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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西汉的《春秋》决狱及其历史地位
【作者】 华友根【作者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分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期刊年份】 1994年
【期号】 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1015    
  西汉时期,由于独尊儒术,表彰《六经》,故《六经》及《论语》、《孝经》的儒家经义,是人们政治、社会活动的指南与准则,所以经义不仅可以断事,也可以用来断案和决狱。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以礼义为主要内容的儒家经义高于一切。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法制还不够完备,特别是司法方面。所以,经义断案决狱的情况比较多。而经义决狱主要是《春秋》决狱。现就西汉的《春秋》决狱以及它的意义、影响等来分析、探讨,以见它在中国法律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
  西汉以《春秋》经义决狱断案,相当普遍,事例也很多。现从《春秋》经义从轻断案和《春秋》经义从重决狱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春秋》经义的从轻断案,可从“亲亲之道”、同情女子、“原心定罪”、“父为子隐”、“恶恶止其身”而不株连,“诛首恶”而恕随从等方面来论述。
  关于“亲亲之道”。汉景帝本欲立弟梁孝王为嗣,因为袁盎劝景帝与窦太后,据礼不当立梁孝王为太子,景帝就于当年夏天,立胶东王(即武帝)为太子。所以,梁孝王对袁盎恨之入骨,便与谋士羊胜、公孙诡等密谋策划,暗地里使人刺杀袁盎及其他议臣十余人。这事被发觉后,羊胜、公孙诡均自杀,而景帝也“怨望于梁王”。为此,梁孝王十分恐惧,怕有被诛、惩罚之罪。当时,邹阳即以《春秋》“亲亲之道”说服景帝王夫人(武帝生母)兄盖侯王信。再由王信将此意转奏景帝,因而得以宽恕梁孝王。邹阳是这样对王信说的,春秋时,鲁公子庆父(庄公弟)使仆人邓扈乐杀子般(庄公太子),结果归罪于邓扈乐。庆父之弟季友,不追究兄庆父罪而诛邓扈乐,“《春秋》以为亲亲之道也”。结果景帝表示赞同,也所谓王信“以是说天子,微幸梁事不奏”,[1]因而,“事果得不治”。这是汉景帝根据《春秋》之义,而宽恕同母弟梁孝王之杀人罪。
  关于同情女子。这是董仲舒在《春秋决狱》和《春秋繁露》中所提出的主张。同情女子,寡妇可以改嫁,是《春秋决狱》中的一个案例。说是“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尸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有的人说,甲的丈夫死了,还没有安葬好,丧事未毕,按习俗规矩是不得改嫁的,而私奔为人妻,更为严重,所以应当处以“弃市”之死刑。但董仲舒根据《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2];认为,妇人以听从为顺,甲是被其母亲所嫁,她本人也无淫乱之心,所以不能说私奔为人妻。因此,甲是无罪的,所谓“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这里说的董仲舒同情女子,在其所撰的《春秋繁露》中也有反映。他说,妇女在怀孕、生养、哺乳时期、根据《春秋》之义,应该讲德爱而不用刑罪。这是妇女从生理上讲应该结婚、怀孕、生育、哺乳,故法律必须加以保护。但也坚持了三从之义,故必须是父母之命而不能自专。
  关于“原心定罪”,哀帝初即位,给事中申咸批评原承丞薛宣,对于后母生不供养死不守丧;又邓成太后死时丧事也办得匆忙草率。所以,宣是不忠不孝,“不宜复列封侯在朝省”。当时,为右曹侍郎的宣子况听后十分愤怒,就使客杨明毁咸面容,断鼻唇,身上八处受伤。事后,御史中丞众等认为,况为首恶,明亲手伤人,“功意俱恶”,皆大不敬,“明当重论,及况皆弃市”,即况等应判死刑。而廷尉直以为,今以况为首恶,明手伤为大不敬,公私无差。但“《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见谤发愤怒,无它大恶。加诋欺,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违明诏,恐非法意,不可施行。圣王不以怒增刑,明当以触伤人不直,况与谋者皆爵减完为城旦。”[3]这是廷尉直要求根据“《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将况免死减刑。哀帝也就同意而免况死罪。故:“况竟减罪一等,(彳+步,左右结构)敦煌”。可见,此案特别注意到爱父、尊父的心情,而忽视了伤人的严重后果。这与当时强调三纲相关,也是重孝的体现。
  关于“父为子隐”。这也是董仲舒《春秋决狱》中的一个案例。案情是“时有疑狱,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赢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4]这是董仲舒根据《春秋》经义“父为子隐”,主张实行轻刑宽恕的思想反映。它的进一步发展,便是五十年后,汉宣帝提出的父母匿子,“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当然,父母藏匿有罪之子,也是欠妥的,但总比父子同罪要好。
  关于“恶恶止其身”而不株连。这是根据《春秋》经义而反对连坐族诛。高祖、文帝时有族诛,而武帝时族诛之外,更有连坐,所谓“坐相连郡,甚者数千人。”这与《春秋》经义是相违背的。所以,昭帝时,文学濡生就说,今以子诛父,以弟诛兄,亲戚相坐,什伍相连,若引根本之及华叶,伤小指之累四体。如此,则以有罪诛及无罪,无罪也就不会有了。而应该是,只“闻恶恶止其人,……未闻什伍之相坐也。”[5]这说明文学儒生根据《春秋公羊传》“恶恶止其身”,而反对株连父子、兄弟、亲戚与邻居。
  关于“诛首恶”而恕随从。成帝鸿嘉年间,广汉盗贼群起,即以孙宝为益州刺史,负责处理此事。当时的广汉太守扈商,是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的外甥,软弱不胜职。为此,孙宝就认为,广汉盗贼之所以这样多,是太守扈商不尽责任所造成的,故商应是“乱首”。根据“《春秋》之义,诛首恶而已”。因此,只须诛乱首扈商,而宽恕群盗。法小宝
  于是“商微下狱”。但商也奏宝所宽恕的群盗中有为首领当治罪者,故宝以“坐失死罪免”。[6]在这里,成帝是同意根据《春秋》经义“诛首恶”而恕随从的。只因孙宝放纵了群盗的首领,所以罢官免职。
  以上无论是“亲亲之道”、“父为子隐”、同情女子、“原心定罪”,或者是“恶恶止其身”、“诛首恶”恕随从等,是从亲属相爱,人间相怜。考虑动机目的;从一人犯罪一人当而不株连,即使集体违法也只惩首领,这的确是轻刑省罚,宽恕了不少人,有利于人的生产与生活一定程度上安定了社会秩序,维护了礼与义。但也反映了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以及注意动机而忽视效果的片面性。
  二
  《春秋》经义的从重决狱。可从“志邪者不待成”、“臣毋将,将而诛”、“诸侯不得专地”、“杀世子诛”等方面来说。
  关于“志邪者不待成”。也就是《春秋》重志的体现。董仲舒《春秋决狱》中也有这么一个案例:“甲为武库卒,盗强弩弦,一时与弩异处,当何罪”?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以为,“兵所居比司马、阑入者髡 ,重武备,贵精兵也”;一种以为,“大车无輗,小车无(车+兀,左右结构),何以行之?甲盗武库兵,当弃市乎?”这里说的髡刑,即髡钳为城旦,服劳役五年。也叫五岁刑,是一种徒刑。而弃市刑是一种死刑,但董仲舒是怎样认识和处理的呢?他说,根据弦与弩异处,“不得弦不可谓弩,矢射不中,与无矢同,不入与无镟同”。这种对于案情的分析,是合乎情理的,而且是平恕的。但也不能不考虑到。这是盗边境军事仓库,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安危,故应当从严定罪。也所谓“此边鄙兵所,赃值百钱者,当坐弃市。”[7]实也是“《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8]的集中表现。这是董仲舒《春秋决狱》保存到现在的六个案例中唯一从重处理的一个。
  关于“臣毋将,将而诛”。这实际上就是与君主相对抗的谋反逆乱罪。如武帝元狩元年淮南王刘安谋反。当时,胶西王刘端便议曰,安废法度,行为邪辟,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营惑百姓,背叛宗庙,妄作妖言,根据“《春秋》曰:臣毋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印图及它逆天道事验明白,当伏法。……以章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复用邪僻背叛之意。”[9]因此,采纳了刘端的议论,根据《春秋》经义而重惩淮南反案。结果安自刑杀,而其“后、太子诸所与谋者皆收夷。国除为九江郡”。也就是人诛国负。
  关于“诸侯不得专地”。匡衡于元帝建昭三年,拜相封乐安候,封于僮的乐安乡。该乡本共有田三千一百顷,南以闽佰为界。但初元六年,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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