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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论工具型刑事庭审文化
【英文标题】 On Culture of Instrumental Criminal Trial
【作者】 范登峰【作者单位】 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刑事庭审;工具;文化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trial;instrument;culture【文章编码】 1001—2397(2008)06—0043—10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8年
【期号】 6【页码】 43
【摘要】

工具型刑事庭审文化是指将刑事庭审作为维护国家统治的手段,将刑事庭审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的群体观念。工具型刑事庭审文化主要包括目的决定观和权力支配观。工具型刑事庭审文化具有力量的不均衡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过程的虚伪性等特点,隐藏着导致官本位观念、滋生司法腐败、扭曲民众观念等危害,因而与法治的发展趋向相悖。

【英文摘要】

Instrumental criminal trial culture is such a collective idea that regards criminal trial as a means for keeping the social order,and its aim is to realize state power. Instrumental criminal culture includes the idea of deciding aim and controlling power. Instrumental criminal trial is characterized by unbalance force of the adversary parties during criminal trial,unfair distribution of information of the adversary parties and hypocritical criminal trial proceeding. Thus negative effects are generated,such as official chauvinism,judicial corruption and the distorted public view of criminal trial.Instrumental criminal trial culture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effort to achieve the rule of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8532    
  刑事庭审是刑事审判乃至刑事诉讼的中心和重心。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司法改革的推动,加上现代建筑师的精心设计使作为“剧场”的法庭显得更加庄严肃穆;[1]随着法官法、检察官法进人“门槛”的提高,“演员”中多了不少戴着眼镜的年轻面孔;法槌的脆响替代了法官维护法庭秩序的厉声呵斥,法袍所表征的庄重、理性和独立在一定程度上褪去了人们心中因肩章和大盖帽刻下的武力、专政的印痕。然而,“剧场”中的一次次演出,并没有获得期待中应有的“观众”喝彩。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需要从支配“演员”“表演”的观念中去找寻。
  一、工具型刑事庭审文化及其内容
  所谓刑事庭审文化,是指基于一定的历史生活条件产生并决定一定时期刑事庭审的运行和结局的群体观念(价值取向或者信仰)。[2]因此,刑事庭审文化具有如下本质特点:第一,刑事庭审文化具有观念性。刑事庭审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区别于刑事法庭、法袍法槌、刑事诉讼行为等物质形态。当然,刑事法庭的建筑风格、装饰、司法人员的衣着、刑事诉讼行为都是作为观念的刑事庭审文化外化、物质化的结果。第二,刑事庭审文化具有普遍性。刑事庭审文化作为一种观念,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民众所普遍认同,而不是少数人的主张或者理想。[3]第三,刑事庭审文化具有支配性。作为观念的刑事庭审文化,在刑事庭审的每一具体过程都得以体现并支配着现实的刑事庭审的范式设计、走向以及对案件的裁断。第四,刑事庭审文化具有稳定性。刑事庭审文化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生活条件产生的,在生成这种观念的“土壤”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必将在生活于相同历史生活条件的人们当中传承、延续。因此,单纯的刑事法庭的建筑风格、司法人员的服饰等形式的变化并不必然代表刑事庭审文化的变化和发展。第五,刑事庭审文化具有内隐性。刑事庭审文化虽支配着刑事庭审的运行和结局并外化为具体的刑事庭审的范式、刑事诉讼行为等,但刑事庭审文化本身并不易为人们的感官察觉,而需通过理性思维才能感知。
  刑事庭审文化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法域、不同阶层的社会主体而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内容的特殊性和形式的丰富性,但可以某一角度对不同刑事庭审文化的共性进行抽象并归类。以是否赋予刑事庭审本身独立的价值为标准,刑事庭审文化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具型刑事庭审文化。在这种刑事庭审文化中,刑事庭审是实现特定目的的工具,刑事庭审的价值依附于实现特定目的需要;另一种是价值型刑事庭审文化。在这种刑事庭审文化中,刑事庭审本身有其独立的价值,刑事庭审的完成就是其自身价值的实现。
  工具型刑事庭审是法律工具主义在刑事庭审中的充分体现。在法学界不少学者都主张法律应当被理解为是一件用来贯彻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而精心制作的工具。法律的任务是有限的、物质化的、非人格的——去发挥某种功用,让人们依某种方式行事,如此而已{1}。因而纽约大学的托马斯·弗兰克认为:法律“已经……完全变成实用的人类活动。它为人所制定,既没有神圣的渊源,也没有永恒的有效性。”{1}16法律工具主义又有法律阶级工具论、法律经济工具论、法律国家工具论、法律政策工具论、法律道德工具论等多种具体形态{2}。
  工具型刑事庭审文化是指将刑事庭审作为维护国家统治的手段、将刑事庭审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的群体观念。在影响刑事庭审文化产生的众多因素中,对国家权力、犯罪原因以及刑事庭审功能的认识,是决定性因素。包括刑事庭审在内的整个刑事诉讼都是作为对犯罪的回应而产生的,没有犯罪自然没有刑事诉讼,也就没有刑事庭审。我们可以将工具型庭审文化的内容分为“目的决定观和权力支配观。”如主张刑事审判权是由国家统治权所派生的,自然就会认为刑事庭审的启动、运行、终结以及刑事庭审的结果都受制于国家统治权的需要,就会认为刑事庭审应当以实现国家统治为目的。这一认识反映在刑事庭审文化中,表现为目的决定观。如主张犯罪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反抗(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反抗),那么刑事诉讼包括刑事庭审就是一个阶级(统治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刑事庭审的实质就在于国家统治权对刑事庭审的支配以及对公民权利的制约,这一认识反映在刑事庭审文化中,表现为权力支配观。目的决定观和权力支配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的联系在于国家权力、国家统治在两种观念中都居于核心地位。二者的区别在于目的决定观侧重于价值层面,更多体现为方向;权力支配观侧重于技术层面,更多体现在实现方式。
  目的决定观认为刑事庭审就是维护国家统治的手段,刑事庭审的价值就在于其能否成为维护统治的工具。在我国古代,有不少关于包括刑事庭审在内的刑事审判、刑事诉讼是工具的论断。“杀戮禁诛谓之法”,“法者,刑罚也,所以禁强暴也”。将“刑”视为杀戮禁诛,作为“禁强暴”的工具,便是工具型刑事庭审观念的典型代表。在中国奴隶、封建社会,没有立法、司法、行政权的分立与制约,刑事审判权、刑事庭审权都是国家统治权的一部分,都是作为打击危害统治的犯罪的工具,所谓“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李悝语)。即便是统治者强调“明德慎罚”,也只是将“德”与“罚”作为维护统治的两种手段在使用。一方面,在封建中央,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行使最高的司法权,对事关统治的重大案件行使最后的裁断权。在封建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司法权是作为行政权的附庸而存在,其实质在于维护一方的社会统治秩序;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才设立专门的司法机关和司法官吏,在中央,虽然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和司法官吏,但司法机构和司法官吏都没有独立的司法权,其他机构如行政、军事机构都行使一定的司法权,并且“九卿会审”等制度都可以对司法权进行强有力的干预。这一观念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因而即使在今天,“普通中国人在听人谈法时,首先想到甚至仅仅想到的却是刑法,是强制性的、暴力的、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中国人习惯上把司法机关简称‘公、检、法’(即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公、检、法’又被习惯地等同于专政机关。”{3}
  权力支配观认为,刑事审判权是国家为了维护其统治的需要而设置的,因而其作为国家统治权整体的一部分,应当从属于统治权。如极端国家主义的代表黑格尔就认为国家权力具有整体性。国家的存在依赖于权力的整体性,从而使其成为一个整体,即“成为一个国家制度的体系。”而有机的国家整体权力,又可以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王权。“其中立法权是规定和确立普遍的权力;行政权是使各特殊领域和个别事件从属于普遍物的权力;王权是作为意志最后决断的主观性权力,它把被区分出来的各种权力集中于统一的个人,因而它就是整体即君主立宪制的顶峰和起点。”{4}由黑格尔的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国家权力体系中没有独立的司法权,包括刑事庭审在内的司法权只是从属于行政权、王权的一个派生权力。权力支配观必然要求司法权服从于统治权,司法权必须与统治权步调一致、目标相同。
  二、工具型刑事庭审文化在当代刑事庭审中的体现
  工具型刑事庭审文化在历史上,时至今日,工具型刑事庭审文化仍然渗透于刑事庭审之中。
  (一)目的决定观之体现
  在我国,目前无论是刑事法理论界还是刑事司法实务界,主流观点都主张刑法、刑罚乃至刑事诉讼、刑事庭审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社会主义刑罚学者认为,刑罚和犯罪一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都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刑罚是掌握国家刑罚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以国家的名义惩罚犯罪的最为严厉的制裁措施。……”{5}刑法以及刑罚的阶级性是区别原始社会的制裁方法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因而构成刑法、刑罚最深刻的本质{6}。而犯罪就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因而我国《刑法》第2条关于刑法的任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种认为犯罪就是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及刑罚、刑事诉讼就是与犯罪做“斗争”的观点在我国现行的刑事审判中颇为盛行。这种观点在我国的刑事庭审中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权力一体。由于我国理论部门与司法实务部门普遍认为:刑事审判的任务是与犯罪做斗争,而公安、检察、法院同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承担与犯罪做斗争的重要政治任务,因而彼此互相配合、分工合作,共同实现维护统治、打击犯罪的重任。权力一体目前体现在公检法联合办案、政法委协调、审批制、汇报制(向政法委汇报)、请示制(向上级法院请示)等多种制度之中。这些制度都在无形地影响着刑事庭审。张金波案就是一个典型。张金波因涉嫌犯罪已被检察机关作出了不起诉决定,由于他申请国家赔偿,又被以同一事实、证据重新提起诉讼,并被判处有期徒刑而接受“劳动改造”10年。杨涛检察官指出“正是在这样一种‘公检法协调案件制度’下,张金波还没有经过审判,他就被暗箱操作定为有罪了。”{7}因而“忠实地适用于实体法律即刑法,以准确、及时地打击犯罪是刑事诉讼中法官的主要任务,刑事诉讼程序是法官查明案件真相以适用刑法的有效工具。”{8}值得欣慰的是,2006年12月18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依法宣告被告人张金波无罪。
  除了上述影响刑事庭审的制度的因素体现了权力一体的特征外,刑事庭审中的许多现象也体现了权力一体。如在刑事庭审上,如果被告人或者律师提出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有刑讯逼供,法官往往站在公诉一方讯问或者询问是否有证据证明有刑讯逼供存在,对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刑讯逼供行为的,不仅该主张不予以考虑,往往还要训斥被告人或者律师不能用“刑讯逼供”一词来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在刑事庭审的质证或者法庭辩论中,法院支持公诉机关的倾向也较为明显,如公诉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发问、发表指控意见,而辩护人发问、发表辩护意见往往受到法官的限制或者被审判人员强行打断。在法庭上如果公诉人违反法庭纪律接听电话,一般审判人员会视若不见,而如果律师违反法庭纪律接听电话,则要么被审判人员训斥,要么被法警制止。在刑事庭审中的审判人员看来,公诉人接听电话因为其与身份和权力有关,是公事;而律师是为被告人辩护的,是为了个人的事,是私事。重大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院领导或者刑事审判庭领导以及检察院的领导不时步入法庭巡视、查看,显示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并不仅仅是合议庭的法官或公诉人“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整个司法机关团结一致与犯罪做斗争。在上下级法院之间,这种权力维护观念也很普遍。上级法院在二审或者审判监督过程中,有时即使发现下级法院的判决有一定问题,出于维护下级法院权威的角度,常常不予纠正。
  第二,协力防乱。在我国司法实务界普遍存在一种观念,认为刑事庭审作为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是要时刻警惕敌对势力的攻击和破坏。因而戒备森严的庭审环境,严格精密的入场检测仪器,都有一种时刻准备“战斗”的氛围。特别在重大案件的庭审中,除了密集分布的法警、警察以外,还有荷枪实弹的武警把守以防刑事庭审遭受攻击和破坏。有些重大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整个刑事审判庭的法官都参与到法庭秩序的维护之中。这成为我国刑事庭审一道独特的“景观”,明显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庭审。比如在我国香港,“高等法院所专用的大门出入口很狭小,比不上我们一般的写字楼或商住楼,门口亦无武警、保安之类把守,出入很方便、自由……任何公众都可以在此处查阅自己感兴趣的或有关系的案件在何时、何处开庭审理,法院还将开庭排期在网上公布,便利参与或旁听等。”{9}
  第三,漠视权利。基于犯罪是阶级斗争产物的认识,在刑事庭审中犯罪分子一般被作为专政对象看待,法律赋予被告人的权利很难在刑事庭审中得到实现。首先,公诉人、法官在庭审中拥有作为专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但不尊重被告人权利。法官、公诉人经常在法庭上因为被告人的站立姿势不顺眼对其进行训斥、斥责。其次,被告人应有的质证权往往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刑事庭审过程中,按照法律规定,有关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书证、物证都应当交由被告人查看、质证。而我国当前的刑事庭审中,公诉人往往将很多证据一次性宣读、展示,而被告人大多是站立接受庭审,没有纸和笔,无法记录公诉人宣读的证据要点。向被告人出示有关书证、物证一般由法警完成,很多法警出示证据时往往在被告人面前一晃或者不时催促被告人,使得被告人无法仔细查阅、查看,而审判长对法警的这些举动大多不置可否。被告人连证据的内容都不能全面了解,自谈不上充分行使质证权了。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人应当对庭审笔录认真核对,对记录的错漏可以要求更正或者补充。但司法实践中,庭审结束后,法警急着将被告人送回看守所以完成差事,往往粗暴地要求被告人立即在笔录上签字,不能因为仔细阅读庭审笔录而延长法警的工作时间。这样,被告人的这一权利也被限制甚至剥夺。再次,被告人的辩护权未能充分行使。按照法律规定,被告人的辩护权既可以自己行使,也可以由辩护人行使。当前我国的刑事庭审中,法官对有辩护人的被告人的辩护权重视不够,一般不鼓励其自行辩护。而且在我国当前刑事庭审中耳熟能详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翻供将作为酌定从重情节从重处罚”等语言,是用来促使被告人认可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供述的有力武器,从心理上迫使被告人放弃在法庭上争辩、辩护的愿望,从而实现打击犯罪的目的。装完逼就跑
  第四,目的取舍程序。刑事庭审既被作为工具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变得形式化。特定目的的实现决定了程序的取舍,具体体现在:
  1.合法的“外衣”。如果案件结果在开庭前就已形成,形式化的刑事庭审就成为刑事判决合法性的“外衣”。我国目前的刑事庭审很大程度上存在形式化现象。有论文指出:“庭前程序性审查实质化”、“对案件“客观真实”的顽强追求,忽视了程序上的公正,致使庭审实质化不彻底”、“侦控模式与审判模式存在机制性冲突,控辩双方不对等”、“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等因素导致我国目前的刑事庭审存在严重的形式化现象{10}。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刑事庭审是刑事审判的中心和重心,所有的证据都应当在庭审中质证,由于前述因素等众多原因,很多证据都不能在庭审中得到充分的质证,而法官大多通过阅卷来认定证据;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二审对被告人没有充分行使辩护权的案件是可以发回重审或者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但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辩护权很难得到充分的行使;按照法律规定,一般案件合议庭应当独立行使合议功能,对案件确定具体的处理结果,但我国司法实践中,由合议庭最终确定判决结果的只占少部分,大多要经过庭长或者主管副院长审批,不少案件还得征求党委、政府、政法委甚至检察院的意见来确定案件处理结果,等等。所有这些情形,都因为经过了刑事庭审而被掩盖,一些不符合法律规定而又直接影响案件结果的因素,因为遮盖在刑事庭审这一“外衣”下而未被关注,并最终通过刑事庭审这一外衣而体现为合法的裁判。
  2.造势的工具。为了实现统治权,维护社会稳定,有时需要制造声势。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刑事庭审经常被用作为造势的工具。如有时为了响应某些政治任务的需要,对某些案件突击审理。有时在某些行政管理措施未能奏效的情况下,为了实现某些行政管理目标,开展诸如“扫黄扫非”、“惩治破坏知识产权”、打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违法犯罪等专项斗争,法院将这些案件集中审理、宣判,以造成声势,实现某些应当由行政管理部门实现的行政目标。而有时为了维护稳定,一些刑事案件的审理为了顾全大局又不得不中止。并且,刑事庭审有时甚至成为展现政绩的工具。目前,不少地区为了体现政法委或者政法机关在打击犯罪方面取得的成绩,人为制造一些大案要案。目前,全国范围内不时出现被告人人数多达几十甚至上百的特大型案件。这类案件中为数不少的案件并非因为有关联性而必须并案审理[4],但由于特大型案件更能引起社会关注,也更能体现政法机关打击犯罪取得辉煌战绩的轰动效应,因而有的特大型案件被炮制出来。有被告数十人的案件的刑事庭审需要成百的法官、法警、警察、武警维持法庭秩序,声势浩大、规模壮观,有关部门惩治犯罪的“辉煌业绩”从而得以充分展现。
  (二)权力支配观之体现
  目前在我国,刑事审判权附属于行政权的情况依然存在。尽管我国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实际上,我国目前的司法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行政权强有力的制约,甚至有某种附属关系。我国目前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制约,主要体现在法院的外部关系和法院的内部关系两个方面。
  在法院的外部关系中,法院附属于行政权。首先,法院在编制上要服从组织人事部门、编委等其他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管理。目前,法院招考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是由组织部门和法院联合组织的,并且组织部门在录用法官和法院干部中权力更大。法院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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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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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治平.法辩(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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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左卫民,周长军.刑事诉讼的理念(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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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邓江波,苏永通.司法公正如何跳出权力干预(N).南方周末,2007—11—1(A3).

{12}何良斌.法典化进程中的法官人格假设——基于西方国家历史经验的考察与比较(J).中国律师和法学家,2005(1):62.

{13}李长城.刑事审判正义的法理思考(J).政治与法律,.2004(2):119.

{14}李铁映.论民主(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91.

{15}赵蕾.中国法院欲结束“垂帘断案”(N).南方周末,2007—1—15(A8).

{16}法官公众形象八年之变(N).南方周末,2007—11—15(B12).

{17}“仇官”心理非正常释放增加社会风险(N).潇湘晨报,2007—1—29(A02).

{18}肖应林.民众“批示情结”与官员规则意识(N).长沙晚报,2007—1—27.

{19}蒙洪勇.法律和法官革命(J).现代法学,200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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