,其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善,所以在我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又可以称之为“善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拉塞杰教授将刑事政策界定为“对犯罪这一城邦内部的特殊事务的认识与分析”,是一种反犯罪的“战略”。这样的含义显然是英语中的“刑事政策”(criminal policy)所不能包容的。法国著名法学家、刑事政策学家马克·安塞尔也曾多次指出,德语中的 kriminalpolitik或法语中的politique criminelle与英语中的criminal policy是不完全对应的。所以,依笔者之见,将kriminalpolitik或politique criminelle译为“刑事政治学”比较合适。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对犯罪现象这一公共事务的认识与管理,而在中文里边,政治一般地说就是对公共事务的认识与管理,处于战略的位置,地位较高,而政策一词多指策略,地位相对较低。我国刑事科学界对刑事政策的理解之所以与国际通行的理解有那么大的差异,恐怕与这一译法的不当有关。但因为刑事政策一词使用已久,要想改变并非易事,只好从其“俗成”了。
  二、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如同为刑事政策定义一样,不同学者对刑事政策学的定义也各不相同。这是因为刑事政策学的定义总是与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关于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或范围,西方学术界众说纷纭,粗略地划分一下,大致有“广义的刑事政策学”、“狭义的刑事政策学”以及“折衷说”三派。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一)“广义的刑事政策学”。瑞典法学家内尔森教授认为:刑事政策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总政策中专门处理犯罪问题的那部分;刑事政策是社会政策的组成部分;刑事政策应该与自由、平等、团结、安全等社会发展目标联系起来,应鼓励社会多方面的宏观范围的参与,而不应仅仅依赖传统的刑法武器或刑罚。联合国社会防卫研究所主任柯恩兹也认为,刑事政策学不能忽略法律制度或惩罚制度以外的一切与犯罪现象有联系的因素。法国巴黎法律、经济和社会科学大学教授勒瓦瑟强调,刑事政策学也应该研究社会问题,也应包括“社会预防”。
  (二)“狭义的刑事政策”。德国著名法学家耶赛克、意大利罗马大学教授瓦沙利以及米兰大学教授卢伏伦等人主张,考虑到研究人员与研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刑事政策学不可能研究所有与犯罪现象有关联的社会问题(诸如就业条件、失业、社会保障等),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与犯罪作斗争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法既可以是立法的和行政的,也可以是司法的;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共同的,即对犯罪的一般预防、特殊预防和惩罚。瓦沙利教授更强调应将刑事政策学同社会政策或社会预防区别开来,因为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是处罚制度,当然也包括犯罪原因;但这些犯罪原因主要应从对某几种类型的犯罪或罪犯的研究过程中去找寻。
  (三)“折衷说”。波兰华沙大学法学教授安德烈耶夫等人既不主张将刑事政策完全划到社会政策中去,也反对那种认为刑事政策学就是“研究刑法或刑事措施的科学”的观点。法国著名法学家马克·安塞尔更进一步强调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双重性。在他看来,刑事政策学首要的研究对象就是刑事政策本身,这个刑事政策应是实在的,应是可以或已经在特定国家付诸实施的;换言之,刑事政策学首要的任务就是将刑事政策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研究。在此意义上说,刑事政策学首先是一门研究科学。其次,从应用的或实践的立场出发,刑事政策学应在观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整套合理有效的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的战略战术。如此看来,刑事政策学又不仅仅是一门科学,它同时又是组织反犯罪斗争的艺术或战略。马克·安塞尔关于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双重性的理论在当今西方刑事政策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他由此提出的刑事政策学的研究范围也得到了西方学者的普遍赞同。
  马克·安塞尔首先强调,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刑事政策的科学,刑事政策学的研究范围就不应仅仅局限于一时或一国,而应该是纵横相兼的,即既要从总体战略角度去研究,分析世界各国的刑事政策,掌握其要领,又要在纵深上有所突破,深入研究某一特定国家刑事政策所涉及的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既可以是刑事政策的决策者们所遭遇的,例如犯罪现象加剧或者暴力行为上升,或者一般公众对于经济犯罪的反应等等;也可以是刑事法律中某些具体制度,如缓刑、假释、减刑或者少年法官或者刑罚执行法官等。
  其次,从国内法的角度出发,刑事政策学自然也要研究一个国家的刑法。这当然不是单纯的教条式的就法论法,而是从实践的立场,用发展的眼光去探讨传统刑法的一些概念、原则,探讨刑法改革的可能性或必要性。刑法总则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犯罪的定义、犯罪的分类、罪过的不同形式、故意犯罪的不同阶段、数罪并罚的各种情况,同样是刑事政策学所要研究的。刑法分则更应受到刑事政策学的关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问题,各种类型的犯罪所应适用的不同刑罚等自然也属刑事政策学的研究范围。刑事诉讼法及其有关制度(如陪审制、预审、定罪、判决、执行等)也不应被忽略。公众参与、不同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些似乎难以被刑法学或诉讼法学包容的问题更是刑事政策学所热衷的。除了研究刑法制度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外,刑事政策学还要研究刑法制度的实际运行,刑法制度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公众舆论或者新闻媒介的影响等等。
  最后,作为一门科学,刑事政策学还要把刑事政策放到因果关系这一链条中进行研究,研究刑事政策(或某一具体改革方案)形成的原因及其带来的结果。刑事政策的演化除了与犯罪现象的演化有关以外,它还与具体参与刑事政策制订、执行的立法者、法官、行政官等有关,与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政治党派、工会、压力集团、新闻媒介、公众舆论等)对于犯罪、刑法或刑事政策的态度有关。刑事政策总是通过一系列规范(如法典、法令等)或事件(如刑法制度的改革)来体现。刑事政策要付诸实施尚需借助于一定的工具或方法。刑事政策所实际产生的结果、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对过去的反思或对未来的展望……所有这些,均应纳入刑事政策学的研究范围。
  马克·安塞尔同时又强调,对现行刑事政策(包括这方面所作的尝试或所取得结果)进行观察、研究,是合理的反犯罪战略赖以建立的必要和先决的条件;换言之,作为组织艺术的刑事政策学是建立在作为研究科学的刑事政策学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说作为组织艺术的刑事政策学是应用科学,那么,作为研究科学的刑事政策学就是基础科学。马克·安塞尔之所以如此强调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因为那种把两者割裂开来的理论有极端的危险性。倘若真把“研究科学”与“组织艺术”割裂开,那么,“研究科学”就应单纯为了研究而研究,变成单纯玩弄概念、定义的抽象的“玄学”,最后成为“空中楼阁”;而“组织艺术”一旦离开了科学基础,就会变成盲目的、机械的、可以任人摆布的工具,就会被人滥用。“因时因地立法”、“仓促立法”等等,有时就是这种滥用的具体表现。
  作为行为艺术的政策学主要研究刑事政策的两个阶段:决策阶段与应用阶段。决策阶段应侧重研究决策者(即包括全国范围内有效的总体刑事政策的决策者如立法者,也包括某一项具体刑事政策措施的决定者如法官、检察官、律师、狱政人员等)。作为组织反犯罪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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