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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山东审判)》
人民陪审员对法律审补益作用的探析
【副标题】 以人民陪审员职权改革方向为视角【作者】 刘玉庆肖军
【作者单位】 章丘市人民法院【分类】 法院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2
【页码】 1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3934    
  
  人民陪审员职权改革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先后出台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和《人民陪审员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改革办法》),为人民陪审员职权改革明确了方向。在人民陪审员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的视角下,如何发挥好人民陪审员对于法律审的补益作用,对于提升人民陪审员陪审效果,促进职权改革的不断深入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一、职权改革后人民陪审员对法律适用审理的补益作用取舍
  (一)陪审员对法律适用审理补益作用的比较法考量
  纵观世界各国(地区)的陪审制度,不外乎三种形式:以美国、英国、香港等为代表的陪审团制;以德国、法国、日本等为代表的参审制;以韩国、台湾等为代表的混合制。[1]三种形式的陪审制度,在陪审员职权设置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例如美国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在刑事案件中的权力是审查证据、听取辩论,并对被告人是否有罪的事实问题做出裁断,在民事案件中则是对被告是否构成侵权做出裁决。即美国陪审团独立完成对事实部分的认定,法官只对法律适用进行审理。[2]与美国的陪审团制不同,实行参审制的法国,陪审团既参与法庭对案件事实的审理,又以秘密投票的方式参与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陪审团成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与法官具有同等的权力。[3]实行混合制的韩国,陪审员参与案件的事实审和法律审,单独就被告人是否有罪进行评议,并与法官就量刑问题进行讨论并陈述意见。但陪审员的评议意见不拘束法院判决,只具有劝告性效力。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3月韩国大法院向国会提交了陪审制深化改革方案,重要变化之一就是将陪审团的决议分为定罪决议和量刑决议,定罪决议对法官具有约束力,而量刑决议对法官仅具有参考意义。[4]从上述三种陪审员制度的职权设置来看,参审制和混合制下的陪审员在法律适用上均发挥了各自作用,在制度设计上对陪审员关于法律适用的意见给予了足够重视,体现了参审制和混合制对陪审员关于法律适用审理的补益作用的认可。特别是近年来对陪审制度大力开展改革的韩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地区),在陪审员职权设置上,充分考虑了陪审员在法律适用方面的作用发挥。例如台湾地区2012年1月公布的《人民观审试行条例(草案)》规定,参审员在终局评议时就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量刑陈述意见,法官判决不受参审员陈述意见拘束,但判决书应当说明不采纳参审员多数意见的理由。[5]
  (二)人民陪审员对法律适用审理补益作用的现实意义

夫妻本是同林鸟


  就类型而言,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整体上属于参审制,在参加审判活动过程中,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与法官有同等权利。针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人民陪审员作用发挥不充分的问题,本次司法改革提出了人民陪审员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的改革方向。审视十年来的人民陪审员参审实践,在推进法律审与事实审分离改革过程中,应当对人民陪审员法律适用审理的补益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许霆案为例,许霆因ATM机故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取款17. 5万元,一审由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无期徒刑,引发了舆论和公众的关注,最终二审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二审做出反差如此大的判决,除了在法律适用上的专业考量之外,不能不让人考虑社会价值判断和公众认可度对量刑所起的作用。另外,从我国目前基层法院,特别是非城区基层法院受理的审判案件类型来看,以法律关系简单,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案件为主。这些案件当事人,特别是农村当事人证据意识相对较弱,在案件审理时,相对于法律适用,事实认定更容易成为案件的重点和难点。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在诉讼中参与度不断提高,在庭审中会对法律适用发表自己的意见。此外,普通群众对发生在身边的诉讼判例具有天然的关注度,对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常用法律都有基本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大多数人民陪审员对法律关系简单的案件做出法律适用方面的判断难度并不大,可以期待人民陪审员对案件法律适用做出具有一定价值的建议。建立让人民陪审员对法律适用问题提出意见,并对其中有价值的部分予以吸收的工作机制,会对公正判决发挥积极的补益作用。
  (三)人民陪审员对法律适用审理补益作用的审判实务需求
  审判实践中,有时事实审与法律审交织在一起,很难绝对分开,往往事实认定依赖于法律适用,法律适用直接决定事实认定。比如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如何理解和适用法律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有时会对裁判结果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事实查证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把举证责任分配给谁,可能就意味着谁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以一起因砍伐树木引发的诉讼为例,甲将乙栽种的树木强行砍伐并拉走卖掉,乙将甲诉至法院,要求甲赔偿树木损失。法院在审理该案过程中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甲要求乙赔偿损失,应当证明损失数额,因树木己经无法找回,难以鉴定树木价值,应当以原告甲证据不足驳回诉讼请求。另一种意见认为,在甲证明了乙确实将甲的树木砍伐并出卖的事实后,甲完成了举证责任,对树木的价值应当由乙进行证明,乙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应当按甲所诉的赔偿数额支持甲的主张。显然,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裁判结果截然相反,体现的社会价值导向也不同。在上述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在事实认定时,首先要解决的是有关举证责任规定的法律适用,但法律如何适用,直接决定了案件的事实认定,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是融合在一起的,难以进行明确分割。在这种与事实认定直接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上,给予人民陪审员发表意见的机会,既是人民陪审员事实审的延伸,同时可以有效发挥其对法律适用的补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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