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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侦防对策研究
【英文标题】 A Study on Crime of Professional Telecom Network Fraud in Regions and Investigative Measures
【作者】 徐永胜徐公社韩冰
【作者单位】 浙江警察学院侦查系浙江警察学院侦查系杭州市公安局大江东产业集区分局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地域性职业犯罪群体;黑色产业链;打击犯罪新机制;犯罪预防
【文章编码】 1673-1565(2018)01-0121-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1
【页码】 121
【摘要】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地域性职业犯罪,具体原因包括“互联网+”经济形态的发展,犯罪实施成本和犯罪机会成本低,传统侵财犯罪发生空间转移,犯罪亚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地域性职业犯罪特征包括:诈骗县、镇、村区域集中现象突出;作案手段呈现明显区域特色且相对稳定;犯罪过程分工精细,呈产业链形态分布。为有效侦查打击治理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侦查部门要建立高危人群数据库,加强高危人口管控;推进信息流、资金流、人员流的“三流侦查法”,建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机制;加大互联网刑事法制宣传;依法从严、全面和准确惩处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消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土壤;铲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黑色产业链;加大针对地域性职业犯罪群体开展相应预防措施的力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6873    
  地域性犯罪现象最初是流窜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我国的侦查实践中,经常会发现犯罪类型和犯罪行为人的地域集中现象。侦查部门在打击地域性犯罪群体实践中,总结了诸多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犯罪,如贵州沿河籍犯罪行为人撬保险箱盗窃,湖北宜宾、利川籍犯罪行为人插片人室盗窃,广东揭阳籍犯罪行为人使用“解码器”盗窃汽车,江苏沭阳犯罪行为人谎称交通事故诈骗等。{1}地域性犯罪一般是某县对应某类犯罪,也可以是某类犯罪对应多个县区,但是最明显的特征是犯罪行为人户籍地地域的集中性。从公安部2015年公布的数据来看,全国撬盗保险柜的犯罪案件地域性特征明显,犯罪行为人的户籍地主要集中在重庆市石柱县、万州区等,贵州省江口县、金沙县等,江西宜黄县、永新县,湖南省永顺县、桑植县、洞口县。{2}刑事犯罪地域性现象,包含了地域性犯罪、地域性犯罪群体、地域性职业犯罪和地域性职业犯罪群体四个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是随着地域性犯罪发展变化而逐渐形成的。当前,我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从原始的地域性犯罪发展成为地域性职业犯罪。现代通信网络、金融等技术为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了条件,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成为一种独特的犯罪现象。根据各地公安机关在侦查打击中掌握的此类犯罪的发案情况以及犯罪主体的户籍分布,公安部确定了河北丰宁、江西余干、福建龙岩新罗区、湖南双峰、广东电白、广西宾阳和海南儋州等7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以及河南上蔡、湖北仙桃、辽宁鞍山、安徽合肥和四川德阳等5个突出地区。[1]在这些区域内,电信网络诈骗成为当地某些群体的职业,已经实现产业化经营,其规模之大、危害之深,足以破坏社会信任机制,摧毁政府权威,危及个人人身财产安全甚至社会公共安全。电信网络诈骗不仅会削减传统信任(熟人之间),也会导致系统信任(陌生人之间)的崩溃,长此以往,会导致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都将是毁灭性的灾难。{3}实际上,犯罪网络化趋势发展迅猛,这种职业犯罪形态已经向全国其他地区蔓延。
  一、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群体
  所谓电信网络诈骗是指犯罪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现代通讯网络技术,虚构事实,骗取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包括电信诈骗和网络诈骗两种犯罪。2000年前后,台湾籍犯罪嫌疑人在闽南地区招聘人员,设立诈骗窝点,编造各类虚假信息,诱骗受害者通过ATM机进行转账操作。这类犯罪成本低、利润大、易复制,很快在福建安溪滋生蔓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从此生根发芽并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地域性职业犯罪群体。此后,东南沿海地区闽、粤、浙等地公安机关组织专项行动打击此类犯罪,犯罪团伙不断从沿海向内地省份转移,至今已经蔓延至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地域性职业犯罪群体不断扩大。如图1、图2所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黑色产业链也逐渐成为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经济组成部分。由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企业或者犯罪集团为主导的诈骗活动,分离成多个团伙的犯罪活动,涉及木马生产、虚拟身份盗窃、个人信息贩卖、中间运营商技术服务、洗钱等产业,形成一个互为基础、相互依存的上下游链条关系。此类犯罪业务主要包括木马产业、个人信息窃取与贩卖产业、电信网络诈骗技术支持产业、银行卡办理与贩卖产业、洗钱产业等五大产业。这五大黑色产业链明显有别于符合法律规定的正常经济产业链的经济行为。这些与诈骗相关的行为游走在法律边缘,有些行为没有被刑法规定为犯罪,有些行为因犯罪特征而回避了行政法规的监管,导致大量助长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生的行为和因素得不到有效治理。黑色产业从业人员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流毒深远。其人员主要包括诈骗集团幕后团伙,拨打电话团伙,发送短信、制作木马程序、购买木马程序、窃取信息团伙,办理和贩卖银行卡团伙,取钱团伙,转账团伙等。各个团伙围绕着电信网络诈骗的各个环节构成相对独立运作的产业链,形成一条比较稳定的利益链条,各自内部具有独特的运作模式。黑色产业链与当地经济、生活、工作方式都已经紧密结合起来,成为地域性职业犯罪黑色经济。公安部公布的一批重点和突出的高危职业犯罪群体,如广西宾阳的QQ诈骗犯罪群体、广东电白的冒充领导诈骗犯罪群体、海南儋州的网络诈骗犯罪群体,已经成为地域性职业犯罪群体。这些地域性职业犯罪群体的存在使得当地成为所谓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业镇、专业村。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产业链的诸多环节。
  黑色产业链严重影响了当地正常的经济活动,出现了价值观念扭曲,诈骗成为追求成功的手段,诈骗犯罪者成为学习的榜样,公安机关打击犯罪行动受到村民抵制等奇特现象。当道德标准发生改变后,犯罪就变得猖獗起来;而当犯罪成为一种习惯,道德再也失去约束作用。这种诈骗犯罪环境的形成,降低了诈骗村、诈骗镇实施整体诈骗的道德基础,迷惑了成长中的青少年。这些本来应该接受教育和从事正当职业的人,现在成为诈骗产业链的主力。郑震等对福建省电信诈骗犯罪高危人群年龄结构比例进行分析发现:20-29岁的作案人员占59%,80后年轻人成为电信诈骗的“生力军”。{4}2016年浙江省侦破的“一元木马”诈骗案中,余杭警方抓获的68名犯罪嫌疑人中,64人是“90”后,占94%;43人是“95”后,占63%,犯罪嫌疑人低龄化、职业化问题突出。[2]
  二、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成因与典型特征
  (一)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现象的成因
  1.“互联网+”经济形态为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了条件
  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带来犯罪方式的改变。犯罪学家弗兰克·坦南鲍姆(Frank Tannenbaum)是标签理论的开创者,他认为,犯罪是社会的一种网状体和根基,它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不只是一种偶然现象。社会状况决定了犯罪的数量、性质和类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产生和发展深受互联网时代影响,原始的地域性犯罪突出特征是以亲缘、血缘、地缘关系结成团伙,从犯罪流出地进入经济发达的流入地,进行抢劫、抢夺、诈骗、盗窃等传统的接触式侵财犯罪。现在利用通讯网络技术,采取非接触性、点对点、点对面,跨地域、跨境、跨国实现非法侵财的目的。这类犯罪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犯罪手段的进化提供了条件和依靠。在互联网时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将传统的诈骗犯罪网络化,把涉及犯罪的信息获取、信息传递、通讯保障、资金转移、赃款洗钱等环节进行了分段、分工,各自独立运行,共同完成诈骗行为,产业链运作完全颠覆了诈骗犯罪的传统模式,对犯罪进行了互联网思维的改造,对犯罪空间定位、案件地域和警种管辖、跨国引渡、证据认定等都设置了重重障碍,降低了犯罪成本,分担了犯罪风险,却大大增加了刑事司法成本。
  2.犯罪实施成本、犯罪机会成本低但收益巨大
  传统地域性诈骗犯罪如封建迷信诈骗、假冒金元宝和文物诈骗、假冒民国币诈骗等形式需要面对面,需要物色被害人和接触过程,需要交通和住宿等成本,承受侦查打击的风险也更大。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采取非接触性方式,实现低成本运行。一方面,实现犯罪的条件门槛低,只要具备网线、上网卡、电话卡、银行卡、其他公民个人信息,就可以实施诈骗。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资金瞬间到账,证据容易灭失的特征,而公安机关的侦查打击因受各种限制,有较长的滞后性,因此这类案件不能及时快速破案。这种通过犯罪快速致富的方式,在犯罪主体的周边会有强大的示范效应,引起竞相仿效。另一方面,犯罪行为人的机会成本低。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主体,基本上是初中毕业人员、甚至学历更低,没有固定工作,缺乏社会生活工作技能,大多来自农村,收入非常低,从事电信网络诈骗后,月入上万、几十万甚至更多,能够快速致富,尽管可能被司法机关处理,还是铤而走险,进行犯罪活动,形成恶性循环。有的被判刑并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又重操旧业,因为他们认为从事其他劳动未必会有如此高的收入,犯罪的机会成本低。
  3.传统侵财犯罪发生空间转移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出现传统的刑事犯罪如暴力侵财犯罪,抢劫、抢夺犯罪与严重暴力犯罪如杀人、强奸等犯罪日益减少。[3]而互联网犯罪,或者使用网络化手段实施的侵财犯罪比例日益增多。{5}从河北省丰宁县冒充黑社会进行诈骗的情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丰宁县当地不少村民选择到北京市朝阳区一带的图书批发市场打工。刚开始,他们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给各个单位打电话推销图书。其中一些单位知道他们是骗子,收到书后并没有支付书钱。他们就打电话辱骂威胁对方,买书的人不胜其扰,只好把钱付给了他们。于是,一些人就觉得不卖书,光靠打电话威胁,也可以挣到钱。这是典型的传统犯罪的网络化趋势,加上部分犯罪主体的示范效应,于是在丰宁西官营乡和选将营乡的一些村庄,大量村民冒充黑社会敲诈勒索,他们成批量地购买手机卡、银行卡和个人信息,敲诈普通百姓,知名商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高级干部。[4]随着现代支付手段的发展,使用信用卡支付、网络支付的人越来越多,现金的使用越来越少,因此,直接以现金作为犯罪对象的机会也越来越少,而网络上各种资金支付漏洞成为犯罪利用的主要目标。
  4.犯罪亚文化的形成和传播
  所谓犯罪亚文化[5],是指容忍、促进或者使青少年违法犯罪成为可能的亚文化。社会的不平等导致靠违法去解决问题,而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又会依次在根据自身的共同不利处境匆匆拼凑起来的人们之间共享和传播。{6}在这种文化下,早期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者将犯罪的价值观念,进行各种犯罪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如怎样回复电话、怎样骗取信任、转账以及如何逃避侦查等,传播给身边的亲戚、朋友等,以保障他们犯罪后的安全。根据犯罪学的不同机会理论[6]和差异交往理论,犯罪行为是当个人谋求成功的合法机会受到阻碍时形成犯罪动机或者犯罪经过社会互动习得的。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来自农村的群体始终在城市的边缘生活,或者在城中村或者在城郊结合部,与城市的生活相比几乎是两个世界,进城务工人员没有城市的医保、教育、保险,享受不到城市市民的待遇,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远远不能和城市中其他人相比,况且,他们认为成功的标准就是金钱和地位,而地位又是以金钱为基础的。那么,在寻求成功的合法机会(赚钱)不足,而非法机会(诈骗)又很容易获得的情况下,犯罪自然而然成为大多数追求成功者的选择,当然,前提是交往的圈子中存在着诈骗犯罪的先行者而这些先行者往往是基于地缘关系的老乡、亲戚、朋友,这种犯罪亚文化混杂着地域文化在他们当中盛行。我国学者几乎一致认为,犯罪亚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对于地域性犯罪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任九光认为,亚文化不是地域性犯罪群体产生的最初原因,此类群体的原始开端应当是单独的犯罪个体的产生。但是在原籍共同的生活状况、对贫富差距相同的仇视心理、对于较高生活水平的向往等亚文化现象,促使了他们由个体向群体的发展。{7}谌光武等对湖南地域性犯罪的原因分析认为,“本小利大”的驱使、犯罪亚文化的影响、“生存压力”的逼迫、习俗制约力量的弱化等要素都是产生地域性犯罪现象的原因。{8}但是,诸多其他因素的存在,也是犯罪亚文化形成和传播的基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与其他人类行为一样,被仿效诈骗群体特殊方式的某个人所接受。当一个人成为一个群体(或者说一个犯罪团伙)的成员,人们之间的相互感化就会非常明显。在模仿犯罪成为一种职业的过程中,一些人变成了职业电信网络诈骗罪犯。这种职业罪犯表现出某些特定的特征,就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技能和地位而犯罪。
  (二)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典型特征
  1.地域性特征明显:诈骗县、诈骗镇、诈骗村现象突出
  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不是突然形成的,都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或邻近诈骗犯罪猖獗地区,或者在历史上就是各种骗术盛行的地方,在长期的诈骗犯罪过程中,诈骗手段不断升级,诈骗非法所得不断增大,这种一夜暴富的神话不断地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诈骗行列,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逐渐形成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诈骗村、诈骗镇和诈骗县。如河北省丰宁县部分村民在20世纪90年代进北京销售图书,开始敲诈勒索,手段不断升级。从事手机敲诈勒索的人员主要来自丰宁西官营乡、选将营乡的5个村庄,以及相邻的隆化县的2个村庄。这两个乡共有28030人,在摸排过程中排查出426人为重点嫌疑人。该县成为典型的地域电信网络诈骗县。[7]江西省余干县是“重金求子”诈骗县,而其中最著名的是江埠乡石溪村和洪家嘴乡团林李家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两乡村民就在外面利用假戒指、猜铅笔和易拉罐中奖等行骗,并逐渐发展到电信网络诈骗。[8]在湖南娄底双峰县,PS照片敲诈勒索几乎是一个产业,全县从事此项犯罪活动的人数以千计。据央视报道,双峰县走马街镇7万人口至少有2万人从事过制贩假证和短信诈骗。[9]在当地诈骗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包括“枪手”(专门负责打电话诈骗)、提供信息资料的人、提供各种诈骗用具的人、洗钱的人、联络诈骗者和洗钱者的中间人,以及临时垫资人等等。又如2013年前后,电信网络诈骗从闽南一带传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适中镇,并逐渐成为网络购物诈骗重灾区,其中2名公安部A级逃犯在适中镇,当地不少年轻人受暴利诱惑,铤而走险。从事电信网络诈骗者大多只有初高中文化程度,有的在外打工,有的游手好闲,但突然之间就开起了小车,盖起了高楼,出入高档餐饮、娱乐场所,成为同龄人羡慕的对象。这极大刺激了当地更多人从事这个行当。[10]10余年前,福建龙岩个别青年开始利用网络游戏的漏洞,盗取游戏币和游戏装备,随后引进了传统电信诈骗模式并相互结合,逐步衍变为现在的网络购物诈骗,并且慢慢由小变大、由少变多,形成区域性的违法犯罪团伙。根据浙江警方的数据统计分析,公安部公布的地域性职业犯罪群体7个重点地区有5个出现在浙江省抓获人数前十位的县区。其中,福建安溪、广西宾阳排在前两位(如图3所示)。
  2.作案手段具有明显区域特色且有一定的稳定性
  (图略)
  图3浙江省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地域分布图(数量最多的前十位)
  地域性犯罪具有纽带上的地缘性、犯罪手法上的稳定性、作案动机上的侵财性和案件侦破上的困难性等特点。{9}研究表明,这类案件地域性和族群性强,以乡情为维系犯罪团伙的纽带,有较强的图财动机,传帮带特征明显,反侦查能力强。{10}犯罪成员多为同籍、亲属关系,有一定地域性和血缘性,且多为惯犯、累犯;犯罪动态化程度加剧,跨区域流窜作案特征明显;犯罪专业化、职业化、智能化、组织化特征突出;犯罪活动具有连续性与专一性;反侦查伎俩高,抗审讯能力强,逮捕困难;犯罪群体活动轨迹具有规律性。{11}公安部公布的地域性职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7个重点地区和5个突出地区都有各自独特的诈骗手段和诈骗类型。如广东电白在2015年10月被公安部列为全国第一批地域性职业电信诈骗犯罪7个重点整治地区之一。该县树仔、麻岗两镇的确没有固定的产业能保证村民们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两个村镇相对比较贫穷,这种诈骗方式传入农村很快在当地形成一种气候,家族式犯罪特点尤为突出。[11]湖南娄底双峰县,PS照片敲诈勒索的惯用手段是,从网上下载淫秽照片,再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官网上下载领导干部或社会名流的照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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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12}王嘉.地域性犯罪人员重新犯罪问题研究[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6,(4):96-100.

{2}{11}陈建.析地域性撬盗保险柜犯罪案件的侦查对策[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6,(3):64-67.

{3}[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郭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00-234.

{4}郑震,肖宏斌,林世钧.福建省电信诈骗犯罪研究[J].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1,(5):1-9.

夫妻本是同林鸟

{5}靳高风,白朋辉.2015年中国犯罪形势分析及2016年预测[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24-31.

{6}[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M].刘仁文,李瑞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23.

{7}任九光.地域性犯罪群体的概念、成因及预防[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144-149.

{8}{9}谌光武,罗国文.社会转型时期湖南地域性犯罪之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4,(6):62-67.

{10}{13}王刚.地域性同类型犯罪研究[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2,(12):128-130.

{14}吴朝平.“互联网+”背景下电信诈骗犯罪的发展变化及其防控[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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