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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三重场域下中国基层法官离职类型探讨
【英文标题】 Review on Different Reasons of Resign by Chinese Judges in Lower Courts in the Triad of Circumstances
【作者】 徐清【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分类】 法院
【中文关键词】 法官;法官离职;法官角色;场域;基层法院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117
【摘要】

通过对基层法官为何离职这一组织现象的层层剖析,勾勒出当下中国基层法官日常生活中身处的三重场域及其生存状况。受到权力场域和社会场域的交互影响,司法场域中的基层法官只能拥有“有限”的司法判断权,既需要面对来自权力场域中的日常政治,又需要考虑并解决深嵌于社会场域中的各种人情世故,陷于法律人、公务员和社会人三种身份的定位混乱。相关调研分析表明,权力场域主导下的基层法官在行动中分别表现出了三种不同的角色和离职类型,分别是权力持有型法官的高原型离职、权力依附型法官的瓶颈型离职以及通常不会选择离职的权力边缘型法官。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6931    
  一、问题与方法
  随着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与改革蓝图中描绘的景象相比,近两年来吸引公众眼球的却是不断出现在媒体和舆论中的法官离职新闻。从全国范围看,2011年至2015年,法官辞职达4438人。[1]自2014年起,最高人民法院报告在“人员流失”问题上删去了过去“部分法院”的表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慕平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指出,北京法院系统在过去五年有500多人辞职离开法院,且主要集中在基层。[2]上海市也同样如此:2013年流失的法官达74人,2014年增长至86人,且多数为所任职法院的中年业务骨干。[3]以上数据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为何以提高法官薪酬待遇和职业保障为目标的改革刚开始,法官们却争相“跳槽”?究竟这种离职属于个别现象还是集体行动?是否存在普遍的原因和特征?是否和本次司法改革直接相关,法官们离职后的去向如何。
  在此,笔者的假设是“本轮司法改革是引发当下法官离职的主要原因”,若其成立,换而言之的假设则是“司法改革前后法官离职的原因各有所异”。故笔者试图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运用经验材料对这一假设进行检验和论证。从既有研究分析,首先,对法官离职存在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即是否存在法官离职潮,亦或只是个别的离职现象。不同的判断决定了其存在的背景——司法改革在这一问题上的重要程度。[4]其次,对法官离职的归因分析呈现内因和外因两个层面,前者强调法官的个人原因,如个性选择、缺乏理想等[5];后者则主要归结为外在原因,如压力大、待遇低、职业前景差、职业风险等[6],它们都与司法改革的相关措施密切关联,并导向了法官职业保障问题的解决路径。可见,这些研究都佐证了上文所提出的假设。可在此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若仅限前述原因的描述,而不揭示更深层的制度背景,就无法解释当前司法改革遇到的这一困境究竟是制度改革必然遭遇的阵痛,亦或是源于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7]因此,本文在研究基层法官离职问题时,希望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进行深入和细化:
  首先,在研究视角上,基于“日常生活”[8],从“法官离职”这一组织现象切入,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直接参与并感知基层法官的日常生活。散布于日常政治中的权力实践在行动中实则已经成为法官无意识下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规划,无需明目张胆地施加于主体之上,在生活情境中已内化为法官职业选择、规划和其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其次,在研究路径上,遵循法律人类学的“扩展个案”[9]分析方法,以“法官”为中心进行“分别式”的过程研究。通过笔者2013至2016年四年间对云南省W市[10]人民法院及其中离职法官所去的Y律师事务所[11]和L律师事务所[12]的历时性比较,即结合“离职”和“嵌入”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试图对比司法改革前后法官离职原因中可能存在的共性和差别。最后,在理论架构上,通过“社会实践理论”[13]的“场域”[14]分析,对法官身处的权力、司法和社会场域进行整体维度的观察,以此细致地理解我国基层法官的多种面孔,归纳法官在多重场域互动中形塑出的不同角色和“惯习”。以往对法官的角色分析更多地侧重于“角色和地位”之间的关系,并未充分关注到在法官的“社会网络”和“权力结构”中,法官之间、法官和其家庭之间的互动关系。故对不同场域的内部和场域之间互动过程的深描和阐释,是本文旨在进一步拓展的理论方向。
  二、基层法官为何离职
  (一)历时的流出和共时的嵌入
  1.历时的流出。为从历时性角度对基层法官离职状况做出比较分析,笔者首先对1990——2016年间W市法院内部法官流出情况进行了统计,期间共有20名法官向外流出并且总体上历年间保持着一种大致平均的态势,在数据上未呈现出逐年递增或递减的趋势。具体的流出情况如下图中所示:
  W市人民法院法官流出情况(1990~2016年)
  (图略)
  根据上图可知W市人民法院26年间法官流出的主要特点:一是在流出原因上,主动流出的法官占较大比例,而由于违纪违法被动流出的法官仅有5人,占流出法官总数的25%。二是在流出人员的职务级别中,副庭长及以上职级法官共11人,占流出法官比例的55%。三是在流出去向上,体制内的行政调动占了较大比例,共有12名法官调至政法委、司法局和其他法院,占流出比例的60%,而体制外流动则主要集中在律师事务所。
  针对体制外流动这一问题,笔者进一步对从W州法院系统辞职,进入Y律师事务所和L律师事务所的8名法官进行了深入访谈。8名法官的辞职时间均集中在2004年至2008年之间[15],辞职原因(尤其是女法官)大多家庭因素,其中主要包括夫妻两地分居和照顾子女上学。辞职时副庭长以上职务法官有5人,占62.5%。至2016年,享受合伙人以上待遇者有7人,占87.5%。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2.共时的嵌入。若仅从数据层面观察:一方面,法官流失现象并非是近年司法改革之后才大量出现的,在W州法院系统,这种“辞职潮”反而集中在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后的2004至2008这五年期间;另一方面,2013年司法改革后W市人民法院并没有法官主动选择离开,与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全国基层法官的离职现象似乎相悖。故笔者的疑问是2013年后的四年间,在W市法院是否所有的法官都没想过离开法院或有过离职的准备,为何最终未能离开法院,让法官选择留下的原因是什么,W市法院保持较高程度的“组织嵌入”[16]原因是什么。基于以上问题,在日常工作的闲聊时间,笔者对W市法院内的55名法官做了非结构式访谈,6名法官表现出强烈的离职意愿,包括3名“90后”法官和3名审判业务庭庭长,其中两名法官已将离职意愿转化为了具体的离职准备行动,之所以未成功离职,原因一是由于外调程序受阻[17],二是暂未找到待遇更好的发展机会[18]。
  (二)基层法官日常生活中的三重场域
  以上分析从历时和共时、数据和经验两个维度对法官流失的总体状况作了一个大致的素描,基层法官流失并不是本轮司法改革才引发的问题,无论是“流失”的法官还是“嵌入”的法官,个人原因和家庭原因是导致其离开或意欲离开的主要原因,这是通过上述材料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但是,这种初步的结论依旧是“索引链”上孤立的一个节点、之前知识的“标记”,故而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以此为线索,追寻并深描出在上述材料中那些“没有提到的事实”[19]。
  表1社会场域、司法场域和权力场域的对比框架

┌─────┬──────────┬──────────┬──────────┐
│     │社会场域      │司法场域      │权力场域      │
├─────┼──────────┼──────────┼──────────┤
│知识生产 │人情知识      │法律知识      │官场知识      │
├─────┼──────────┼──────────┼──────────┤
│行为中心 │人         │案         │权         │
├─────┼──────────┼──────────┼──────────┤
│行为方向 │横向的亲疏远近   │中立的被动关系   │纵向的等级关系   │
├─────┼──────────┼──────────┼──────────┤
│行为逻辑 │特殊主义      │普遍主义      │权力主义      │
├─────┼──────────┼──────────┼──────────┤
│行为结构 │网状社会结构    │三角形诉讼构造   │金字塔式权力结构  │
└─────┴──────────┴──────────┴──────────┘

  为此,本文首先构架了以三重场域为基本线索的分析框架(见表1)。作为一个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法官无时不深嵌在其所处的“社会场域”中,并扮演着诸如父母、子女、夫妻、兄妹、同学、朋友等社会角色;与此同时,身处垄断着国家司法权力的法官意味着职业组织为其行动划定了特定的边界。在我国,由于法官身负“一岗双责”,边界内的空间同时具备了“权力场域”和“司法场域”的双重性质。司法场域是“一个围绕直接利害相关人的直接冲突转化为由法律规制的法律职业者通过代理行为进行的辩论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空间”。据此定义,司法场域的性质是一个中立的空间,其中有冲突的利害相关人,有法律职业者,遵照诉讼的规则和法律规定,以司法的方式解决冲突。[20]而权力场域则是一个上下等级分明的层级空间,在其中需要遵循来自行政管理的各种命令和日常政治的游戏规则。“社会”、“权力”和“司法”三个场域并非独立无涉,而是相互影响、相互竞争,三重场域彼此互动勾连甚或紧张冲突的关系经由法官的工作实践表现在了不同的日常情境中。
  1.作为法律人在司法场域中的有限判断。作为司法职业主体的法官,与行政职业主体的最大区别便在于其中权力的不同内涵,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判断权”,而行政权的核心则是一种“管理权”。这种“判断权”的特点是被动性、中立性、过程的形式性、稳定性、专属性、主体职业的法律性、终极性、运行方式的交涉性、审计分工性、价值取向上的公平优先性。[21]若以上述十个标准衡量,在中国当下的司法场域中,由于受到来自权力场域和社会场域的交互影响,法官的“判断权”更多只是一种“有限判断”,不仅在判断权力上有限[22],而且在判断的空间和时间上也非完满自足。这就体现在大部分简单案件中,法官只是各诉讼阶段流程上的“自动售货机”,台前“开庭”,幕后“写作”,而在重大复杂疑难的难办案件上,台前“坐庭”,幕后“请示”。W市人民法院2014年受理的317件刑事案件中,仅有53个案件(17%)适用普通程序,其余264件(83%)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根据笔者的田野观察,在大部分简易案件中,法官的审理方式均是开庭前半小时阅卷,开庭时间把控在半小时左右,开庭后用半个工作日书写判决。而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中,也存在此种“格式化”的处理方式,区别在于此时的特点是“程序用尽”。从向庭长咨询,庭室讨论到请示分管副院长和院长,再到审委会讨论,每个环节基本都需走完。虽然其中步骤并非均来源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要求,然而这种非正式的处理流程已成为法官行动时的既定结构,忽略或打破此结构便可能面临来自内部权力场域的不利后果。
  社会场域的切入也会压缩法官的“判断权”空间。司法实践作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开始就具有了各种“政治性”职能,司法除了进行判断外,还身负额外的社会功能。[23]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要求下,“调解优先”始终是基层民事法官的行动主线。为完成各项绩效考评要求,诉前和诉中的各阶段均会以“调解结案”为诉讼重心,调解的普遍开展及因调解而引发的相关辅助性工作使得法官的实际工作量成倍上升,其中的通知、协调和组织商议等工作也扩大了法官实际工作的范围。此外,在W市所辖的少数民族地区,调解工作的难度和强度更表现在法官面对的双方当事人早已突破了诉讼构造中的原告和被告,在大量的离婚案件中,诉讼两造早已沦为调解时的“听众”,其身后家庭中的“家长”和村寨中的“头人”们才是调解时真正享有“诉讼权利”的人。调解的结果不仅关乎原告和其两家的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甚至将成为未来相似纠纷所引用的“判例”,同时与村寨的面子和利益相勾连。尽管本轮司法改革中提出了由法官助理主持庭前调解工作,然而目前的试点状况是这一措施对基层法官繁重的调解工作量依然缓解不足。[24]
  当下基层法院这种兼具审判职能和政治职能的综合职能还体现在法官除了承担司法组织本身的审判业务职能外,还需开展和参与相关部门组织的一定数量的“社会治理”[25]活动,以及应对上级法院行政管理的诸多要求。此外,受制于院内有限的书记员数量,部分法官除了完成正式的审理任务和制作法律文书外,还需亲自进行文书的打印、校对、送达以及案卷装订、案卷目录誊写,开具诉讼费用收据、办理案件移送手续等辅助性事务。在经济发展与教育水平稍显落后的地方,当事人的文化素质通常不高,对于提供诉前法律咨询与帮助有很大的需求。诉前咨询的意义在于通过当地人刚进入法院时与法官的交谈,启动将地方性生活常识转化为法律知识的意识转换过程,以此避免在之后的诉讼程序中,双方各自用生活的想象去理解法律、认识诉讼。这一环节有利于提高诉讼结果对当事人的可接受性,使当事人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运用诉讼话语进行对话的可能。故在此类基层法院,从立案开始便需启动这种知识转化,[26]如是种种又对基层法官提出了“附加”要求。工作内容不断多样化而司法组织内部的人员编制却并未有所增添,法官的判断时间被消耗、注意力被大量移转。
  在以上“有限”的判断权力、空间和时间下,法官仍需承担“全部”的司法责任。长此以往,权责失衡下法官的结构性规划和策略并不是在司法场域中争取更大的职业“独立性”和“自主性”,而是在权力场域中如何逃避可能承担的责任和在权力层级中争取更高的地位,以此调节失衡的权责比重,获得更多可以援引的“权力资源”。
  2.作为社会人在社会场域中的人情世故。基层法院的运行深嵌在受社会公众日常惯习支配下的文化背景中,当我们以社会场域为核心语境分析法官,便意味着将法官的角色从法院组织结构内部延伸至其生活范畴。他(她)是一名法官,但同时也在扮演着生活中的多重社会角色,其中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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