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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法律文化与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
【副标题】 概念、经验、原理和意义的探讨
【英文标题】 Legal culture,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英文副标题】 A discussion on conception,experience,doctrine and significance
【作者】 张中秋【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法律文化 政治文明 社会发展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3
【页码】 25
【摘要】

本文首先就法律文化与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概念及其联系予以界定和说明,进而揭示它们在东西方历史实践中所蕴含的共同经验,同时借助结构——功能理论,寻找它们的关系原理,藉此探讨当下中国法律文化建设经由法治对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7092    
  一
  在科学探索中,概念是分析的工具。法律文化、政治文明、社会发展是本文的三个关键词和核心概念,本文的推论和构架就建立在对这三个概念及其联系的理解上,因此,必须有所界定。法律文化与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各属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把不同学科的基本概念捏合在一起是有风险的。但同时我们注意到,不同学科往往面对相同的问题;针对问题的复杂性,又往往需要我们运用不同的方法,整合不同的学科资源,以利对问题的探讨。以下是我依据相关学科,结合自己的理解,对法律文化与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概念所作的说明。同时,提出它们共处同一社会系统内的联系,以备后面的讨论。
  法律文化是什么,界说不一。[1]笔者以为,学理上,法律文化是内化在法律的思想、制度、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并在精神上引导和制约它们发展的一般观念和价值。简单说,法律文化是人们对有关法律系统最基本最核心的看法。法律文化可由多种法律符号和载体表现,但本质上它是精神性的,可以说,它是一个民族关于法律生活的心理认知,是人类追求生活秩序化和社会正义性这样一种精神意向的表达。与法律文化相像,政治文明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2]我赞同这样的看法,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一个由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构成的整体。[3]广义上,法律文化也可以说是政治文明的一部分。政治文明经历有不同的形态,其发展方向是民意/民权的扩大,即政治的民主化,实质是权力作为资源在社会各阶层的合理分配。所以,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要点是民主和法治。与法律文化和政治文明不同,社会发展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学概念,着意在对社会进步的一种事实描述,一般可以理解为,社会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动引起功能转换而带来的社会进步。[4]依据这一观点,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原始狩猎、定居农耕和社会产业化,也即现代化的过程。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方向是从野蛮到文明。因此,可以说,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人类的文明化。
  正是人类文明化的趋向和追求,使法律文化与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有了某种联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呢?如果我们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系统,社会发展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各项要素,譬如,法律文化与政治文明总是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相关首先是它们共处同一社会系统中的时空关联,这是说,在同一社会系统中,法律文化与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处于同存共处的状态,客观联系不可避免;其次是社会系统运行中的逻辑关联,具体说,在社会系统的演进中,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是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目标之一是法治,法治的核心是法治价值观也即法律信仰的塑造,这完全有赖于法律文化的培育。由此可见,法律文化通过法治推进政治文明,政治文明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带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二
  认识源于人类的经验和理性。从人类的经验出发,法律文化与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联系贯穿于人类的文明史。古希腊与古罗马是西方古典文明的高峰,仔细检视,不难发现,法律文化与政治文明的发达实在是其社会繁荣强盛的基础。古希腊的雅典在经过提修斯、梭伦、克里斯提尼的法律改革后,形成了以权利为轴心的理性法律文化和先进的城邦政治,雅典社会的繁荣和伟大的古典希腊文明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5]罗马吸收和发展了希腊的法律文化,经历了古代世界范围内相对文明的共和政治和帝国政治,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法律文化与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共盛局面。诚如英国法学家劳森所说:“毫无疑问,罗马法是古罗马对西方文明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不仅如此,罗马法还经常被人们视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支柱之一。”[6]现代西方世界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资本主义是继封建制之后又一新型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主要藉此力量。形成现代西方文明的因素错综复杂,但正如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缺少了蕴含法治精神的理性法律文化和体现文明政治的宪政是断然不可能的。[7]
  在东方,法律文化与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经验对我们有更深切的感受和直接的意义。日本社会的两次大发展源于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和1868年的“明治维新”。“大化改新”前日本是一部民社会,法律文化处于原始习惯状态,政治与经济远远落后于东亚大陆的中国和朝鲜半岛。“大化改新”确立了“文化立国、法制社会”的基本国策,从唐朝学成回国的高向玄理、吉备真备、大和长冈等,在天皇支持下,掀起了大规模移植唐代文化,特别是唐代法律文化的运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著名的《大宝律令》诞生,这是先进的唐代法律文化被输入日本的结晶,它标志着原始落后的日本习惯法被改造提升到了东亚大陆人文礼仪化的成文法文化水准。在此基础上,日本模仿中国建立起当时文明有效的律令制国家政治,实现了可与中国争峰的奈良、平安时代的繁荣。[8]日本社会因此获得一大进步。日本社会的第二次大进步是“明治维新”开启的对近代西方文化,尤其政治法律文化的引进,结果是日本在法律文化与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上一跃而跻身于现代行列。三十余年后,竟成为晚清中国“变法图强”的榜样。[9]
  中国“变法修律”的第一人、法律现代化之父沈家本,在总结中国法学盛衰时发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则法学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然当学之盛也,不能必政之皆盛,而当学之衰也,可决其政之必衰。”[10]法学是法律文化在学术领域的体现,政治盛则法学必盛,政治衰而法学未必衰,盖因学术有它的独立性。但法律文化不同,它有制度性因素,因而与政治和社会之盛衰必相呼应。历史上中国法律文化灿烂、政治清明之时,必是中国社会兴盛之世。礼刑文化与西周,礼法文化与汉、唐,都是显例。特别是唐朝,中国法律文化和律令政治发达至为周边诸国所模仿,形成以中国为本土,以唐律为代表,以礼法结合为特征,影响及于朝鲜、日本、琉球、安南(今日之越南)、西域(今日新疆及中亚一带)的法律文化系统,谓之中华法系。东亚古代文明实有赖于此。[11]晚清以降,中国内忧外患,固有法律文化和帝制政治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社会与国家积贫积弱,不得已满清政府于1905年正式“变法新政”,中国法律文化与政治制度开始现代化,至今而未有穷期。[12]一百年来,中国法律文化与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经验,与西方和日本相同,表现为一贯的联动相通。
  三
  依据东西方人类的历史实践和经验,借助结构——功能的社会学理论,[13]是否可以在法律文化与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之间发现某种关系原理呢?我的推论是:社会是一个有结构的系统,法律文化与政治文明是社会系统内的结构项;社会发展是社会系统内结构正向变动引起功能转换的结果,其本身并不是系统内的结构项。因此,法律文化与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首先不是系统内结构与结构的关系,而是结构与结构变动结果的关系。这表明它们的关系,在逻辑上既是联动的又是因果性的。联动表现为三者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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