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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人民监督员制度中的法律释明问题研究
【英文标题】 Research on Law Explanations in People Supervisor System
【作者】 周永年【作者单位】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刑事指示;刑事指导;人民监督员制度;法律释明;完善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8)03-0101-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3
【页码】 101
【摘要】

人民监督员制度中的释明是指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人民监督员监督过程中,就有关法律适用问题向人民监督员进行客观公正地解释,以便人民监督员正确、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的一种制度;在人民监督员制度中增加释明的规定具有现实的必要性;构建我国人民监督员释明制度可借鉴国外刑事诉讼指示、指导制度及民事诉讼释明制度,从释明的主体、内容、时间、启动、原则等方面,构建我国人民监督员释明制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3225    
  人民监督员制度中的释明是指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过程中,就有关法律适用问题向人民监督员进行客观公正地解释,以便人民监督员正确、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的一种制度。由于人民监督员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在监督过程中对人民监督员进行法律适用及其他相关问题的释明是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然而,目前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此却鲜有探讨,下面我们结合人民监督员工作的实践,对此作些初步研究。
  一、人民监督员制度中释明的必要性
  人民监督员制度与人民陪审员制度一样,都是引进社会群众参与司法的一种制度,人民监督员和人民陪审员都非法律专业人士,但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行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强调对人民陪审员的释明问题呢?这是因为人民监督员制度存在具有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不同特点。人民监督员制度中释明问题的必要性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
  第一,人民监督员独立监督、评议和表决,要求人民监督员具有较高的法律知识水平。
  我国的人民陪审制为参审制,即人民陪审员参与人民法院的审判,人民陪审员与审判员一起组成合议庭,就案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进行审判。由于合议庭的组成人员中有专门从事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他们一般具有比较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和较高法律知识,可弥补人民陪审员法律知识的不足。因此,专业法官对陪审人员的法律指导问题显得不是那么突出。
  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不同,人民监督员并不是参与检察机关的检察工作,而是对有关的检察工作进行监督。他们在对“三类案件”(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拟撤案件、拟不起诉的案件)的监督过程中,要独立地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作出判断,而且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既要从事实上,还要从法律适用上进行监督,并且人民监督员是独立进行监督并作出表决意见,检察人员既不能引导,更不能参与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评议和表决。为有效和正确地监督检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这要求人民监督员具有较高的法律知识水平。
  第二,现行的人民监督员监督模式要求人民监督员掌握较多的法律知识内容。
  目前,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监督,即使是最规范的对“三类案件”的监督,现行的监督模式也为类似于“报告式”,而非如我国现行的刑事庭审方式那样为“控辩式”,更非如英美法系国家刑事审判的庭审方式为“对抗式”。在类似于“报告式”的监督模式下,人民监督员仅仅靠听听汇报不可能将整个案件情况搞得很清楚。即使将来人民监督员监督模式得以完善,也不可能改变为我国刑事诉讼的控辩式庭审模式,更不可能改为英美法系国家刑事审判的“对抗式”的庭审方式。人民监督员也只能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委托的人与案件承办人双方的意见,犯罪嫌疑人及其委托的人与案件承办人之间不能展开直接的抗辩,不能像“控辩式”庭审方式一样将案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问题的分歧点,通过控辩攻防,充分展开,阐述清楚,人民监督员评议案件还是更需要具有较多的法律知识和评议经验来进行监督。
  第三,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社会监督性质决定了人民监督员不可能皆为法律精英人士。
  目前,对法律工作者有两种选取模式:一种是司法精英化模式。按照司法精英化的理论,司法工作人员应该是法学精英人士,同样,对司法进行监督的人民监督员也应该从法学精英人士中选取;另一种是司法民众化模式。按照司法民众化模式,法律判断交由毫不具备法律知识的人按照“一般人的良知”来进行。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目前人民监督员制度被定位为社会监督,而不是精英监督。少部分的法律精英不能代表广大的普通的社会群众,与其由少部分的法学精英来实行监督,还不如召开专家、教授的法律适用研讨会或座谈会来得方便和灵活。可见人民监督员制度采用的是司法民众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民监督员不可能皆为法律精英人士,精通法律知识。
  由上述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人民监督员的法律知识要求方面存在一对矛盾。一方面,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社会监督性质决定了人民监督员不可能皆为法律精英人士。但另一方面,人民监督员的独立监督、表决和评议和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模式要求人民监督员又需要具有较高的法律知识水平,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一个现实的方法就是,参照国外刑事指导、指示制度和民事诉讼的释明制度,建立起对人民监督员的释明制度。
  二、国外相关制度的考察与启示

夫妻本是同林鸟


  释明制度本身来源于国外的司法制度。因此在探讨如何构建我国人民监督员释明制度之前,有必要溯本求源,考察一下国外的相关制度。
  (一)刑事诉讼指示(指导)制度
  国外刑事诉讼指示(指导)制度,实际类似于民事诉讼中的释明制度。由于两大法系国家陪审(广义的陪审)制度的不同,刑事审判程序中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或指导有所不同。
  1.刑事诉讼指示制度
  英美刑事审判程序实行陪审制,陪审团成员对被告人是否有罪、罪轻罪重等独立作出判断,由于陪审团成员非法律专业人士,不可能很精通法律术语及一些犯罪的构成要件,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使陪审团对被告人的罪责有无和轻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有必要在陪审团作出判断前对其进行一定的法律上的指导。这个指导程序称之为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因此在英美刑事审判程序中,专设一个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阶段。其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指示的时间。指示的时间一般是在辩论终结后陪审团定罪讨论前。在这个阶段,陪审团成员对整个案件事实已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二是指示的内容。指示的内容常常包含两个方面,即事实认定的证据问题和有关的实体法问题。对于量刑问题,由于属于法官的权限而非陪审团的权限,不在指示范围之列。
  三是指示的目的。指示的目的在于让陪审团了解相关法律及其与相关证据的关联,以便陪审团从整体上把握整个案件,从而依照立法者的原旨对案件作出一个公正、合理的裁决。[1]
  四是指示的程序。指示的程序为:在开庭前的数日或数周,法庭要求检察官和被告律师向法庭提交各自的陪审团指示,该指示经法官审定后,由法官在法庭辩论终结后向陪审团逐条宣读。[2]
  2.刑事诉讼指导制度
  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审判实行纠问式庭审方式,其陪审制度实际为参审制度,即由专业法官和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共同解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由于陪审员是参与审判,即与法官一起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而不是对案件的事实、证据及被告人应受的刑事处罚独立作出判断,因此不需要对参审人员专设一个独立的指示程序。
  当然,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审判中,参审人员也非法律专业人士,不可能对法律术语、法律适用问题等非常精通,因此有必要对参审人员进行一定程度的法律专业指导,这个程序我们称之为刑事诉讼指导程序。与英美刑事诉讼指示制度相比,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指导程序有下列特点。
  一是指导的主体。指导的主体为法官,指导内容的提供也是由法官进行,而非控辩双方。
  二是指导的时间。指导的时间是在法庭审理结束、案件判决之前。这与英美刑事审判程序中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时间基本相同。
  三是指示的内容。不同于英美刑事审判程序中法官对陪审团指示的内容限于证据的采信、事实的认定、案件的定性,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指导的内容还包括对被告人的量刑问题。“陪审员对于有关法律的规定及其含义的了解,一般均不如职业法官那样清楚,因此在法庭审理中,对案件所涉法律问题,往往需要职业法官对陪审员作相应的说明和指导”。[3]
  (二)民事诉讼法官释明制度
  历史沿革上,释明制度实际上源于民事诉讼而非刑事诉讼。1877年的德国民事诉讼法中便开始有对法官释明的规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民事司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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