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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民间惯例与法律事实的认定
【副标题】 从民国两起离奇婚姻诉讼案谈起【作者】 张斌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法学院【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民间惯例;法律事实;司法裁判【文章编码】 1007-788X(2009)02-0059-07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9年
【期号】 2【页码】 59
【摘要】

司法实践中,法律事实无法完全还原,面对困境法官如何认定法律事实,法律事实的认定成为司法裁判的重要环节。通过民间惯例的有机引入,可以帮助法官排解疑难,更好地对争议事实予以把握和认定,但是民间惯例的引入需要理性化和制度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8461    
  从大历史角度看,清末至民国阶段属于变乱转型之年代,社会急剧动荡,万象纷杂之乱世中,光怪陆离之事时有发生。其间,两起甚为离奇的婚姻诉讼案件喧哗海内:一是太监妓女离婚案;一是在校女生黄淑贞拒认自由订婚案。事情初看来,难免荒唐,然静心研读判牍资料,凭籍同情理解之心,却又不得不为当时主审法官之司法艺术及审断智慧所膺服。历史并非属于静止的过去,即使在倡言法治的今天看来,当时案件之司法审断于今依然有一定的反思探讨价值。
  一、荒唐案件与理性审断
  第一个案件是北京地方审判庭受理的太监妓女离婚案。涉案两造,原告方程月贞原本是一苏州名妓,被告方张静轩乃前清内监。太监妓女结婚已属离奇,然经历一段婚姻生活过后,程月贞以对方为太监、为重婚、对其虐待不堪为由诉诸北京地方审判庭提请离婚。[1]庭审中法官认为原告提起诉前的两项理由与家族主义立法原旨不符,后一项理由缺乏事实证据支持,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然被告在答辩中却称甘心离婚,并向法院提起追偿诉求,要求原告程月贞偿还被告为其支付的还身价及返还所携逃的属于自己的系列动产。法庭根据调查断定两造恩爱确已断绝,该案的真正纠纷焦点在于双方对于所涉财产的权利主张,尤其是张静轩当年为程月贞赎身所支付金钱是否应当偿还的问题。法庭依据民事法理认为人身不得为所有权之目的物,以此否定了被告的求偿权。然被告方接着变更主张称该债务并非身价之比,而是原告欠下被告的一般性质债务,程月贞则明知对被告负有一定债务,因经济偿还能力有限愿通过做使女的方式以其劳力向被告偿还,且有双方所立字据为证。面对系争两造关系事实的反复变更,法庭审断的关键就集中于,如何确定案件的法律事实。两造争持不下的僵局,主审法官以民间惯例为事实判定依据,即“依中国惯习夫妇财产并无区别”为双方债务关系是否成立的判断准据,最终认定“两造婚姻成立之时债权债务之主体合并,权义即已消灭”。[2]也就是说,虽然在两造婚姻之前,双方之间的确曾经存在一定的债务关系,但是由于婚姻关系的成立这一因素,夫妻双方的财产成为共同财产,此时债权人与债务人同为一体,因此两造之间债务因混同而消灭。司法官根据这样的法律事实,最终裁定对被告的债务追偿权不予支持。
  第二个案件为女学生黄淑贞拒认自由订婚之诉讼。原告鲍德均投上海地方审判庭诉黄查氏赖婚一案,由民庭长谢健主审。在庭审过程之中,双方的代理律师,围绕鲍德均与黄淑贞之间婚姻关系是否已经成立的事实,展开了激烈争辩。[3]很显然,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婚姻关系是否已经成立。原告方主张根据中国习惯八字即为婚贴,故婚姻已经成立,并以黄淑贞八字一张并其亲笔婚据一张以及媒人蒋某的证言做为支持证据。被告方律师则辩驳,婚贴诚为婚姻成立证据,然民间惯例八字为八字,婚贴为婚贴,两者不能混同,且据中国习惯婚贴必须自尊亲属出名,经过双方正式交换才能为订婚。本案中原告方非但没将其婚贴交与被告,而且被告方父母也没将正式婚贴给予原告,仅凭黄淑贞单面之笔据不能认定婚姻成立。被告方律师接着提出关于关于媒人的民间惯例,依据传统婚俗惯例媒人亦有双方,只有经过双方媒人的相互联系,方可达成婚姻。本案中原告只能举证己方媒人却不能提出被告方媒人,因此婚姻关系难以成立。被告方律师还进一步指出,即使自由婚姻,婚姻契约也必须出自双方之合意,且以签字为准,此次婚据无被告方亲笔签字,却只有按印。同样根据中国习惯,婚贴上按指印从来未见,按印只是在罪犯供词和卖身之契才出现,本案被告黄淑贞系在读女学生非不能为签字,故按印恐有胁迫之嫌疑,因此不能作为呈堂证据。[4]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双方均以民间惯例为事实依据,支持自己的权利主张,而法庭在审断中,主审法官也正是采纳了传统婚姻习俗中的民间惯例来排解疑难,从而对本案的法律事实作出了最终认定,两造婚姻关系不成立。
  上述两案情节虽异,但在案件处理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案件审理的关键都在于如何认定法律事实,即如何认定作为传统司法三段论裁判之小前提的法律事实。就太监妓女离婚一案,原告被告双方之间债务关系是否存在?就黄淑贞拒认订婚之诉讼中,两造之间婚姻关系是否成立?解决了这些关系事实,案件的审理根据司法三段论自然水到渠成,因此摆在法官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认定法律事实?仅截取司法实践中法官断案这一个层面看来,确定法律事实似乎属于一个简单的事实辨明,然而司法作为一门综合化的技艺,法官所面临的问题绝非一般的事实判断。社会存在的事实往往决定着法律的选择,而提交到法官面前的事实,大多是被系争两造用各自含糊不清甚至是强词夺理的言辞所包装起来的一种混合体。“法官并非安坐在法官席上”[5]法官必须从中剥夺出事实真相,而这一过程对于中立的法官来说,却并非一件容易之事。就具体案件来说,法官所面临的乃是一个存在于时间、空间、事实的三维困境。从空间纬度来讲,一方面法官的主宰空间是法院,法院的消极中立地位划定了法官的对社会生活积极介入的范围,另一方面法律规范无法涵盖所有的社会空间和群体生活,法外空间的存在实在难免,即并非所有的事实都归法律调整;从时间纬度来看,法官所面对的争议事实都是过去式,在这个意义上法官与历史学家十分相似,因为案件无法完全予以复原;从事实纬度看,一方面,法官是居中裁判者,他不是事件的导演也不是演员,提交到他面前必须予以鉴别的事实,都是他者的言说,法官只能依靠他人叙述和自身知识经验,根据查证属实的证据,获得自由心证,从而对案件事实获得一个最接近真相、最能说服系争两造的认定。就司法过程来说,这一三维困境是每个办案法官都无法避免的审判历程,因此如何认定法律事实便成为法官首先要破解的难题。当然,由于个案案情不一,破解这一困境的难度也不一样,对于法律事实十分澄明的,无需费力,但是一旦关系事实处于混乱疑难之中,法官如何认定法律事实便成为判案成败的大前提。正如有的学者所断言:“在司法活动中,法律事实的寻找、发现和梳理是解决整个案件总前提。尽管梳理好了事实,也会因种种原因而办错案,单这只是偶然现象。没有梳理好法律事实而办错案,则几乎可以认为是必然现象”。[6]因此,在规范法学意义上对于法律事实予以关注并非老生常谈,亦非画蛇添足。
  二、什么是法律事实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法律事实是什么?法律事实是什么,大家一直在努力回答。对于法律事实的定义,学界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总的看来,对于法律事实的研究和关注,国内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更多的是将其置入法律关系的理论中予以探讨,这一点可以从我国《法理学》主流教科书的编写中看出端倪。例如,1994年版的《法理学》教科书是这样的界定的:“法律事实是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后果即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现象。法律事实必须是法律所规定的,只有那些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才能引起法律后果。另一方面,法律事实的概念又反映了法律调整受到具体社会生活情况和社会事实的制约。”[7]2003年版《法理学》教科书则是这样定义的:“所谓法律事实,就是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和现象。法律事实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外在现象;其次,法律事实是有法律规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能够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8]对照来看,这两种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将法律事实附属于法律关系之中,作为其理论的一个构成部分,对于法律事实的探讨也更多的是侧重于从静态的宏观理论建构视角出发。近些年来,随着法学方法论和规范法学研究的兴起,学界对于法律事实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反思,其重心更多的是侧重于微观的司法论证层面。在对传统的主流观点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通过分析和反思,尝试着从微观实证的视角,对法律事实的界定予以修正。概括起来,大致有两种比较典型的观点。一种是陈金钊教授的观点,即从立法者和司法者相结合的主体视角对法律事实予以新的界定,认为“法律事实是由法律规范所框定的,而又经过法律职业群体(法官起着最终决定性作用)证明的‘客观’事实。这其中的法律规范反映了立法者对什么是法律事实的框架性认识,而法律职业群体证明的则是客观事实本身所具有的法律意义”;[9]另一种是谢晖教授的观点,即大胆突破传统概念的框架,选取纯粹法理学的视角,从“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规范事实、引致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关系事实”[10]这四个方面对传统主流观点进行了修订,并由此分化出了广义的、中义的以及狭义的法律事实界定。所谓“广义法律事实概念不仅表达着某种已被纳入法律范围之中的自然或社会事实,同时也预示着所有自然或事实都有被法律所调整的可能性,即预示着自然和社会事实之规定性上升为法律的可能”;[11]“中义的法律事实是指作为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之原因的事实和受法律调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事实”;[12]而“狭义的法律事实则仅指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自然或社会事实”。[13]这种观点力求将事实的内在规定性与法律规范的本体认识紧密结合起来,其哲学基础在于,法律究其本质乃是对事物关系的规定。根据其理解,表面上看来法律作为一种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的内在自洽的逻辑体系,实际上一切法律规范都可以归结为事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观点不仅仅对传统观点进行了突破,而且把法律事实的重要性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赋予了法律事实研究以独立的自足性意义。
  让我们再来看看台湾地区学者是如何理解法律事实的。台湾学界深受大陆法系之熏染,尤重法学理论之研究,其中对于法律事实的定义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为法律现象原因说,即法律事实是法律现象所发生的原因。例如,郑玉波先生认为,“何为法律事实?乃法律现象所由发生之原因也,即法律事实为因,法律现象为果,二者具有因果关系”;[14]一种为法律效果构成要件说,例如梅仲协先生认为“某种特定事实,发生某种特定效果者,吾人称之为法律内容;当事人所完成之法律关系及其他事故,谓之法律事实。所完成之法律事实,有直接系连于法律之命令或禁命者,有依据权利授予之方式者,其因而获这结果谓之法律效果”;[15]一种观点为法律规范之事实说,例如王伯琦先生主张,“社会各种事物,有为法律规范所支配者,有为其他规范,如道德、礼仪、宗教等规范所支配者。为法律规范所支配之事物,即为法律适用之对象,称之为法律事实”;[16]黄茂荣先生也持相同见解,认为“法律事实为实证法所规范之生活事实”;[17]一种观点为权利变更原因说,例如王泽鉴先生认为“权利的取得、变更及消灭,此种法律现象的发生,系因法律适用于一定的事实而引起。此种因法律的适用,足以发生权利得丧变更的事实,学说上称为法律事实”。[18]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对照看来,对法律事实的定义,与大陆法学界不同,台湾学界并没有把法律事实仅仅限定于法律关系范围内,相反赋予了法律事实以很大的独立性,法律事实所涉及的范围也更为广阔,在这一点上,谢晖教授的观点与其更为接近。上述诸多不同的观点从多个视角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法律事实的概念图景。综合诸家观点,可以发现不管如何定义,法律事实的客观性、具体性和规范性是理解其概念的基本支点。
  三、如何认定法律事实
  在对法律事实的概念有所了解之后,那么如何在案件中认定法律事实呢?通常,对于英美法系国家来说,对于重大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往往操纵于陪审团之手,也就是所谓的素人裁判。其通常的做法由系争两造围绕涉案事实在法庭上辩论质证,双方对立竞争,最终由中立的陪审团做出对法律事实的认定。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审判方式为纠问式,由法官主导案件审判的进行,系争两造在法官面前各自主张对己有利的证据或事实,当庭质证,最终由法官做出裁断,在整个司法审判过程中,法官对关系事实和证据采纳的自由心证显得尤为重要。就中国当下具体司法实践来说,法律事实的认定过程中,法官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关于法官如何认定法律事实,学术界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值得注意。陈金钊教授认为必须把法律事实的认定与法律事实的解释区别开来,虽然两者同样都归属于认识过程,但这是两个不同的过程。“法律事实的认定焦点是当事人对法官信息的输入问题,而法律事实的解释则更主要的是法官对事实法律意义的释放问题。”[19]根据这种观点,法律事实的具体认定首先应该遵循程序公正原则,其次法官应具备专业认证能力,客观中立,最后一切行为必须严循证据法准则,也就是严格的正当程序原则。另一种观点是台湾学者黄茂荣先生的见解。他所依循的思路是事实与价值的两分法,即一是以事实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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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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