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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寻求一个智力拼图的真相
【副标题】 康德报应主义新解【作者】 郭晔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讲师}【分类】 法哲学
【中文关键词】 康德;报应主义;混合论;内在应得命题;双重身份
【英文关键词】 Kant; Retributivism; Mixed Theories; the Intrinsic Desert Proposition; Dual Identity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143
【摘要】 该怎样去解读康德关于惩罚的理论,是法哲学家们饶有兴味的难题。传统的报应主义解读模式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受到了冲击,从而也引发了一系列混合论解读模式,包含“角色分离”和“一机两翼”两种模式。这些重构,实际上是功利主义理论旨趣下的产物,它们借用了康德看似碎片化和凌乱的论述,进行了一种精致但必然是误解的智力拼图。“双重身份”模式区分了惩罚的“本体”和惩罚的“现象”,前者遵循内在应得命题,后者则因情况而异,但仍然以绝对命令为首要根据。这一模式是纯粹报应主义的,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报应论,它将有助于解释现有文本中诸多的对立和矛盾,因此更接近康德自己的观点。
【英文摘要】 Legal philosophers have been full of interest in how to interpret Kant's theory of punishment.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retribution was impacted at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thus this led to a series of mixed interpretations with models of “Role Separation” and “One Machine,Two Wings”. These reconstructions, which utilized Kant's seemingly fragmented and messy discourse for an elaborate but necessarily misunderstanding intellectual puzzle, are actually the product of the utilitarianism theory. This article advocates “dual identity” model, which distinguishes the “noumenon” and “phenomenon” of the punishment. The former follows the intrinsic desert proposition, while the latter varies contingently, but accords with imperative category as the primary basis. Such model, though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retribution theory, would be pure retribution. Much more closer to Kant's own point of view, it would help to explain many opposition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Kant's existing tex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6534    
  一、迷惑的智力拼图
  在“惩罚”的思想史上,康德无疑被贴上了报应主义者的标签。但自上世纪末以来,英美学界掀起了一股“混合论”的康德式惩罚理论的解读潮流,更多的作品关注到“威慑”因素在康德惩罚理论中的作用。因此,报应主义的“执政地位”被动摇了,这源于对康德关于紧急法权(the right of necessity)(如沉船之例[1])之陈述的重新解读。[2] “新大陆”的发现让法哲学家们既惊喜又困惑:一方面,他们折断了古旧的报应主义的“枯藤”而寻找到了威慑因素的“新枝”,让康德惩罚哲学焕发了新生命;另一方面,威慑与报应这两个对立的立场,如何能够被拼在一起,成为可以被接受的、而又不至于远离康德的新理论图景,却是令人头疼的工作。
  我们看到,在康德的作品中,支撑报应主义的旧材料依然存在,而新的威慑主义的碎片也不容忽视。就像是从完整的图画中抠出的拼图一样,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这些不同的板块如何能够完美地组合在一起?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够找到的板块不但看起来是相冲突的,而且还是很不完整的。这导致迄今为止所有的拼图游戏都成了自娱自乐,要么放弃其中的某些板块,要么增添上“非康德”的板块,否则便只能抱怨这些板块根本无法自洽地拼接在一起。仔细观察这些已经展示出来的拼图,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的努力只是“胸有成竹”的预谋,而非致力于还原拼图的真相。换言之,人们都在用取之于康德的板块来构建自己的理论图景,而非指向康德理论本身。
  本文旨在还原一种康德惩罚理论的真相,不但以这些可见的零碎板块作为要素,而且致力于用康德的批判哲学方法,重新认识报应主义的内涵及其在康德文本中的核心地位,并借此强调在惩罚这个问题上“回到康德”的重要性。本文的论证分为如下几个部分:首先,考察英美学界流行的混合论解读模式,即“角色分离”和“一机两翼”这两种模式的基本主张,以及它们各自面临的理论难题;其次,跳出“法权学说”的限制来更全面地阐释惩罚理论,包括“内在应得命题”的内涵、国家的“类人格性”以及“双重身份”模式;最后,回到“法权学说”重新验证“双重身份”模式的合理性,并附带关注死刑论证的问题。
  二、两种拼图的尝试
  墨菲(Jeffrie Murphy)在一篇文章[3]中质疑了这个拼图游戏的可行性。他认为,康德关于惩罚提供的就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材料,无论立基于哪种立场,都根本无法形成融贯的论证。可事实上,这也正是学者们饶有兴趣地争论的地方。他们的解读分为两种,即“角色分离”模式和“一机两翼”模式。
  (一)“角色分离”模式
  这个模式的基本主张是,威慑因素和报应因素在康德的惩罚理论中分担着不同的角色,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并行不悖。这种模式受哈特(Herbert Hart)的影响,将惩罚的一般正当化目标与惩罚的分配规则区分开来;或者受罗尔斯(John Rawls)的影响,将一般实践的证成与实践中某个规则的证成区分开来。“为什么在政治上我们要有惩罚的实践”这个命题对应着威慑主义,即国家惩罚之目的是为了阻止潜在的犯罪人犯罪或者为了使罪犯不再犯同样的罪。而与之相应,“我们应该惩罚谁、怎样惩罚、惩罚的量是多少”等具体的惩罚规则问题,则要诉诸报应原则,即罪过是惩罚的必要条件,惩罚要符合比例性原则。
  比尔德(Sharon Byrd)提出,惩罚作为威胁的理由和执行惩罚的理由不是一回事。他认为:“惩罚是用来阻止犯罪的……作为强制性威胁的惩罚是从康德正义理论自然法思想中产生的。而在一个刑事违法行为发生后,问题的焦点就从一般性犯罪预防的工具性价值转移到对犯罪个人的公正对待上。”[4]依他之见,康德在论及“公共法权”时针对惩罚的陈述,虽然确实是报应主义的,但这已是惩罚理论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在第一个层面即惩罚的正当性问题上,康德显然是一个威慑主义者。惩罚的威慑效果体现在引导人们的预期行为上,如果按照理性人的判断,其他的威胁(如即刻发生的死亡)超过了法律惩罚的威胁,那么惩罚就不具有为行为人提供行为动机的能力(或者只能提供一种较弱的动机),而执行一个没有威慑效果的惩罚是没有意义的。沉船之例表明:“康德并没有把国家惩罚权力仅仅停留在报应上,而是关注威慑或预防犯罪。如果报应是实施法律制裁的原因,那么在特定案件中惩罚的威胁是否有效就毫无关系了。”[5]在惩罚的正当性目标上,康德偏重于一种工具主义的考量,即惩罚是作为一种外在目标(自由、安全、控制犯罪)的手段而得到证成的。因此,只有在惩罚的工具价值得到实现之后,才能进一步讨论报应因素在个案执行中的角色。
  与此类似,沙伊德(Don Scheid)区分了惩罚的一般性正当化目标(general justifying aims)与分配(distribution):前者是惩罚制度的一般性证成,后者是惩罚分配的方式和数量。[6]他认为,康德绝不能被视为完全的报应主义者,最多只能是部分的报应主义者,即在“一般性正当化目标”这个问题上,康德支持了威慑论。他的论证分为两步:第一,在阐明强制与自由的关系上,康德采用了一种结果主义的思路:强制对自由的限制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若没有法律强制制度,个人的自由将大大减少,并且无法保证平等的分配,国家强制制度的正当性在于最大可能地保护了个人自由和自由的平等分配。[7]惩罚制度就是合法性强制的一种。第二,将惩罚制度看作国家控制犯罪的手段并不与“人是目的”和“报应法则”相冲突,反而后两者成为威慑主义泛滥的限制因素,从而保证了罪犯尊严和罪刑均衡。
  总而言之,在国家保护公民自由权利和维护共同体本身方面,刑罚制度是不可缺少的手段,它可以为公民提供行为的外在动机,以威慑和控制犯罪。这是惩罚的第一个层面,即制度本身的正当性证成。而同时在第二个层面上,惩罚制度在运行中必须要受到报应原则的限制。因为按照康德的理解,惩罚是国家对公民(上级对下级)作出的,很可能存在国家为了达致共同体的目标而行不义(比如杀害无辜),因此必须对惩罚的执行提出正义的“绝对命令”,以防止国家行不义。通过这两个层面的区分,惩罚一方面维护了公民个人之间的自由的和平共存,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共同体与公民之间的“善治”。同时,这两个层面映射了立法者与司法者的不同角色,前者以威慑和控制犯罪为惩罚条款设定目标,后者以目的公式和报应原则为惩罚判决设定限制。
  (二)“一机两翼”模式
  “角色分离”模式的策略是,将康德关于惩罚的陈述分成两个层次,让它们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且都为各自的目标服务。这必然会导致一些问题,比如:这两个层次如何联系在一起?作为目标之手段的惩罚,如果只具有工具性价值的话,那么是否就是可有可无的了?后一个问题是致命的,它不仅与康德关于惩罚是绝对命令的论调不一致,而且还暗示了惩罚的可替代性,用“处遇”代替惩罚在有些国家已成现实。为避免工具主义惩罚所可能导致的价值虚无化,有学者尝试新的解读模式,即“一机两翼”模式。据此,威慑因素和报应因素并不是两条平行线,它们虽然并非互相对立,但也不是毫无关系,二者因为法律这个规范性事实的存在而成为彼此照应的合作者。同时,二者并没有各自所服务的目标,而同为惩罚的内在构成部分,以惩罚背后的法律权威为根源。
  这种模式以李普斯坦(Authur Ripstein)为代表。他提出了“法律的至上性”观念,认为惩罚就是维护这种至上性的必然要求。[8]一方面,惩罚提供了人们在合法状态下的行为动机,这表现为威慑;另一方面,它以一种回顾性的应用,维护了公共法律的至上性,这表现为报应。换言之,法律的至上性表现为预期性与回顾性这两个特征,它们不可分割,互相需要,并分别以威慑和报应的形式体现在惩罚实践中。
  李普斯坦透露出了一种新思路:威慑和报应并不是整个理论的主体,它们实际上只是不可缺少的配角,法律权威才是支撑起整个理论的躯干。那么,法律权威来源于何处呢?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找不到“飞机”起飞的真正动力所在。李普斯坦对法律至上性的论断,是从康德在“私人法权”部分关于理性占有和经验占有的区分中得到灵感的。康德说道:“‘我的’与我是如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以至于任何人未经我的许可而使用它就会伤害我。”[9]这意味着法权是容易受到侵犯的,其他人的任意行为很容易从事实上(从我手中夺走我所占有的东西)和从法律上(强制妨碍我使用占有之物)侵犯我的法权。但同时,康德提出了“理性占有”的概念,即“虽然我并不占有一个物品,但他人未经允许的使用仍然是在伤害我”。[10]这又说明,法权是不容易受到侵害的,小偷从我的包里夺走手机的行为,并没有使得我丧失对手机的所有权,所有权在受到侵犯之后仍然是属于我的,只是经验的占有状态发生了改变。用康德的话来说,他人拿走属于我的东西,是对我的自由的妨碍;我拿回自己的东西是对妨碍的妨碍,因而是正当的。
  李普斯坦认为,与私人法权相比,共同体的法律也是这样一种容易受到侵犯、又不容易受到侵犯的体系。罪犯通过违犯法律的规定侵犯了共同体的法律,是对法律权威的妨碍;而惩罚作为妨碍的妨碍是法律通过回应妨碍者的方式来宣告自己的至上性,即不可侵犯性。他指出:“犯罪触犯了公共法律,这样做是无效的。犯罪的发生既没有改变法律的规定,也没有使得罪犯从法律的适用中豁免出去。相反,法律仍然保持规范上的老样子——它仍然管理着人们的行为。不过罪犯毕竟在现实中触犯了法律,惩罚使得法律在时空中仍然有效。法律的至高无上性使得它仍然保有效力。”[11]有趣的是,他将法律视为共同体的理性占有,就像个人可以从非法侵犯者手中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来表明占有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一样,共同体可以通过惩罚来彰显法律的不可侵犯性。可这不是很奇怪吗?李普斯坦用法权中一个特殊的概念“理性占有”来类比解释法律的至上性,但实际上可能的情况是,正是法律的至上性赋予了理性占有这个特殊的概念以效力。打个比方,我们可以从“花生油不溶于水”这个命题的正确性,推论出“大豆油也不溶于水”,甚或进一步推论出“所有的油脂都不溶于水”,但是我们并不能用第一个命题的正确性来论证后两个命题的正确性。这就意味着,李普斯坦所做的尝试只是通过康德对私人法权的明确态度解释了康德对法律至上性的可能态度,却没有真正说明,这种可能态度的最终驱动力来自何方。这也为我们进一步探究提供了可能的方向,究竟是法律权威提供了惩罚的基础,还是国家利益或者报应理念提供了这样的基础。
  三、混合论为什么失败了?
  从逻辑上看,两种模式的策略都是将威慑和报应各自具有的优点纳入到一个框架之中,但“角色分离”模式更突出惩罚在控制犯罪方面的工具价值,“一机两翼”模式则将威慑和报应看作是平等的合作者。从效果上看,这两种模式都存在着极大的理论困境,且过于轻视报应原则在康德法哲学中的地位。
  (一)两种模式自身的困境
  “角色分离”模式为大多数学者所青睐,考夫曼(Whitley Kaufman)将之划分为五种路径,它们分别是:概念分析、规范主义、权力分立、规则功利主义和哈特主义。[12]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威慑和报应分离后再合并,它们都不过是将威慑主义放在首位以证成惩罚的最终目标,而将报应原则放在这个目标下对其进行限制和修正。这样的组合方式强调惩罚作为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对控制犯罪这个社会目标的工具价值,就像李普斯坦指出的:“把某物说成是手段或者工具,就是指这个事物存在的价值是为了另一个事物的存在,而后者离开了前者仍然可以继续存在。”[13]这样,作为工具的事物便是可有可无的。如此推论必将使惩罚制度的辩护者们大跌眼镜,因为在他们眼中,惩罚制度很显然是公民社会不可缺少的构成性制度,而不是可以被放弃或者替换的。
  此外,被人为分离开的这两个方面区分的标准是什么?既然它们不是相容的,就不会从一个推出另一个(威慑性目标不能推出报应原则),因此怎样进一步建立二者的联系才是问题的关键。分离模式至少在论证上是不充分的,黑尔说“这个被讨论烂了的惩罚的证成难题如此容易地得到了解决”,[14]其实是过于乐观了。康德是否提供了这两个方面的联结,需要更细致的讨论,而这是分离模式没有作出的。这种模式的拥护者,只是通过两个层面的分离来解读康德文本中表面的不融贯,却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分离方法本身就是欠考虑的。
  相应地,“一机两翼”模式克服了前者的部分缺点,但仍只具有有限的说服力。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又该怎样进一步主张法律权威的来源?如果法律是具有至上性的,那么这种至上性又是谁赋予的呢?或许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答案,比如法律的权威来源于社会契约、公民联合的立法意志,或者来自于神的自然法、上帝的天启等等。总之,必须得找到另外的事物来充当法律至上性的根据。问题是,如果有东西充当法律至上性的基础,那么为什么它不能成为惩罚本身的辩护理由呢?后者如果成立的话,我们就回到了最开始的问题,即惩罚的正当性问题,这便成了循环论证。而真正导致这种循环论证的原因是,“一机两翼”模式虽然避免了分离模式的难题,但同时也回避了“惩罚的终极目的”这个问题,不过避而不答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更要命的在于,这两种模式都只是借用了康德的例子和观点,却并没有深入到康德哲学本身中去寻找答案。举例来说,如果“沉船之例”表明了威慑主义立场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弄明白:第一,在《道德形而上学》的编排上,康德为什么将“沉船之例”放在“导论”中讨论,而不是放在“公共法权”部分和关于惩罚的其他论述中?很显然,康德将“沉船之例”从一般性的法权学说中分离出来,做了某些特殊处理。而如果威慑因素如混合论所言那般重要的话,康德一定不会仅仅在“导论”中一提,却在关于惩罚的集中讨论中,更多地采用报应主义的论调。第二,在沉船之例中,康德明确说:“通过暴力挽救一个人的生命的行为不能被认为是不可谴责的(inculpable),只能是不可罚的(unpunishable)。”[15]如果不可谴责意味着行为人仍然是有过错的,那么不可罚意味着什么呢?无论是哪种混合论的模式都没有成功解决这个问题。
  (二)弱化报应主义
  混合论的解读模式完全忽视了报应原则在康德惩罚哲学中的重要性。实际上,不仅仅在“法权学说”中,康德着重强调了报应原则的重要性,而且在其他作品中,康德都将“应得命题”视为不容质疑的。混合论的解读模式把报应原则看作是在威慑性的惩罚制度(或实践)下仅在个案中起作用的限制性因素,有失妥当。
  报应主义原则分为两种:其一为消极的报应主义原则,即我们只能惩罚那些犯了罪的人;其二为积极的报应主义原则,即对所有犯了罪的人都要施加惩罚。[16]比尔德与沙伊德只注重消极的报应原则,忽略了康德坚持的积极报应原则。“血债之例”显然体现了这个原则:即便是公民社会中所有的成员都赞同解体,比方说,住在一个岛屿上的人民决定分手并且分散到世界各地。那么也必须把监狱里的最后一名杀人犯先处决掉,这样每个人都将罪犯根据他的行为应得的东西给予了他,并且人们不会因没有坚持惩罚而对这个杀人罪耿耿于怀;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人民就会被看作是违犯公共正义的同谋。[17]
  必须要惩罚最后一个杀人犯,不为别的,只为这是正义的应得。这揭示出康德对积极报应主义的肯定:这不仅仅指,如果决定惩罚,我们就该对其施加正义应得的惩罚且不多不少;更是指,我们必须惩罚这个人,因为这是他应得的。[18]就这个原则来说,已然不再是比尔德所说的惩罚第二个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在惩罚执行的个案中限制法官的原则,而且还涉及到惩罚制度本身的目标。我们不能因为社会将要解体这个外在的事实(公民社会的解体将导致刑罚的威慑力丧失),就不再施加罪犯应得的惩罚。在康德看来,这里考虑的不再是社会控制犯罪的目标,而是正义的要求。
  比尔德试图用威慑主义理论重新解释血债之例。他指出:“公民社会对保护个人权利来说是一个先天必要的制度,它仅仅在作为保障个人自由的手段来说是有价值的……刑法是保护公民状态的一个工具,任何犯罪都是对社会共同意志的违犯,并代表了退回到自然状态。”[19]比尔德认为,我们应注意到康德所说的“解体”是指分散到世界其他国家,而不是退回到自然状态,所以刑法的威慑力还是存在的,国家在解体前必须完成刑法要求的命令,包括偿还“血债”。不过,这个论证还是有些牵强,康德并没有否认社会解体有回到自然状态的可能,关于“分散到世界各地”只是他打的一个比方。
  沙伊德则采用了后果主义的方式来揣测康德的意思:“康德可能会指出,让最后一个谋杀者逃离,可能对之前已经被判死刑的罪犯不公平;他还可能会指出,鉴于惩罚的明显的功能,不惩罚最后一个谋杀者相当于说在一个社会解体时,谋杀是允许的。”[20]有什么证据来印证这样的猜测呢?沙伊德并没有给出,而且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唯一的困难”。[21]
  李普斯坦则将“处决最后一个杀人犯”的必要性归之于“法律至上性”的不可侵犯,他提出:“对于人民,也就是对于集体的公民来说,不能惩罚一个已经被定了罪的谋杀犯,就等于赞同了他的行为方式,也即赞同将罪犯的任意凌驾于法治之上。”[22]他似乎是说,“必须要惩罚最后一个罪犯”的要求并不是某个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人民集体的意志对“法律至上性”的绝对服从。所以任何软弱的统治者不能因为社会将要解体就放弃对法律权威的敬畏,而是要贯彻到底。在此,李普斯坦暗示了法律权威是一个绝对命令;换言之,惩罚最后一个杀人犯是法律对统治者提出的一个义务,而这不正是“积极报应原则”的内涵吗?他转弯抹角的论证最终还是回到了报应原则之上。
  霍夫曼(Robert Hoffman)果断放弃了对“血债之例”的威慑主义解读,并且认为这个例子纯粹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思想实验,我们不能将其纳入一个合理的惩罚理论中,否则就是画蛇添足。他的理由是,如果最后关在监狱的不是死刑犯,而是一个要判处十年监禁的其他罪犯,难道国家要等到十年刑期结束后才解体吗?并且,当今世界已经很难再见到国家解体的情形了,这个例子已经没有意义。[23]这样的反驳有一定的道理,但仍然为混合论的解读留了很大的漏洞:因为毕竟讨论针对的不是例子本身,而是它背后的报应原则;如果这个例子不能融贯地潜入到理论体系中,那么拼图游戏就是未完成的。
  于是,“血债之例”与“沉船之例”便成了“法权学说”中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混合论试图化解矛盾的方案基于以上两点而失败了。下文尝试找到另一条路径,来解决这两个例子的表面冲突,同时也澄清报应与威慑在康德文本中的位置。
  四、“双重身份”模式
  (一)内在应得命题
  在第二批判中,康德从道德上实现至善的需求出发,推导出无所不能的上帝之存在的悬设。在康德哲学中,至善是理性所要求的,“因为需要幸福,也值得享有幸福,但却没有得到幸福,这是与一个有理性的同时拥有一切权力的存在者的完美意愿无法融贯的”。[24]所以,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人类最终的幸福(永福)的条件就是享有幸福,而使得享有幸福成为可能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拥有德行。“德行和幸福一起构成一人格的至善,同时,幸福完全精确地与德行成比例构成一个可能世界的至善。”[25]在此,康德提出了上帝作为全知全能的立法者和审判者,要按照德行的比例来分配幸福。
  那么与幸福和德行的关系相似,痛苦是否也与应得惩罚联系在一起呢?康德认为,这也同样是实践理性的理念所包含的。他明确说道:“还有某种与违反道德法则相伴随的东西,这就是应得惩罚。”[26] “惩罚是一种物理性的坏事,它并不会作为自然的后果而与道德上的恶联系起来,但却必定会作为按照道德法则立法原则的后果而与之联系起来。”[27]这意味着,惩罚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恶,它是道德意义上的恶的直接后果。于是,痛苦与应得惩罚(有罪过)就像幸福与配享幸福(有德行)一样,被因果范畴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犯了罪,就应该得到惩罚,这是实践中的一条因果律。这便是“内在应得命题”,即罪犯应当受到惩罚是道德上必然的,罪犯因其所作所为而受到惩罚本身就是善的。[28]他说道:
  如果一个人总乐于折磨和打扰那些喜爱宁静的人们,他有一次因为自己的冒犯而遭到痛打,那么这当然是一种祸,但是每个人都会赞同这样做并认为这本身是善的,哪怕并不能带来其他的结果;甚至接受痛打的人,从理性上也会认为这对他是公正的,因为他知道,幸福与善行之间的比例关系恰恰实现出来了,这是理性难免会告知他的。[29]
  可以看出,康德认为对罪恶之人施以惩罚是善事,而这正是内在应得命题的内涵所在。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例如:“惩罚是统治者因卑下者犯了罪而施加痛苦于其上的权利”;[30] “法官只有按照报应法则判以死刑,才能使惩罚与犯罪相适应,只有这样,死刑才能与罪犯的内在恶意成比例”;[31] “只有在这个时候罪犯才不会抱怨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即他将自己的恶行回应到自己身上,并且他所遭受的与他让别人遭受的相一致,哪怕这仅仅是精神上的而非字面上的一致”。[32]
  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说“一个做了错事的人应得惩罚”时,实际上是指“他应该承担被惩罚的责任”,却不是指“其他个人或者集体要主动地使其遭受惩罚”。换言之,我们需要区分内在应得命题的两个版本,一个是信念上的,一个是实践上的:后者是说,一个人做了错事就足够为我们提供在实践中对他施加惩罚的理由,即这是他应得的;而前者则是说,一个人做错了事应得惩罚只是我们必须持有的一个信念,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符合理性要求的,但在实践中是否将这个信念实践出来则还需要更多的补充性理由。[33]
  (二)威慑性惩罚的位置
  依康德之见,内在应得命题构成了惩罚概念的本质,它是纯粹理性“至善”目的的必然要求。同时,它正是报应主义原则最核心的体现。那么,康德又如何看待威慑性惩罚呢?
  康德在致约翰本·本亚明·艾哈德的信件中说道:“在一个按照道德原则由上帝统治的世界中,惩罚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在这个世界中发现了逾越的话)。但是,如果这个世界是由人统治的,那么惩罚的必要性就仅仅只是假言的,逾越与应得惩罚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直接联结,对于统治者们来说,也仅仅用于对使用惩罚进行辩解,而不用于对它加以规定。”[34]
  康德也曾提及:“所有的惩罚要么是威慑性的,要么是报应性的。威慑性的惩罚仅仅是为了确保邪恶的事情不会再发生,而报应性的惩罚则是因为邪恶的事情已经发生。……所有由主权者所施加的惩罚都是威慑性的,要么为了阻止罪犯本身,要么就是提醒别人以此为戒。”[35]同时,“所有的惩罚要么属于正义,要么属于立法者的精明。前者是道德的,后者是功利性的。……功利性的惩罚是阻止犯罪的手段。”[36]
  此外,康德还坚持认为,在惩罚中物理上的苦与道德上的恶之间的联系,是“直接且必要的联系,物理上的祸是道德上恶的直接后果”,[37] “而那些所有目的在于保护人格和人类财产的作为手段的惩罚,都只不过是惩罚本身的手段和符号(signs)”。[38]
  他总是在对比中强调人类惩罚与惩罚本身的不同,从而认为前者是功利性的(威慑或者矫正)惩罚,而后者是正义的(报应性)惩罚。正如伍德所说,“康德并不反对立法者或者法官也利用惩罚的制度来达到阻止犯罪、道德上改善罪犯的目的”,[39]可是这种容忍是否就意味着允许功利性目标作为惩罚制度本身的正当性所在呢?并非如此。康德提到了“惩罚本身”这个概念,它是指一个犯罪行为与其应得或者自己招致的痛苦之间的道德联系,他主张惩罚的制度是正当的,仅仅因为这是此种直接必要的联系所要求的。[40]按照“惩罚本身”与“惩罚手段(或符号)”的区分,惩罚从本质上就是一种物理上的痛苦与行为上的恶之间的因果联系的象征,神圣的惩罚就是惩罚本身之内涵的表现,而只具有有限理性的人类却把惩罚转化为达致另外目的的手段,惩罚制度在现实的国家中成了一个符号。可是这并不是说,作为“本体”的惩罚就与“现象”中的惩罚完全分隔在“彼岸”与“此岸”而毫无联系。相反,惩罚的本体决定了惩罚的价值,对现实的国家来说,能够用来为惩罚正当性做“辩解”的只能是惩罚本质中的正义价值,而不是某种功利性的目标。“惩罚的制度本身,作为道德的一个基本事项,是并且必须是主要地、甚至唯一地由报应主义的内涵所证成的。”[41]
  这样,作为惩罚概念本质的报应主义原则,就与作为威慑性的惩罚手段分离开来,它们分别标记了惩罚的两重身份,从而也引出了另外一种解读模式,即“双重身份”模式。
  (三)惩罚的“双重身份”模式
  “双重身份”意味着,报应性惩罚与威慑性惩罚虽然共享“惩罚”这一称谓,但是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报应扮演惩罚的本体,威慑扮演惩罚的现象。与“角色分离”模式不同,“双重身份”模式并不认为威慑对惩罚正当性的证成有任何作用,惩罚的本质仅在于报应;与“一机两翼”模式不同,它并非在报应之上附加更上位的“法律至上性”命题或概念,而是把报应作为惩罚的唯一本质。“双重身份”模式本就是报应主义的,它只是承认威慑性惩罚在现实中存在的可能性,却否认威慑可以提供任何价值基础或正当性标准。
  在康德看来,人类的惩罚虽然可能在感性世界中走了样,却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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