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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大法律评论》
审判方式改革、司法公正与民事证据法
【副标题】 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教授【分类】 司法制度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2(第2辑)
【总期号】 总第2辑【页码】 5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3545    
  问:请问王利明教授,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已有规定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单独制定民事证据法?
  答:应当看到,较之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的证据制度而言,1991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制度的规定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首先,民事诉讼法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其次,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法院包揽证据调查与收集等方面的职责。再次,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据必须在法庭上经过质证后,才可以作为裁判的根据。
  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民事诉讼法选择的仍然是“法官依职权收集和调查证据为主、当事人举证为辅”的民事证据模式,这显然不能很好地适应程序公正和裁判公正的要求。尤其是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的法律在证据制度方面规定得十分简陋,导致在具体的民事案件中,一些基本的证据规则仍然缺乏。更何况民事诉讼法受原有的模式的影响,在证据制度方面的一些规定也不合理,无法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与保障司法公正的需要。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先后开展了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改革的措施也大多是用来解决民事证据制度与证据规则中产生的问题。某些改革措施虽然不是直接针对证据规则的,但与证据规则也有密切联系。然而,审判方式改革要继续深化,就必然遇到许多无法回避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民事证据制度不完善。加强民事证据立法、完善证据规则是直接影响到审判方式的改革能否继续顺利进行的重大问题。简单来说,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证据规则的不合理和不完善很难保障司法的独立、公正以及案件事实的发现。由于民事证据制度不完善,法官在证据的收集、调查及采纳方面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即使当事人提出再多的证据或理由,法官仍然可以依职权主动收集证据,而且他收集的证据可以不用质证就直接据以定案。法官在判决中也不必对证据的采用阐述任何理由。这样,法官享有了极大的职权,这一权力难免会被滥用。即便某些法官确实是不抱私心地收集、调查证据,当事人也很难相信这种依职权进行的证据调查、收集活动是公正的。因为当事人不知道这些证据是如何收集的,法官有没有从中做手脚。结果许多败诉的当事人,由于法官收集的证据和聘请的鉴定人所做的鉴定对其不利,便在终审之后一再申请再审,有的甚至终日上访上告,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与司法的权威。此外,实践中经常出现不同的审级、不同的合议庭,在同一案件中对事实的认定完全不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法官所采用的证据标准不同而造成的。
  第二,民事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可以对司法审判权进行有效制约,从而保证司法的公正。尽管从总体上说,绝大多数法官能正确地运用自由裁量权,但只要有少数素质极低的法官利用因证据制度的不完善而获得的自由裁量权来谋取私利,就足以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例如,个别法官帮助一方当事人聘请鉴定人而否定另一方当事人的主张,甚至造假证据、造假案,在事实认定方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些法官就是钻了证据制度不完善的空子。如果我国建立了完善的证据收集、运用的程序或规则,如严格规定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对确需法院调查的证据,应由主审法官以外的法官调查;质证和认证要符合相应的证据规则等等。那么,在法官不遵守这些规则时,当事人、律师可以根据证据法对法官的行为进行评价,上级法院或上诉审法院可以依据证据法对下级法院或一审法院实行监督,从而形成一整套对法官在证据的运用、采纳方面的有效制约体系,真正保证司法的公正,实现社会的正义,防止肆意裁判与枉法裁判。
  第三,民事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是统一司法、深化司法改革的关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市场统一性的需要,司法必须也应当力求实现统一,司法统一性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证据规则的统一性。目前,不仅各地的高级人民法院为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大都制定了自己的证据规则,而且一些中级人民法院甚至区县人民法院也制定了有关的证据规则,这些规则之间极不统一,有的甚至在同一省市内部各中级、基层人民法院的证据规则都不一致,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司法的统一性。而且,各地甚至各级法院分别制定不同的证据规则,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所以,统一民事证据法律制度,对于实现司法的统一也是必要的。此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全国各地已普遍开展,而各地都在探索试验,其做法也各有不同,这些做法不同程度上都涉及到了对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制度的突破。例如,举证时限和庭前交换证据涉及到对民事诉讼法第125条规定的突破;专家证人制度的引入必然涉及到对民事诉讼法第70条关于鉴定人规定的改变。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进行到现在,证据制度的完善已成为改革的瓶颈。只有完善证据制度,才有可能促进审判方式改革深入发展。
  第四,证据法的完善也是提高司法效益的重要措施。在司法领域,公正与效益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提高司法效益是全面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证据法的完善就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益。例如,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提出新证据,有些当事人将本应在一审中提出的证据故意留待二审甚至在审判监督程序中提出,造成案件被发回重审,从而使案件久拖不决,或者已审结的案件被推翻重审,这不仅造成了诉讼迟延,也是诉讼资源的重大浪费,对判决的既判力及司法的权威性更是致命伤。
  问:您是如何看待“以事实为根据”追求“客观真实”与“以证据为根据”追求“形式真实”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答:司法公正的标准是在正确认定事实的基础上准确地适用法律。这就要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人认为,社会主义证据的基本原则应当是“以事实为根据,实事求是”。这被认为是与封建证据制度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心证原则的根本区别。我想这涉及到一个如何正确理解“实事求是”的问题。实事求是无疑是民事诉讼法应当遵循的原则,民事诉讼的目的之一也在于发现真实。但必须看到,在民事诉讼中所要发现的“真实”并不完全是“绝对的真实”(也可以称为“客观真实”),而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真实”,这种真实我们称之为“形式真实”,或“法律上的真实”。因为在民事诉讼中,所谓“以事实为根据”,实际上就是指以“证据证明的事实”为依据。
  诉讼中的事实都是要靠证据来证明的。人类的文明史表明,迄今为止我们尚未找到比通过证据证明事实更有效的发现真实的方法。证据才是发现真实的方法,诉讼中的事实都要靠证据来证明,依据充足的证据确定的裁判才有可能是公正的裁判。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英国法学家边沁说:“证据是正义的基础。”正是因为诉讼中的事实都要靠证据来证明,因此,诉讼中认定的事实并不一定都是客观上存在的事实。诉讼中争议的事实都是过去发生的,法官并没有参与事件的过程或亲眼目睹事实的发生,时间的不可逆性使其不可能再目睹一遍事实的原貌。尤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不可能预知将来会发生诉讼,而将客观事实情况录制下来,这样,诉讼中的证据可能是支离破碎的,法官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凭借自己的分析力、判断力努力认识事情的真相。此外,在特定的案件中,法官还可能受到证据不完整性以及缺乏证明力或法官自身不具备足够的分析力、判断力以及生活经验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切都导致了法官基于一定的证据所认定的事实并非完全为事实的真相。即使法官意识到诉讼中认定的事实,与客观的事实不完全相符,为保护民事诉讼中的受害人的利益,只要其举证所证明的事实的真实性达到可以合理相信的程度,便应当对该证据证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问:您刚才说,以事实为根据也就是以证据为根据。然而,当事人在诉讼中,其证明的事实的真实性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法官才会以之作为定案的根据呢?
  答: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如上所述,既然通过证据证明的事实在许多情况下都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事实,那么,我认为,当事人举证证明的事实只要达到了能够使人“合理相信的程度”就应当得到支持,这就是我一直提倡的“合理相信原则”。如果要求当事人举证的事实必须达到与客观事实准确无误的程度,或者达到使法官不能提出任何怀疑的绝对可靠的程度,这不仅是当事人难以做到的,而且在稍有疑问的情况下便驳回原告的请求,也极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合理相信的原则首先涉及到当事人的证明标准,也就是说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举证究竟要证明到何种程度才应当被法官所认定。我认为应当采用“合理相信的原则”。在英美法系中,常常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举证区别开,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举证所证明的事实的真实性必须达到“超过了合理的怀疑的程度”(beyond reasonable doubt)才能够确定被告有罪,而在民事诉讼中,原告的举证所证明的事实只要达到了“表面可信”(prima facie case)的程度,该事实就可以认定。之所以民事诉讼应当采纳合理相信的原则,原因在于,过去发生的事实不可能在诉讼中像电影一样重新再现出来,民事诉讼涉及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当事人在诉讼中常常因受到利益的驱使,从而使其举证的方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相互对立的,任何一方所证明的事实都很难说绝对地真实可靠。既然民事诉讼追求的是一种相对的法律上的真实,只要当事人的主张、提出的请求或作出的抗辩达到了可以使人合理相信的程度,就应当被采纳。例如,在某一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原告仅证明被告排放污染水进入某鱼塘,同时证明其间鱼苗大量死亡,但不能证明污染水是鱼苗死亡的惟一原因。此时,如果能证明污水极有可能促使鱼苗死亡,在被告未能提出证据证明污水进入不会导致鱼苗死亡的情况下,就可认定污水是造成原告鱼苗死亡的原因。
  合理相信原则不仅仅包括原告的主张应当达到合理相信的程度才会被支持,也包括被告的抗辩只有达到合理相信的程度才足以否定原告的主张。
  “合理相信”指的是证据证明的事实能够使人合理相信,而不是指法官的推测、臆断被人合理相信。它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提供了最基本的准则与指导,合理相信不是指必须达到证据确凿的地步,但法官作为一个合理的人从证据证明的事实中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则是确定的,如果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能使人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就不能认定。例如原告掌握的证据仅仅是一个复印件,由于该复印件可能被篡改或修改,因此仅凭该证据无法使人达到合理相信的程度。合理相信是一个心证的过程,它要使法官达到内心合理的确信,但这种确信决非一种推测或盲目的臆断。例如原告在一个浴池内洗澡,声称其放在浴池柜子中的巨款丢失。原告的惟一证据就是其同去洗澡的同伴,证明其带去的东西确实丢失了。仅仅这一证据就能使法官达到合理相信的程度吗?显然是不行的。事隔2个月后,该浴池发生了类似的事件,经公安机关侦察,该浴池的某位服务员最可疑,然而该服务员逃走了。尽管对该服务员是否盗窃这笔财产还不能确定,但由于类似事件的发生且已有人逃走,因此,可以证明原告的东西确实是在该地丢失的,被告没有尽到保管义务是能够使人合理相信的。果然是京城土著
  合理相信只是一般的原则,也是当事人一般的证明责任所应当达到的标准。它应当有几点例外:第一,法律规定的除外。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法律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有特别规定,应当适用法律的规定,如合同法第68条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第二,依据案件的特殊情况,如果涉嫌欺诈等各种情况则有可能需要给当事人强加更重的举证负担。例如,张某曾经承包被告的一家公司两年,这期间借款200万元,承包期满后十多个债权人都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法院发现这些债权人都是张某的亲戚,这就涉嫌虚构债权的问题。所以仅凭欠条不能使人合理地相信债权的存在以及债权的内容,原告还需要举出其他的证据证明。
  问:就我国民事证据法中是否应当采纳优势证据法则的问题,学界颇有争论。有些学者认为,如果在证据法中明确了证明责任的分担(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就没有必要规定所谓的“优势证据法则”,对此您的看法如何?
  答:问题在于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是优势证据法则。所谓“优势证据”(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是指证明某一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据的分量与证明力比反对的证据更有说服力,或者比反对的证据的可靠性更高。这样在举证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的证据将获得支持。例如,甲将1万元存放在乙处,乙给甲开具一个收条,收条中记载乙收到了甲的1万元,半年后甲找乙要求偿还1万元,乙提出该款项是甲委托其购买货物的货款,本案便涉及到优势证据法则的问题。根据该法则,在民事诉讼中应当比较双方的证据的证明力或价值,从而确定哪一方的举证更为优越。
  优势证据法则的特点在于:第一,优势证据法则并不是要比较双方当事人举证的数量而主要是比较双方当事人证据的价值和证明力。第二,优势证据法则是建立在合理相信原则的基础上的。在比较双方证据的证明力的基础上,法官要支持哪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或主张,必须确立该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能否达到使人合理相信的程度,也就是说尽管一方的请求与另一方的抗辩相比较占优势,但如果支持其请求的证据的证明力没有达到能够使人合理相信的程度,也不应该得到支持。只要证据的说服力可以使法官和陪审员能够合理地相信该事实的存在,该证据克服了怀疑和疑问(overcome doubt or speculation),即可以对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予以认定。第三,优势证据法则主要适用于双方当事人举证的方向完全相反,对提出的证据各执一词的情况。在大陆法系很多国家将合理相信和优势证据法则看做是一个原则,我们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主要是因为合理相信主要适用于一般的情况,特别是适用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产生重大的对立的情况,但优势证据法则适用于当事人双方证据的内容完全对立的情况。
  我主张中国的民事证据法应当采纳优势证据法则,原因主要有:第一,民事诉讼主要是涉及到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提出证据,并反驳对方。双方这种攻击和防御就像一场比赛一样,法官居于中立的裁判地位。如果双方举出的证据都不充分,就只能是举出更为充分证据的一方胜诉或者使其某一方面的主张被采纳。第二,在民事诉讼中,证据的不完整性和各个证据之间的不一致现象是经常发生的,不可能要求当事人举证证明的事实与真实的事实完全没有差异,才能被认定。一方面,在诉讼中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被对方反驳而使事实真伪不明,或当事人没有能力举证,而法官又不能拒绝裁判;另一方面,法官不能因为在民事诉讼法中证据的不完整性和各个证据之间的不一致便驳回被告的请求,这样显然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当然,要采纳优势证据法则,也必须正确理解在诉讼中以事实为根据的含义。所以,优势证据实际上是指一方提出证据并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但达到了合理可信的程度,并可以认定。第三,案件事实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证据的不充分在许多案件中都是难免的。一味地追求客观真实,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在证据不确凿充分的情况下,一味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其结果必然是当事人不断调查、法院去查证。最终是否能收集到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很难确定的,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造成案件审理的延误。在双方当事人举证的证据都不充分的情况下,法官不可能让案件长期搁置,不作出裁判,而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判决提出证据充分的一方胜诉,不充分的一方承担败诉的后果。第四,优势证据法则也有利于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刺激当事人举出更多更有价值的证据。
  问: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鉴定存在很多的问题以及弊端,您能否就此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答:鉴定是我国民事诉讼与仲裁中运用得十分广泛的一种方式,它的确存在很多的问题。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鉴定人是有专门知识的法定的或由法院指定的机构或个人,而鉴定结论通常是法院就专门问题交给鉴定部门鉴定得到的书面结论。有人认为,鉴定人只能由法院聘请或指派,而不能由当事人聘请并提交鉴定意见。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实践中的这种做法也应当改变。因为鉴定意见本身只是证据的一种形式,提出鉴定意见属于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范围,并非法院的职权活动内容。既然法律规定当事人提出主张时负有举证责任,当然应该允许当事人聘请鉴定人并提出鉴定意见。除非当事人因自身能力所限无法聘请,请求法院代为聘请,否则法院不能依职权聘请或指定鉴定人。
  剥夺当事人聘请鉴定人的权利在实践中会造成许多危害后果。主要有:第一,无法使法官保持独立与中立,在实践中,许多案件甚至一些重要的案件(如邱满囤案等)之所以一审、二审的判决结果截然相反,就是因为不同的法院聘请的鉴定人不同,作出的鉴定结论也完全不同。由于某一鉴定结论常常决定着案件的基本事实,因此结论的差异从根本上改变了案件的事实与判决。在当前我国鉴定部门众多、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完全由法院指定鉴定人,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法院介入了对立的双方当事人的纠纷之中。显然法院并不比当事人具有更多的判断鉴定人优劣的能力与素质,完全由法院选择双方当事人都满意的鉴定人很困难,甚至根本做不到。尤其当案件当事人分处两地时,法院对外地的鉴定人根本一无所知,如果完全聘请本地的鉴定人,则外地当事人又不会相信这种聘请或指定是公正的。即使法院具有这种判断能力,在鉴定结论与一方的认识差距巨大的情况下,该当事人也是很难相信法院聘请的鉴定人是合适的。由此,当事人对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必然会产生怀疑甚至不满。即使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是公正客观的,但只要对一方不利,那么不利的一方必然会认为法院在帮助对方聘请鉴定人。第二,完全由法院聘请鉴定人也容易产生司法腐败。因为,在鉴定结论对案件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鉴定人的选择权极为重要。由法院保有此种权利,则法官想偏袒一方,甚至希望枉法裁判就变得很容易。实践中出现的个别法官造假案、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确与法官享有对鉴定人的聘请权有关。最后一个危害后果是,如果当事人本身没有要求鉴定,法院主动进行鉴定也是对民事诉讼处分权原则的根本违背,而且在法院有倾向性地聘请鉴定人的情况下,高额的鉴定费用还要由败诉的当事人承担,这无论如何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事实上,正是看到了上述弊端,我国一些法院已着手对此进行改革,这些措施归纳起来主要有:(1)将鉴定人聘请为法院的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判,在合议庭中直接体现专家证人的意见。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法院不直接出面聘请鉴定人,而是将鉴定人的意见直接转换为合议庭的意见,从而不会产生当事人对法院直接聘请鉴定人的怀疑和不满。同时,由于鉴定人意见直接体现在判决书上,当事人即便不满也可以通过上诉程序来表达。但这种方式依然没有减少法官决定鉴定意见的权利,因为陪审员归根结底还要由法官选择和聘请。(2)在案件需要鉴定的情况下,法院首先要求当事人就鉴定人的聘请达成合意,否则由法院聘请鉴定人。这种方式较之于以前的做法更为尊重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但由于在民事诉讼中双方是处于对立状态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事人是很难达成合意的,结果仍是由法院作出决定。(3)完全由当事人自愿聘请鉴定人,法院只是对当事人分别提出的鉴定意见结合其他的证据加以审查,最后决定采纳哪一方提供的鉴定结论。从实践来看,这种做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应当看到,第三种做法是较为合理的,但这一做法在法律规定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即当一方对另一方的鉴定结论提出异议或双方的鉴定结论互相冲突时,法院如果希望进一步了解鉴定的情况和内容,必然要求鉴定人出庭进行质证,可是我国民事诉讼法既未规定鉴定人必须出庭的情形,也未对鉴定人出庭时的身份及相应的权利义务作出规定,因此,在实践中操作起来十分困难。甚至有的当事人明确指出鉴定人出庭是非法的。由于遇到这一困难,某些法院也就没有要求鉴定人出庭,但这又会遇到新的问题,因为当事人聘请鉴定人并提出鉴定意见只是向法院提供了一种证据资料,最终还要由法院来审查判断。既然只是一种证据资料,鉴定人当然要出庭并在法庭上质证。
  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合意来确定鉴定人,经过双方合意聘请的鉴定人所作出的任何鉴定意见,毫无疑问应当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如果当事人不能够达成合意,那么,就可以考虑由法院确定若干个鉴定能力相同的鉴定单位,由当事人在这些单位中进行选择,如果此种办法仍不能为当事人所接受,则只能由当事人自己去聘请鉴定人。事实上,既然民事诉讼涉及的是双方当事人的权益,那么,鉴定人也应当由当事人自己去聘请。在这方面我想可以借鉴英美法中关于“专家证人”的经验。所谓专家证人,是指基于特有的实践经验或专门知识对案件事实提出判断性意见的人。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规定:“如果科学技术或其他专业知识将有助于事实审判者理解证据或确定争议事实,凭其知识、技能、经验、训练教育够格为专家的证人可以用意见或者其他方式作证。”我认为,在我国,可以将鉴定人转为专家证人,专家证人作证必须要当庭质证。
  问: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法院调查证据是持批评的态度,您认为当事人举证与法院调查证据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答:审判方式改革的目标是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弱化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改变由法官包揽调查取证的方式。在民事诉讼中,完全由法官调查取证,是不可能做到裁判公正的。原因在于:第一,这一做法很难保证法官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独立、中立和清廉。法官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必然要与当事人一方进行单独接触,于是很难避免法官接受当事人的吃请。加之个别法官缺乏应有的职业道德和素质,难免在与当事人的接触中发生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现象。要从根源上治理司法腐败,必须废除由法官包揽调查取证的制度。一切证据都必须在庭审中公开提出,并实行公开的质证、认证,这才是防止司法腐败、发现案件事实最有效的办法。第二,由于我国法院普遍存在着办案经费紧张、财力不足的问题,由法官包揽调查取证从人民法院的现有资源上来看也是无法保障的。“三同”现象(同吃、同住、同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这种状况完全损坏了法官的独立和公正形象。不难想像,法官靠一方当事人的资助,所收集调查的证据会是什么样的证据!造成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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