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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法的合理性研究
【英文标题】 Rationality of Law【作者】 严存生
【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学院【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合法性 合理性 合道德性 形式合理性 实质合理性
【英文关键词】 legality,rationality,morality,formal rationality,substantial rationality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4
【页码】 37
【摘要】

本文在介绍西方关于法的“合理性”一些论述的基础上,详细探讨了“合理性”概念的词源和词义,并进而就法的合理性问题的诸方面,如法的合理性的概念、法的合理性评价的种类、标准等作了较系统的论述。

【英文摘要】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rationality of law in the Western jurisprudence,this article researches in detail the origin and meaning of rationality,and makes a statement on several aspects of the issue including the concept,the kinds and criterion of evaluation on rationality of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321    

法的合理性是上个世纪以来为法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也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笔者一直关注这一讨论,并曾有几篇相应的文章,但从已有的成果看,只是涉及或只是强调了这个问题的某一方面,感觉缺乏系统性和深度。本文就是想在原来的基础上对法的合理性问题作一比较全面地研究。

一、“理性”和“合理性”的一般概念

“法的合理性”概念是由“理性”和“合理性”的一般概念派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因此,我们的研究得从后者开始。

(一)“理性”概念探析

理性这个概念在西方有着久远的历史,经历了长远的变迁,用法和含义很多,归纳起来有两种:其一,对它作本体论的理解,视为事物的规律、本质或精神所在,它是客观存在的,决定着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此又可分为广、狭二义:广义泛指每种事物,认为它们都有其理性,而且由于世界是统一的,有共同的本质和规律,因而有共同的理性。狭义的理性仅指人类,认为只有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即只有人有理性。其二,对它作认识论的理解,即理解为认识和控制自己以及周围事物的能力。这一般都以前一种的狭义的理性观为出发点。由于他们认为理性为人类所特有或者说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人的理性主要表现为人能认识规律,因而能自主地安排自己的活动。这其中根据所使用的对象和目的分为认识或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前者的主要目的是认识事物的规律,获取真理并形成系统的理论;后者的目的是在认识的基础上合理地安排自己的行为,使之不违反客观实际和规律,从而获得成功。因而那种不顾客观实际而盲目乱干的行为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而经过冷静思考和认真筹划的行动则被认为是理性的。

我们认为,第一种中的广义的理性观是不可取的,或者说是不科学的,应予以摒弃。理由有二:其一,把理性说成是任何事物都具有的,而且说有一个共同的理性,势必导致神秘主义,最后滑向唯心主义和有神论,黑格尔的哲学就是明证;其二,把理性与规律、逻辑、本质等概念说成是同义的,虽然揭示了它们之间的某种关系,但却混淆了这些概念,抹杀了它们之间的区别。而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如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而理性只是客观的一种存在物一人的一种属性,虽然是本质属性。因为人除了理性的方面外还有非理性的方面。基于此,我们认为,理性的主体只能是人,人的理性表现在本体和能力,或本质和属性两个方面:人的理性的本质或本体方面说的是理性是人的规定性之一,是人与其它事物的本质区别,是任何人所共有的。因此,只要有人存在,就有理性因素存在,人的活动就会显示出不同于其它事物的特点。这是我们在认识人类时所必须牢牢记住的。人的理性的能力或属性方面说的是人的理性具体表现人所特有的能力或属性。这又表现在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

作为认识的理性指的是人的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认识方式及其结果。这种认识不是直接通过经验的途径而是通过抽象思维的办法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与感性认识相对而言的,感性认识是指通过人的五官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经验而获得对事物的认识。西方哲学中有的推崇理性认识,有的推崇感性认识,从而形成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对立的传统。认识的理性可分为认识活动或思维活动的理性和认识结果的理性两种:(1)认识活动或思维活动的理性指的是指人的头脑运用概念所进行的思维活动。简称为抽象思维。它是在已掌握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形成概念,然后运用概念之间的联系进行逻辑推理,以求得所认识事物的知识。毛泽东形象地把这种思维叫“概念的矛盾运动”。这种理性思维活动的规律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所以是否合乎逻辑就成为衡量其正确与否的标准;又因为现代科学研究大都使用这一思维方式,因而这种理性又叫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因为它只是科学认识的工具。理性思维有时又与非理性思维相对而言的,非理性思维如直观、灵感、顿悟等,它们与理性思维在功能上是一样的,也能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所不同是其思维活动不符合逻辑,或无法加以验证。(2)认识结果的理性指的是理性思维活动所取得的结果的理性,由于这种结果通常以理论体系形式出现,所以他又叫理论理性。这种理性所指的是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即它是否是一种科学的知识,即是否是真理,也包括其理论观点是否能够用现有科学的方法验证,其理论体系在逻辑上是否严谨等。

作为实践的理性指的是人的行为中的理性,它主要指的是人的行为的自觉性,这包括行为的选择是在冷静的情况下经过认真思考和谨慎筹划的,行为的结果是早在预料之中或基本符合原先的设想。这意味着,理性的行为是祛除愚昧和很少盲目性的,是较少受情感因素干扰的,是有较大的可预测性的。与此相反,完全被某种非科学的信仰、一种情感的纠缠所进行的活动是非理性的,如宗教狂热活动,热恋中情人的所作所为,精神病患者的反常行为,在一般人看来就是非理智的和愚昧的。显然,理性和非理性的界线是相对的,理性的行为也非都是好的,非理性的行为也非都是无价值的,从人的两重性来说,纯粹的理性行为或纯粹的非理性行为都是不可能的。

另外应指出的是,理性还有许多用法,例如有时它与“科学”这个概念同义,因此,凡违反科学的东西或用当时科学不能说明的都被说成是非理性的东西。再如,理性在西方还经常被作为一种追求的价值目标和一种评价事物的标准。由此产生“合理化”、“合理性”等概念。下面我们将作论述。

(二)“合理性”概念探析

1.“合理性”概念的历史溯源

“合理性”(英语为rationality,德文为rationalitat)概念是西方在理性时代高度肯定和推崇理性的基础上,提出用理性来要求和评价人和人造物,使一切社会事物理性化的价值取向,并由此派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哲学上最早研究和论述这个概念的是黑格尔,我们的介绍从他开始。

(1)黑格尔关于“合理性”概念的一些论述

黑格尔关于合理性的概念的思想概括起来有两点:(一)从“理性”与“规律”两个概念的同义来说,合理性就意味着合乎规律性。黑格尔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理性,理性就是事物的规律。既然如此,那么自然“合理性”概念的含义就是合乎规律性了。他正是这样给合理性下定义的,说:“抽象地说,合理性一般是普遍性和单一性相互渗透的统一。具体地说,这里合理性按其内容是客观自由(即普遍的实体性意志)与主观自由(即个人知识和他所追求特殊目的的意志)两者的统一;因此合理性按其形式就是根据被思考的即普遍的规律和原则而规定自己的行动。”[1]这就是说,合理性所针对的是单一的事物,是个人的行为,只有它们才存在合理性评价的问题,而评价的标准就是普遍性或规律性的东西,它们与之相一致或相统一就是合理性的;正因为如此,(二)合理性又是与现实性统一的。我们知道,他有一句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他解释说,这是因为“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2]恩格斯在谈到这一命题时也指出,这是因为黑格尔区分了现存和现实,认为现实不等于现存,现实的事物是包含有历史必然性的事物,是具有现实存在价值的事物,而有些事物,虽然存在着或者说是现存的,但已毫无意义,只是徒有虚名和行尸走肉而已!而且,就某一现实的事物来说,其现实性也并非绝对的。因为其总体的合理并非附属于其身上的一切都合理,因而它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过时,失去其历史必然性。[3]

(2)马克斯·韦伯关于“合理性”概念的论述

马克斯·韦伯是近代对“合理性”概念作了更进一步论述并用之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一个思想家,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种形式合理性的社会,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套精细的高效率的管理机构一官僚体制和形式合理性的法或简称“形式法”(formal law)。在对“合理性”概念的理解上,他一方面继承了黑格尔以来的传统,认为“合理性”即合乎“理性”或合乎“事物的本性和规律”;另一方面却对合理性作了新的解释,或者说作了更通俗的解释,认为它意味着摆脱迷信和愚昧,能确切地感知、预测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他说:“这只意味着,在任何时候人如果想知道或相信某些东西,他就能学到这些东西。就是说,原则上这里没有神秘的、不可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原则上人可以通过计算支配一切事物。这就意味着世界是祛除巫魅的。人不必再像野蛮人那样相信有这种神秘的力量存在,不再诉诸巫术手段去支配或祈求神灵。技术手段和计算可以为人效力。这就是理智化的意义。”[4]马克斯·违伯还对合理性进行了分类,把它分为实质合理性(德文为legitimitat;英文为legitimacy or substantive rationality)和形式合理性(德文为legatiat;英文为legality or formal rationality)二种。前者又叫价值合理性和信仰合理性,指的是一种信仰、理想或一种价值目标的合理性。如“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人幸福”、“权利义务平等”之类。后者又叫工具合理性或逻辑形式主义,指的是一种纯形式的、客观的、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的,而只从形式上、程序上和逻辑上追求的合理性。它主要表现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形式的合逻辑性。他说:“当目的、手段和与之伴随的后果一起被合理性地加以考虑和估量时,行动就是工具合理性的,这包括合理性地考虑针对目的而选择的手段、目的对伴随结果的关系,最后合理性地考虑各种不同可能目的的相对重要性。”[5]不过他对实质合理性总体上是持一种否定态度,认为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并且它与形式合理性是互相冲突的,即实质合理性意味着形式不合理性。所以他只强调和主要论述形式的合理性。

(3)麦考密克对“合理性”的一些论述

制度法理学是西方现代化分析法学中新产生的一支带有综合性质的派别,尼尔·麦考密克(NeilMacCormick)则是创始人之一。他在《法律推理中的合理性的限度》一文中,提出了一种与马克斯·韦伯不同的一种对“合理性”的理解。他在把合理性分为理论思想的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的基础上,首先论述了合理性的概念。他认为“合理性”不等于“正确性”,“正确性”讲的是“真”,不包括对事物的评价;“合理性”属于评价,讲的是“好”,而且讲的是诸种理由中最好的理由。他侧重于对实践合理性即行为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说:“对行动的合理性的最根本的要求是:每一项行为或对行为的抑制都应当是根据某种行动的理由证明是合理的。这个要求可以用以下两种一目了然的方式予以满足:或者一项行为或抑制可被认为其本身是对的或其本身是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价值合理的’),而不考虑任何目标;或者一项行为或抑制可被认为倾向于达到某种期待的目的或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目的合理的’)。”这样他又进一步把实践合理性分为价值合理性和目的合理性两种,并以“理由”作为合理性的基本含义和研究的起点。接着他进一步论述了合理性为什么要求好的理由?他指出这是因为,理由是分等级的,而且有时是互相矛盾的,所以有理由不一定就合理,必须对各种理由进行比较,看它是否好,是否充分。“在这两种情况下.理由必须是好的理由。行动和信念的充足理由应当是足以驳倒任何对手的好理由。”[6]“因此,从逻辑上把合理性分为两个或更多的推理层次必定是正确的。”这样,第二个层次的理由就可以充当第一个层次理由的评价标准。“因此,价值合理性必然至少是第二个序列的合理性。”[7]他举例子说,人们不能一有愿望就行动,也不能以热情、感情、爱情等作为行动的基础,否则其生活就会一团糟,人们的这些最初的目的,“必须受到较高序列的合理性的约束。即是说,通过较高序列的选择原则将它们整顿顺序,这些选择原则在长时期内一贯受到支持对所有的人和事都具有普遍性。”[8]而这些带有普遍性的目的、原则,一般会凝固在所在社会的制度中。这意味着个人的选择要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他说:“这一点有赖于把在制度内合法化了的目标或目的看成是这个制度的普遍的证明是合理的目标。即是说,把它们看成是在实践中遵守这个制度就会实现的价值或财富。在困难的情况下,鉴于人们希望更进一步或更坚持这些价值,对较低序列的原则或规则的适用或矫正就可能被证明是合理的。根据一个包括各个层次的实践原则的制度在这些价值之间维持(或缺乏)一种似乎是正常的平衡的制度,可以认为它在相关的意义上有更多(或更少)的‘连贯’的东西。对于一套原则的可能的调整或增加来说,一个相关的检验标准是,这套原则的经过调整或扩大的形式似乎更充分或更完全地促进或扩大有关的价值。”[9]这就是说,实践合理性是相对的和有限的,个人选择的合理性往往要以包含着普遍性的价值观念的制度为标准。他进一步说:“合理性既是实践推理的领域中一个基本的优点,但也是一个有局限性的优点。……合理性尽管常常是必要的,有时却是不起决定作用的指南。在生活中这些互相矛盾的原则和制度之间,合理性也许不可能仅仅根据这个比那个合理来证明某种选择是正确的。有些互相矛盾的这样的制度也许全部是同样合理的。这并不是说,不可能有根据除合理性之外的其他价值作出选择的合理的理由。但这种评价性的理由似乎本身必须是以制度为基础的,而且在它们彼此不同或对立的概念上,也可能有制度上的偏见。”[10]从以上麦考密克对实质合理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所论述的主要是人的行为合理性问题,而且是从比较通俗的或大众化的角度来理解“合理性”,因而把它理解为行动有充足的理由,但这样的合理性必然带有主体性和个性,因而只能是相对的,必须放到社会范围内来思考,必须用凝固于社会制度中的带有普遍性的信念、原则来衡量。

在论述了实质合理性后,他还对形式合理性与它的关系作了论述。他认为一个事物的合理性仅仅从实质上评价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形式上提出要求。他说:“对一个充分有理性的人而言,采用无论在应用上还是在本质上充分适应行动的目的的手段的能力,必须与对目的的价值理由的思考能力相结合。”因为,“合理性的本身是一个技术上的优点,……一个‘形式上的’优点。它表现在对手段是否适合目的的估量上,表现在那些从可能相互矛盾的理由中作出选择的原则加以系列化使之成为一个始终如一的、连贯的整体上。”[11]因此,连贯性、统一性、普遍性等就是形式合理性的基本要求,而形式逻辑正是研究这些的。

综上所述,归纳起来麦考密克对合理性的论述有以下几点:(1)“合理性”所研究的实际上是行为或信仰的理由,而且是好的和充足的理由;(2)这种理由从实质的角度上分为价值理由和目的理由。价值理由是实施某一行为本身的理由;目的理由是通过此行为所要达到的其它目标的理由;(3)个人行为的选择的理由离不开所在的社会,往往要以已固定在该社会制度中的普遍的价值观念为标准;(4)合理性是相对的,分层次的;(5)实质合理性必须与形式合理性相结合;(6)作为合理性的理由应该在形式上能组成一个协调的系统,它应符合形式逻辑。

2.“合理性”概念的词义分析

从上面所介绍的西方学者对“理性”和“合理性”的概念的使用中可以看出,“合理性”这个概念的用法是很多的,如果结合我们日常生活中对这个概念的种种用法,如合乎情理、合乎公理、合乎事理、合乎理想等,“合理性”一词的“理”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种用法:

(1)合于言辞之理或言之成理,也即麦考密克所说的理由。它是以言词形式表现出来的对行动合理性的说明或论证。语言文字既是理性的产物和表现,又是理性思维的工具,因此,一种事物或行动的合理不合理当向别人证明和解释时,必然形之于语言文字,讲出理由来。这样一来,一种事物或行动,只要能说出充分的理由来或能说服人,一般就被认为有理的或合理的。当然,说的有理不一定真有理,因为有些人能言善辩,用诡辩的方法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是说成非,因而能使无理变有理。这是因为事物本身有二重性,要找到辩解的理由是不难的,而且人们看它时有不同的角度和“前见”,即已有的对同类事物的认识。这意味着言辞之理或作为理由的“合理性”必然是相对的,必然分为真、假两种。理由的系统化或系统化的理由,用语言文字形式表现出来就是一种理论,因而这种合理性也包括理论的合理性。

(2)合于思维形式的理即逻辑。如果说上面所讲的是思维的结果或内容的话,那么这里所讲的则是思维活动本身的合理性,它研究的是思维的起点和过程的路向,思维的方法和角度等,概括起来即思维的规律或逻辑。由于研究这个问题的学科叫逻辑学,所以这个合理性又叫合逻辑性;又由于逻辑学有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辩证法)之分,因而合乎逻辑也分为合乎形式逻辑和合乎辩证逻辑两种。思维的逻辑规则有许多,如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等。因此这种合理性往往具体化为是否合乎逻辑学的这些规则。基于此,那些不符合逻辑的思维被称之为非理性思维。

(3)合于人伦之理。平时我们说某事不合情理,违反公理或公德,天理难容等。这里所说的“理”显然就是这种人伦之理或做人的道理。这种道理就是与别人交往中应遵守的规则,如交友的规则,恋爱的规则,公共生活的规则,游戏的规则、经济活动的规则、政治活动的规则等。一个人如果不遵守这些规则,作出越轨的行为就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或不合理的。显然,这些规则均根源于人们内心的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合理性是与合道德性相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议。

(4)合于自然之理或真理,即事物的规律。这种理与上面所说的理的差别在于它要求完全排除主观的因素,或不考虑人的利益和需要,即只从客观事物的固有规律性的角度思考社会的事,特别是人的某种选择的合理性问题。这种意义上的合理性中的“理性”是与西方最早存在的理性观,即理性就是规律是基本一致的。

很明显,以上四种合理性之理,不是并列的或平行的关系,而是互相依赖或互相从属的关系。第一种和第二种是一种目的和手段、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二者都属于思辩的合理性问题,因而在很多方面它们有共同的规律或规则。如衡量理论体系的合理性的标准也要使用逻辑规则,即看它是否合乎逻辑。第一、二种与第三、四种的关系也是一种目的和手段、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因为第一、二种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或获得第三、四种理,第一种理的表现形式之一的理论体系也就是第三、四种理的文字表达形式。第三、四种理的关系也是互相依赖或互相从属的关系。因为第三种理是否是真的理,根本上要看它是否与第四种理相符合。这就是说,言辞之理实际上是表现为言辞的事物的理或规律,由于言辞者有不同的认识立场和水平,因而对理的认识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和不同的表述。但从认识的对象和表述的理来说应该说是同一的,这就是人伦之理和自然之理,即社会的规律和自然的规律。至于思维之理则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种抽象思维或理性思维所应遵循的思维规律,即逻辑。

以上所说的是一种主要意义上的“合理性”的含义;另外一种意义的“合理性”主要从人的本性中的一种即与非理性相对而言的“理性”作为思考的出发点的,它要求人们的活动符合这一本性,而不是相反。或者说要求从人的行动中排除“非理性”的因素,如情、义、盲目的信仰、愚昧的举动等。因此,如果人的行为没有经过冷静的思考,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或受到感情方面的影响,或表现得有些失常,就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显然,这种认识不仅不懂得理性与感性的辩证关系,而且把非理性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实际上“理性”和“非理性”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人们对它的理解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也就是说,不同社会的人对理性与非理性有不同的理解和划分。这样在某种情况下,某种被人们理解为是“非理性”的行为,如有些科学家在从事研究时的如醉如痴的举动,并非真是非理性的。至于有些被称之为“非理性”的现象,如认识中的灵感、顿悟,只是用形式逻无法解释,不等于真的不符合逻辑,因为用辩证逻辑的质变量变规律是完全可以解释这些认识现象的。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人的本性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划定不是绝对的,把人的行为划分为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是不科学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纯理性或纯非理性的行为,都是二者的有机结合。问题只在于理性的因素大一些还是小一些,或者说这个行为的自觉性是高还是低,盲目性是大还是小?这样一来,意味着没有感性的理性或缺乏人情味的冷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可憎恶的。从此来理解行为的合理性,只能理解为有较高的“自觉性”或较小的“盲目性”。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合理性”是由“理性”派生出来的一个概念,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在对人的理性的伟大意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对人的行为提出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要求,也是用以评价人的行为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一种尺度。这个尺度与合法性尺度、合道德性尺度相比,其基本的含义或要求是人的行为和思维的“科学性”或“正确性”和“自觉性”。

二、法的合理性的概念

(一)西方一些学者对“法的合理性”的论述

1.马克斯·韦伯对“法的合理性”的论述

西方首先论述法的合理性者是马克斯·韦伯。前面已经指出,他只肯定形式合理性,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作为形式合理性的法的典型。韦伯在论述这种法律为什么是形式的法时说:“法律是‘形式的’,是指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只有具有确凿的一般性质的事实才被加以考虑。这种形式主义又可分为两种。具有象感觉资料那样能被感知到的有形性,才可能是法律与之有关事实的特征。这种坚持事实外部特征的作法,譬如用特定词语表达,在文件上签署姓名,表示固定意义的特殊象征性行为,都体现了严格的法律形式主义。另一种类型的形式主义法律表现为通过从逻辑上分析意义来揭示与法律相关事实的特征,以及被明确界定的法律概念是以高度抽象的法规形式构成的和应用的。”[11]韦伯认为这种形式法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它是由一套形式化的、意义明确的法律条文组成,而不是由宗教命令、伦理规范和风俗习惯构成。而要如此,它的产生是由代议制的立法机关依据法律程序自觉制定的。(2)这些法规条文已经被体系化了。这“表征着一切经过分析得出的法律判断的统合,这些法律判断以统合的方式构成逻辑清晰的、内在一贯的、至少在理论上是非常严密的法规体系。显而易见,一切可以想见的实际情况都必须逻辑上被包含在其中,以免它们的秩序缺乏有效的保证。”从而它“能够向技术合理性的机器一样运行。这就保证了个人和群体在这一体系内获得相对最大限度的自由,并且极大地提高了预言他们行为的合法后果的可能性。程序变成了以固定的不可逾越的‘游戏规则’为限制的、特殊类型的和平竞争。”[12](3)构成这些法规的法律概念是语义明确的和能经得起逻辑分析的。(4)这些法规能“理智地加以控制”,摆脱了神秘的方法和手段,如宗教仪式、巫术方法等。另外他还指出,这种法律还有实体法与程序法、法律问题和法律事实、立法工作和司法工作分开等特点。由此看来,韦伯所说的形式合理性法,指的是由现代的立法机关以严格的程序制定,又由专门的司法机关予以适用的,一套逻辑上严谨的、可为人操作的由明确的规则所组成的法规体系。它象一个结构合理的精密机器一样,能准确地预测人的行为,解决一切社会纠纷。伯尔曼在概括韦伯的这一思想时说:“以‘形式合理’(formal rationality)为特征的法律的理想类型是这样一种类型:在其中法律表现为一种逻辑一致的抽象规则的结构,根据这种结构,能够认定案件和问题中的有效事实并解决这些案件和问题。”“在法律中,形式合理表示通过逻辑概括和解释的过程对抽象规则的系统阐述和适用;它强调的是通过逻辑的方法搜集全部法律上具有效力的规则并使之合理化,再把它们铸造成内部一致的复杂的法律命题。相比之下,实质合理突出的方面不是符合逻辑的一致性,而是符合道德考虑、功效、便利和公共政策。”。我国学者苏国勋先生在概括其形式合理性法的思想时也指出:“所谓形式法律,是指来源于罗马法中的形式主义审判原则的法律体系,它是由一套形式化的、意义明确的法规条文组成的。它把每个诉讼当事人都以形式上的‘法人’对待并使之在法律上具有平等地位,它只依据法律条文对确凿无疑的法律事实做出解释和判定,而不考虑其他伦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实质正义原则,同是还要排除一切宗教仪式、情感的和巫术的因素。”[15]

以上看出,马克斯·韦伯真正认可的是法的形式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不仅不是实现实质合理性的手段,而且是与之对立的。它具体表现为一个逻辑上合理的法律规则体系。显然,这一观点与当时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概念论的法律观是一致的,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的根本特点。

2.麦考密克对“法的合理性”的论述

麦考密克在论述了合理性概念的一般问题之后进一步论述了法律,特别是法律推理的合理性问题。他认为合理性对法律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说:“我们在构筑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执行这些制度的程序中都需要高度的合理性。法律推理不仅是由实践合理性所支配,而且是实践合理性的一种形式。我们不应低估合理性在法律推理中的广泛运用。……在法律和法律程序中,合理性是首要的优点。”[16]他认为合理的法律制度不仅需要一套普遍适用的、始终如一的、没有矛盾的规范,而且要有相应的立法和执法、司法机构,从而使这套规范能认真落实和不断地修改与完善。他说:“一套合理的法律程序要求有旨在支配一群人的行为的规范,从给这种行为提供严格的评价标准的意义上是规范。根据这些规范,某些形式的行为被认为是‘错误的’而受到排斥,某些合法地执行旨在达到个人目的的安排的方法是‘有效的’,别的方法是‘无效的’等等。这些规范的主旨应该是无处不在的(但可能只是或多或少地普遍适用)而且它们应该是一致的,即没有相互的矛盾和冲突。为了保证把这些规范经常和持久地适用于个别情况,就必须在有关的社会内任命一些人担任司法职务。对有争议的进行裁决的过程必须包括合理地进行实地调查的过程。修改或修正规范的持续的过程,要求存在一个立法者或立法机构,有一个由训练有素的法律工作者组成的专家团体供他们咨询。”[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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