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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理论探索》
口供之诱与惑
【副标题】 基于结果、真相与权力的相关性分析【作者】 白冬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中文关键词】 口供;诉讼结果;真相;诉讼权力
【文章编码】 1004-4175(2019)04-0108-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4
【页码】 108
【摘要】 口供之诱与惑超出了口供本身所能关涉的案件真相和裁判结果,其中亦隐含着国家司法权威,牵扯着司法人员的个人权威、职业心理与职务晋升。口供成为不同主体的诸种诉求之焦点,致使其陷入复杂的需求中,从而产生了口供之诱。口供在满足需求之同时,亦使与口供相关的结果、真相、官威陷入到困惑之中。人性与尊严、真相与冤案、权力与权威皆因口供而暗含着风险和危机,若非以法律理性规制之,则不可抵挡口供之诱。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5847    
  
  

引言:区分口供之诱与惑之意义

因冤假错案,口供受到了高度的关注,亦可以说每一起冤假错案都有口供,不存在没有口供的冤假错案。为了治理口供问题,自1979年第一部刑诉法到2018年刑诉法改革,制定了多项规制口供之制度,试图遏制非法获取口供的行为。同时,公、检、法也相继出台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发布了相关规定等,不断地打补丁,填补立法的漏洞。但是,在实践中,刑讯逼供等行为,仍然是屡禁不止。仅2018年,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违法取证、适用强制措施不当等提出书面纠正意见58744件次,同比上升22.8%[1]。此外,面对非法获得的口供,检察机关也面临着合法性证明难,法官存在着排除难等突出问题。口供究竟与公检法机关之间存在着何种联系?致使口供问题,成为疑难杂症,虽久治而不愈。

口供问题之难,乃因口供本身是一个存在着诱与惑的复合体。口供之诱难以抗拒,而口供之惑,却又蕴含在诱之中,其结果往往是口供之诱,压倒了口供之惑。口供之诱被口供之价值所规定,而价值则又被需求所定义,从而决定了口供之诱,难以抗拒。口供之需源自于三个方面:一则口供作为定案之根据,具有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之证明力。二则口供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我供述,不仅能够自证其罪,且能够印证其他证据,证明其为罪犯。三则口供是公检法人员完成职责的有效工具。无论是诉讼之效率,抑或是诉讼之结果,口供之证明力无疑有助于破案、起诉与裁判。上述口供之三个方面的需求,决定了口供具有难以被其他证据替代的价值,从而形成了口供之诱。口供之诱能够满足公、检、法三机关的不同需求,对于公、检、法人员而言,其中既有心理的,又有现实利益的考量。口供不仅仅是“证据之王”,又可称之为“证据女王”,其诱如此之大,实难以抗拒,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口供之诱的另一面则是口供之惑。口供之诱具有直观性、现实性,易于认知。口供之惑则蕴含于需求之内,其隐蔽性、价值性、心理性难以被察觉。口供之惑的内隐性、复杂性,决定了对于口供之惑的描述,认知与理解,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但是,这恰恰又是克制口供之诱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口供之惑有三:获取口供是为了证明真相,但口供却是虚假的,造成了真相判断错误,导致了冤假错案。此其一。其二,口供作为语言载体,说,还是不说,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强迫性地获取口供,则又侵犯了不得自证其罪权。其三,因口供实现了破案、起诉、判决,实现了有罪必罚的结果公正,却失去了程序正义。法律之理性一直反复权衡着口供之诱与惑,试图以立法规制之。作为理性的法律人,公、检、法人员面对口供之诱与惑,谨慎地选择着,其心理冲突与行为矛盾在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严禁刑讯逼供等行为,另一方面却又屡禁不止;一方面不轻信口供,另一方面口供却被作为定案的依据。公、检、法人员终究抵挡不住口供之诱,唯有导致冤假错案之时,才开始深刻地反思口供之惑。当前,口供之反思呈现如下特点:一是反思口供之真与假,不反思口供之于人与程序之价值。二是反思口供之结果,不反思从获取口供到定案之过程。三是平时不反思获取口供的行为与程序,结果之后才反思导致冤假错案的结果。

口供反思之意义,在于发现口供之诱抑制了口供之惑。2018年刑诉法规定了“应当如实回答”,“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却又强调“不轻信口供”。立法规定“严禁刑讯逼供等”,实践中却是“屡禁不止。”何以至此?足见口供之诱,实难以抗拒。甚言之,每当“冤假错案”“亡者归来”“真凶再现”之时,则又反思而认识到了“不轻信口供”“严格排除非法获取的口供”之意义。立法之规定,执法之教化,终究不能消除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等非法获取口供的行为。究其缘由,口供之诱与惑呈现多面性,既有结果之诱与惑,又有真相之诱与惑,亦会对不同诉讼主体的心理与权威产生诱与惑。结果、真相、权力兼能直接满足不同主体的现实需求与利益实现,从而无视口供之惑,被口供之诱所驱动,采取刑讯逼供等行为,置虚假供述,冤假错案于不顾。当前,各路专家学者聚诉于禁止非法获取口供之制度性建设,倘若不能从根本上剖析口供之诱与惑,厘清其产生的现实的、利益的、心理的根源,则不能认清口供之惑,进而难以抵制口供之诱。如此,无论对于“刑讯逼供等”的“等”字,作出多么详细的解释,打再多的补丁,恐难以解决刑讯逼供等问题。

一、结果之诱与惑

犯罪发生了,谁干的?此乃是结果判断,属于事实判断的范畴,理应严格证明。但是,犯罪之定义则又预设了“恶”之伦理判断,伦理上的因果报应观对应于诉讼的有罪必罚结果。有罪必罚满足伦理报应的心理,构成追究犯罪的直接动机。美国学者齐林解释了刑罚报应的心理需求,认为刑罚是对于损害的本能反应,被害人把他自己能力所办得到的惩罚加在犯罪者身上,或者由他自己受害的感觉所暗示的一种惩罚施于犯罪者身上{1}308。此种推己及人的心理暗示,必然会产生报应的心理。康德以道德律为思想根底,提出“刑法是一种绝对命令”{2}164,“依照刑法的绝对命令,凡违犯法律而杀人者必须处死”{2}167。康德之“绝对命令”强调报应结果之必然性,即是“有罪必罚”。口供便成为了有罪必罚的有利工具。口供不仅能够证明惩罚犯罪之确定性,亦可表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犯罪行为的承认,进一步加深了因果报应的联系性。可谓之,“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

值得注意的是:口供与结果二者之间不存在直接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惩罚犯罪并非必须要有口供,没有口供也可以定案。但为何古时强调“无供不录案”,当前又提出“零口供”?其原因在于:口供与人是合属关系。口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反之,供诉又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事实。“从供到人”,以及“从人到供”,双向来回地判断,即使获取口供的目的指向惩罚犯罪的结果,也造成因口供而证实犯罪,从而形成所谓的“铁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被“有证据证明”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属于高度怀疑的范畴,且据常识,一个人是否实施了犯罪,他最清楚。如此,是否供诉,便成为评判一个人是否实施了犯罪的标准。无罪的人一定会申辩,选择回答;而有罪的人就会抗拒,选择沉默。据此推定,保持沉默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罪犯,此属于高概率的判断,为此采取刑讯逼供等行为,以获取其有罪的口供,实现惩罚犯罪之结果。实践表明,即使实施了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行为,只要“破了案”,“诉了人”,“定了罪”,惩罚了犯罪,即使采取了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亦非大错,也能够获得宽容与认同。况且,因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而被定罪惩罚的案例,亦较少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口供之诱,从而强化了口供心理,形成了口供情结。

惩罚犯罪之结果,乃是一个社会之必然诉求。无论是从报应观,亦或是政治统治论,犯罪必须受到惩罚,均体现为惩罚结果之需求。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菲利阐发了刑罚与结果之关系,“刑罚从其结果的不可避免性中产生全部威力”{3}76。也正是基于因果报应思想之推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有证据证明”的逻辑推定为“有罪”。有罪之推定,直接导致“法律折磨你,因为你是罪犯;因为你可能是罪犯;因为我想你是罪犯”{4}34。据此心理,拷打一个“罪犯”,恐怕更多唤起的是报应的情感,而不是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加之,不放纵一个罪犯的报应观,决定了“不枉不纵”的裁判观,只能是一种理想,而不是理性。“不放纵”裁判观,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被惩罚的对象,其供述就成为最有利的证明其有罪的证据。实践中,即使是其有罪事实存疑,也采取了“疑罪从挂”,或者“疑罪从轻”的判决,难以疑罪从无。众所周知,口供仅仅是一种证据表现形式,不能单凭口供定罪,况且“非经审判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审判的意义不在于定罪,而在于实现正义,其判断标准是:一个人在诉讼中是否受到了公正的对待。审判中口供之合法性审查之意义即在于此。但是,在实践中,口供之合法审查受制于惩罚结果必然性,一定程度放纵了“口供之诱”所导致的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具体原因有三:一是以口供保证裁判结果的正确性。检察机关在起诉书中罗列证据之后,特别强调“被告人供认不讳”,以此强化被告人有罪的事实。此举在于消除法官对于事实之疑虑,促使法官在逻辑上形成有罪的判断,进而保证裁判的正确性。二是用口供提高惩罚的效率。口供作为直接证据,既能证明案件事实,又能指认犯罪人,具有迅速查明事实之功效,惩罚也会因及时查明事实而不会迟到。惩罚及时性又与公正密切联系在一起,且呈现正比例关系,“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5}56。三是通过公开地、残酷地惩罚犯人,实现有罪必罚、惩戒后人的教化功能。刑罚作为公共景象,通过向公众展示被逮捕与判罪的风险,劝阻人们不要犯罪,并且通过对犯罪行为的否定,劝谕人们减弱了犯罪的动机{5}290。甚至为了达到某种强力警告的刑罚效果,行刑必须以一种戏剧化的、血腥的方式进行。1757年,达米安被处以极刑,在行刑的仪式过程中,上演着把刻在罪犯肉体上的罪行展示出来的戏剧。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论及的那样,它确保了那种已受到损害的君权的恢复,它是举行权力礼拜仪式的核心内容。尤其在法国,它是力量和身体受到罪恶行为伤害的国王被激怒了的至上权威的最鲜明的表现{6}194。

口供对于诉讼结果之诱,完全超出了惩罚犯罪的范畴,承载了其他诸种功能,惩罚、威慑、权力皆纠缠于其中,致使获取口供成为一项必然性选择。以致于明知“不可轻信口供”,亦知“严刑之下,能忍者不吐实,不能忍者吐不实。”但是仍然坚持“无供不录案”、“断罪必取输服口供。”倘若无口供,或可导致惩罚犯罪之不能,亦隐含着其他诸方面对于诉讼结果的需求难以实现,该需求必须通过获得口供而展示出来,也只有口供才具有某种特定的标志性意义,譬如,“破案”“供认不讳”“办铁案”。建立在口供基础上的诉讼结果存在三种可能性:一是真实的口供满足了诸种对于诉讼结果的需求,但是获取口供的方式却是非法的,譬如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等等。即便是惩罚了罪犯,惩罚犯罪结果的价值也应当大打折扣,毕竟人的尊严与价值才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涵。此外,据以刑罚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其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若损害人的基本权利,则难以实现刑罚的社会控制。历史证明,严刑峻法不仅不能够控制社会,甚或加剧社会的动乱。二是尽管口供存疑,却难以“疑罪从无”。口供存疑,导致口供与其他证据之间的证明关系存疑,可谓“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但是并未判决疑罪从无,而是采取了疑罪从轻,留有余地的判决,尤其是死刑案件中,采取判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譬如,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于英生案、张辉案等。由此可见,不放纵一个罪犯,很坚决;相反,不冤枉一个好人,却不那么坚决了。三是虚假的口供,导致了冤假错案。2018年各级法院按照审判监督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821件,其中依法纠正“五周杀人案”等重大冤错案件10件。冤假错案发生之后,非法获取口供成为了众矢之的,再次强调“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实践表明,“刑讯逼供等”行为不除,则冤假错案难休。法官对于命案,越是“供认不讳”,越要心存疑虑,严格审查口供之合法性,防止受口供之诱,导致错判。冤假错案损害司法之公信力,触及了社会正义的底线。在一个社会中,还有比罪与非罪更黑白分明的社会正义界限吗?公正的审判、合法的权力等都会因冤假错案被归化作一种“恶”,并且会被上升到国家层面上。波普尔所说的“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7}499,乃是对权力的危险性的一种预设,也是防范国家从“必要的罪恶”走向“必然的罪恶”。放纵权力,追究诉讼结果,最终导致冤假错案,不能不说是一种国家之恶。这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而言,其破坏力是深层次的。

二、真相之诱与惑

客观、公正的裁判,乃以案件真相为前提。口供之诱源自于案件真相的诉求,但是查明案件真实本身并非诉讼之目的,其仅仅是实现诉讼价值和功能的并非不可或缺的工具。对此,美国法学家贝勒斯曾指出,查明真相并不是其自身有何目的,而是为了将规则和原则正确地适用于争执{8}22。真相在诉讼裁判中应当作为一个证伪和证真的命题。口供之于真相的意义表现在,既可以证真,亦可证伪,二者相互排斥。真实的口供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案件真相具有强大的证明力。虚假的口供可以证伪,有助于辨别案件真相,或者可以提供破案的线索。“就怕不说话”,保持沉默,便失去了破案线索,也就失去了对案件事实的线索与初步判断。口供之于真相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有了口供也不一定能够证明真相,但是倘若没有口供,案件真相则难以令人信服,此乃是“断罪必取输服供词”之原由。也就是说,口供对于案件真相证明具有明显的心理补强作用。此其一;其二,刑事诉讼真相关涉到国家的权威性。国家作为唯一追究犯罪的诉讼主体,垄断了追诉权与刑罚权,具有不可推卸的惩罚犯罪的社会职能。故此,能否查明案件真相,也就成为检验国家司法能力的一项客观标准,直接关系到其司法权威能否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列宁就曾经指出:“惩罚的警戒作用决不是惩罚的严厉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重要的不是严惩罪行,而是使所有一切罪案都真相大白。”{9}35“6真相大白”意味着揭示出了罪犯,惩罚只是其必然的逻辑结果。

真相是由诸多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推导出的案件事实。易言之,真相是诸多证据之间建构成的一种逻辑关系,并非是诸多证据之间的简单堆砌,且该逻辑关系具有排他性与唯一性。诉讼真相应当被证成,即在控辩审三方关系之中,需要控辩双方解释诸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使法官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口供无疑在诸多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不能因供定案,但是口供在证明与证成逻辑关系之中,能够产生逻辑上的印证效应,从而消除逻辑建构真相的疑虑。这就容易导致真相认知的偏差,即从口供出发构建真相逻辑关系,以及用口供来验证其他证据,从而形成“从供到证”的证明方式。如此,势必会以口供为中心建构真相的逻辑关系,口供的真与伪便决定了真相的认定。那么,口供的真伪又该如何证明呢?口供的真与伪的两面性,决定了口供判断的复杂性。实践,口供证真的一面,却往往因口供之诱,而容易被忽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与反驳,被认为是“态度不老实”“避重就轻,回避事实”等。真相证明逻辑若从口供出发,其前提是口供的真实性,若口供的真实性存在错误,则直接导致案件真相判断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口供成为冤假错案产生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见,“从供到案”,以口供为中心建构逻辑关系,将证据之间的逻辑证明关系简单化,从而加剧了证明的风险和危机。故而,“诸证据中,效力最大,但又最容易被滥用的即是一般谓为证据中女王的自白”{10}。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指出:“要求一个人既是控告者,同时又是被告人,这就是想混淆一切关系;想让痛苦成为真相的熔炼炉,似乎不幸者的筋骨和皮肉中蕴含着检验真相的尺度。……这种方法能保证使强壮的罪犯获得释放,并使较弱的无辜者被定罪处罚。”{4}32-33口供与案件真相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二者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证明关系。实践中,导致冤假错案的证据根由就在于,从口供出发建构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几乎每一个冤假错案都有口供,形成了没有口供,就没有冤假错案的悖论[3]。从口供出发判断真相,却又导致了真相的扭曲。如此之悖论,再次表明了口供与真相的复杂关联性。

口供与真相之关系,取决于真相目的指向的认知。对此存在着惩罚犯罪,抑或是定纷止争之辩。因真相的目的指向不同,导致了纠问式与对抗式的证明真相方式不同。此两种证明方式的不同,则又决定了对待口供的方式不同。欧洲大陆的纠问法官不仅应用令人不愉快的让人肚皮破裂、脚腱断裂的刑讯技巧,而且将证人带到法庭上,让他们说出所知道的东西{11}63。英国人则拒绝用暴力手段获取口供来探知真相,反对秘密地调查真相,偏好采用辩论的方式,由12人陪审团认定真相。纠问式与对抗式如此之不同,以致于哪一种更能够获得真相,存在着激烈的争议。英美法系对于对抗制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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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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