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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论玩忽职守罪
【作者】 张建【作者单位】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法分则【期刊年份】 1997年
【期号】 2【页码】 2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9950    
  
  

一、玩忽职守罪主体问题

玩忽职守犯罪,在渎职犯罪的家族中,可以说是较为常见和典型的一种职务型的犯罪。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玩忽职守犯罪的主体系特定的,即为国家工作人员。也就是说,按照刑法的规定,将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及其最高立法机关后来所作的司法解释中将集体经济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均归于玩忽职守罪的主体。但是,对于玩忽职守罪主体问题的争议,在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玩忽职守犯罪是触及到国家的经济利益及纯属国家职务人员的犯罪,那么,其罪的侵犯主体就应严格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这种理论称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说。”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工作人员这一含义本身在认识上争议颇大。尽管刑法及其有关司法解释有着规定,但是,由于社会的情况变化,原来所规定的定义已不符合社会的客观情况,更何况,从玩忽职守罪的实际情况来看,有的并非系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所致,可他们所从事的职务却至关重要,一旦由于因职务的丧失所产生的后果将直接危及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故也能构成玩忽职守罪的主体。这种观点在理论上被称为“从事特定公务职务说”。显而易见,从以上两种理论来分主要还是对于玩忽职守究竟局限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主体身份,还是因以该行为人所从事的特定公务来加以区分。换言之,按第二种观点,玩忽职守罪的主体应扩大,即对有些虽其身份不属国家工作人员,可只要其从事的公务与国家利益等有相当系,事实上因他的职务行为丧失同样能够产生玩忽职守这种犯罪后果的,也应视为构成本罪的主体。

笔者观点,倾向第二种理论。理由是玩忽职守罪尽管是一种渎职型犯罪,但这种犯罪由于具有独自的职务丧失属性,所以,应当要用客观思维去加以认识。何况,我国经济制度和人事制度的改革,在对从事公务性质的划分上已改传统的思维,将国家工作人员作大概括化的定论。且玩忽职守犯罪是从实际的生活中反映出以特定的社会角色来确定其能否构成该罪的主体,而不能光将主体机械的停留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上。从这项刑法典的修改情况来看,事实上也突破了主体一元论的框架。在修改刑法中,将玩忽职守作了具体化的条文规定,除了对国家工作人员因职务所为引起玩忽职守犯罪从主体上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外,对航空人员、铁路职工的失职行为所形成的玩忽职守也分别明确了属构成本罪的主体。譬如:第380条规定:“航空人员玩忽职守、违反规章制度,致使发生重大飞行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正机坠毁或者人员死亡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381条规定:“铁路职工玩忽职守、违反规章制度造成铁路运营事故,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由此可见,最高立法机关在关于玩忽职守罪的立法中,其本意是不言而喻的。立法机关在将玩忽职守罪重在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规定为构成该罪的当然主体外,还从实际的意义上,对应当规定为本罪主体的特种行业的特定人员也作了法律的规定。我们说,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航空业的改革已出现体制多元化成份现状,即国有制与合作制,地方制等并存。在铁路业中,企业化的人事改革同样出现了多种编制的交合。但是,立法机关之所以要在玩忽职守犯罪的立法中将这些人员确定为犯罪主体,是根据这些行业的特定性及这些行业人员所从事职务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而考虑的。因为这些人员倘若出现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就会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的损失。因此讲,立法机关的这种用法律加以明确的主体是既科学,又实际的做法。由此而论,在玩忽职守罪主体的设置上,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法制原则来作定论,从而为遏制这种渎职型犯罪的产生而起到积极的司法防范作用。同时,更能通过法律的制定,来促使这些带有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有关职责人员,能恪守职责,忠于职守,有助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保证。

二、玩忽职守罪的类型问题

大家知道,刑法传统意义的玩忽职守罪,就是规定为一种类型,即国家工作人员因严重失职,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遭到重大损失之行为的,是玩忽职守罪。这一刑法的立法规定,是出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和当时的人事制度情况下所设定的。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诸多方面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种犯罪却始终存在于社会的许多岗位内。对此,这次刑法修改,从立法上对玩忽职守罪的制定作了相当大的修改,将原来单一化的立法变为具体化、详尽化,使这一罪名在刑法上的体制设置上得到更为科学和合理的确立,同时,也体现出立法细化原则。实际上,从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近十余年来所颁布的各种单行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来看,玩忽职守罪的刑法性规定已在逐步得到增加。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第29条定:“煤矿企业的管理人员对煤矿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以消除,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对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71条规定:“铁路职工玩忽职守、违反规章制度造成铁路运营事故的,滥用职权、利用办理运输业务之便谋取私利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另外,对于玩忽职守犯罪分别又在森林法、计量法、文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航空法等一些法律中均有着罪名的法律规定。因此讲,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玩忽职守犯罪不仅只发生在纯粹的国家机关部门中,而这种犯罪还可以在各种特殊的行业中出现。故而,对于这种犯罪来讲,从类别上是呈多样化,换句话说,这种犯罪既可以发生在典型的国家性企业等单位中,也可以出现于带有国家成份化的企业、行业之中。因此,对于这种渎职型的犯罪,我们不能简单而机械的来对它的性质进行认识,而需要本着科学和客观的态度对玩忽职守犯罪的类型作划分,应该有如下几种:一是国家职务型的玩忽职守犯罪。也就是讲,主体是纯粹的国家工作人员,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结果完全是对国家利益的损害之行为;二是特殊部门具有国家职务因素型的玩忽职守犯罪。即一些特殊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因严重失职而侵犯国家利益和其他利益的行为;三是行业性从事公务的职务型玩忽职守犯罪。则主要是指某些行业的工作因直接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从事工作的直接责任人虽不属国家性的工作人员,但由于他所从事的工作所决定,而因其未严守职责,造成相当严重后果的行为。

笔者以为,对玩忽职守犯罪应当要讲究一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而绝对不能一概而论,以一种标准来作不切合实际的认识。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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