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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从单维到多维∶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标本兼治
【作者】 王纪起【作者单位】 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
【分类】 犯罪学【中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治理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2
【页码】 14
【摘要】

真理具有多方面指向,事物具有不同性质,未成年人网络犯罪也是如此,其也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因此,必须采取多维视角的方法予以解决。可以说,单纯地用法律、技术或者伦理的方法治理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都会起到一定的功效,但其效果也只能是片面的。只有综合采取法律、技术或者伦理等多种治理方法,整合国家、社会、家庭等方方面面的力量,才能做到标本兼治,从而达到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最佳治理效果。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1281    
  未成年人是网络技术的受益者之一,他们能够利用网络新技术的发展,获得前人很难具备的了解或者掌握外界信息的能力。同时,未成年人也是网络犯罪“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之一。未成年人因生理、心理发展状态或者程度有限,很难避免网络技术中的消极因素对其的腐蚀或影响,从而成为网络负面因素的受害者或者加害人。由于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属于易于变化或者改造之人群,兼之现代国家保护未成年人最大权益之精义,同时囿于未成年人涉及网络犯罪的复杂性,如果单纯地用法律、技术或者伦理等单一手段治理恐力有不及。因此,应当采用多维视角的观点,从法律、技术或者伦理等多个方面着手,形成针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治理的合力。
  一、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多维视角治理及其依据
  作为一种经验或者规律的总结,对于法律制度或者作为其适用的对象,不能是单一元素或者孤立环境下的结果,各种原因都会导致其发生变化。因此,这也决定着采取多维视角进行研究的价值所在。对于多维视角的方法论而言,由于其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以及本身的合理性、科学性等特征,尽管有理想主义的倾向,具有野心过大的嫌疑,然而,其却避免了采取单一视角进行研究而容易陷于狭隘的弊端。采取一种多维、全面的方式研究法学问题以及法律事物,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来审视研究对象,能够通过普遍联系的方法来看待研究对象,因此,在特定的方法论上是有其存在价值的。这是因为,法律现象都是具有多样性的,其也会涉及多种关系,所以,用单一方法研究容易产生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之缺憾。因此,结合到网络犯罪本身的特点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情境,应当采取多维视角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研究和治理,其中具体的依据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基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未成年人易于受到网络亚文化的影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而言,亚文化(subculture)是导致其犯罪的重要原因。亚文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成为西方犯罪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我国有犯罪学学者认为:“亚文化(subculture,又译为‘次文化’、‘副文化’)是一种既包含主流文化又具有自己独特内容的文化。”[1]人的成长是一个逐步社会化的过程,少年时期正是个体化向社会化的转变时期。引发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原因纷繁复杂,但犯罪亚文化在这些原因中起着中介作用,是引发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直接原因。犯罪亚文化诱发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是通过污染未成年人外在成长环境进而扭曲未成年人内在人生价值理念来实现的。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受人类生理、心理发展规律制约。生理、心理的发展遵循人类自然发展规律,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一定的特征。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使其体能和精力充沛、喜欢刺激、冒险并乐于尝试和模仿新事物。然而,知识、经验的匮乏导致未成年人缺乏正确的判断力和自控力,并使未成年人更容易对犯罪亚文化产生认同感,同时也会对被模仿对象缺乏甄别,容易受到犯罪亚文化的影响而走上犯罪道路。[2]犯罪人员低龄化已成为网络犯罪的突出特点。青少年对于网络的了解不断加深,它的负面影响在伴随着网络成长的青少年身上也明显地体现出来,有的青少年“网络成瘾”,过分沉溺于网络而对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有的青少年甚至利用自己高超的黑客技术频繁作案,把网络当作他们施展绝技的天地,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在国内外已发现的计算机犯罪案件中,罪犯年龄在18~40岁之间的占80%左右,平均年龄只有23岁,由于犯罪行为人年龄过小而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案件时有发生。[3]在网络亚文化对未成年人的犯罪理念和行动促成方面,其先是通过低级、色情、恶俗、暴力等方面的潜隐性影响,使得未成年人从内心放弃正常社会道德规范。而未成年人本身就处于正常社会伦理规范尚未成熟之时,也更容易接受网络亚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而在外部行为方面,未成年人在接受网络犯罪的亚文化影响后,就可能将这种影响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从而完成网络亚文化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最终促成。这其实也就是未成年人对网络亚文化规则的认同到模仿的过程,也就是从认同规则转化为模仿规则。当然,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绝对不是一方面因素促成的,这是包括网络亚文化在内的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其中不仅有文化的因素,也有社会、家庭及未成年人特定的身心发展阶段的因素。因此,针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无论是法律、技术、伦理、社会、家庭等任何单一路径对此类犯罪进行治理都是片面的,这种单一的治理方式也不可能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产生真正的效果,这也决定了采取多维视角的方法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进行治理的必要性。
  其二,基于网络犯罪本身的复杂性,必须采取多维视角的方法对之进行治理。网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开放性。“开放性使得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借助计算机获得相关信息,也可以在网络上发布任何信息,同时意味着社会无法完全控制网络;当然,就目前的技术手段而言,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过滤并控制信息的传递,而网络的隐蔽性却使我们在控制信息源过程中遇到了种种障碍;信息源是匿名的网络行为者的隐蔽行为,我们无法阻止网络行为人有目的的在网络上发布各种诱导犯罪的信息;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可以通过社会控制手段对社会行动者的客观的、外在的行为加以控制和规范,对越轨者进行制裁。但在网络这个虚拟社会中,我们无法确定网络行为人的真实身份,因而无法对其危害社会的行为进行惩治”。[4]这意味着,在预防或者治理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过程中,基于未成年人是在一种模拟的空间内受到了犯罪亚文化的影响或者习得了犯罪技巧,所以,单纯的技术性过滤手段等技术性方式对于预防或者治理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就会遇到很多困难。这就需要社会、家庭的多方面介入,以及法律与伦理等多重控制机制的集体作用,才能更好地实现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全面、综合的标本兼治的目的。可以说,在未成年人可能涉及的网络犯罪中,其中包括网络色情犯罪、网络模仿暴力型犯罪、网络教唆犯罪、网络盗窃犯罪、网络诈骗犯罪、网络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以及制造和传播网络病毒等网络破坏方面的犯罪,无论哪种犯罪都离不开多维视角的犯罪治理方式。
  二、法律治理
  可以说,在所有针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对策或者治理方式中,法律治理方式无疑是最为典型和规范的,也是最为严厉的。法律治理的手段主要是刑法,也即对于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并应当对之采取刑事惩罚方式的未成年人网络犯罪,作为国家保卫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刑事法律的出席就成为当仁不让的行为。可以说,在所有的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治理机制中,虽然不是万能良药,但法律治理仍然是最为有效、最有威慑力的治理方式之一。
  与治理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其他方式相比。法律治理方式的优势主要包括:法律治理具有国家权力的支撑,具有制度优势,也更易于形成集中的有效治理力量;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法律治理属于一种国家行为,有专门的警察、检察官以及法官等国家公务员从事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侦查、起诉及审判工作,这使得对这种网络犯罪的治理具有了专业机构及人员的支持;法律治理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优势在于治理方式的规范性,因此法律治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及效率性;法律一般属于公众意志的反映,通过法律治理未成年人网络犯罪能够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也更容易使得国家、社会、家庭各个方面形成打击此类犯罪的合力。因此,在现代法治进步国家中,对于未成年人网络犯罪也主要是以国家或者法律为主导进行的,这属于现代国家的通例。
  然而,通过法律方式解决网络犯罪或者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问题还具有一定的难度。法律程序或者司法运作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对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及其遏制程度。迄今为止,网络犯罪有增无减,但囿于立法滞后、取证困难、破案率低下等原因,致使打击此类犯罪的法律效果最初并不明显。直至1999年9月7日,英国法院才有关于网络色情案的判决,这成为全球网上刑事犯罪首次判例。“反对Internet色情的斗争获得巨大进展,伦敦Southwark Crown案的一项判决成为全球首例。”[5]当然,随着现代国家对此类犯罪的逐渐重视,不论在立法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司法操作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美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网络立法,其网络法律体系由多个单行网络法案构成,包括《网络免税法案》、《网络公平法案》、《电子隐私权法案》、《儿童网上隐私保护法案》、《电子信箱保护法案》、《电子信箱使用者保护法案》、《数字签名和电子印鉴法及互联网上禁赌法案》等。[6]
  相较而言,我国关于网络的立法比较匮乏,更谈不上网络立法体系的健全问题,而这种立法方面的“空白”会直接导致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治理的法律“底气”不足。应当说,在我国,虽然通过立法实现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治理及控制取得很大的进展,然而,仍然存在着不足。譬如,在刑法的规定方面尚存在着“盲区”,如侵入计算机网络对计算机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等操作构成犯罪,但假如侵入了网络并偷看、复制了资料,或未经权利人同意对其进行了网络跟踪、调查,虽也可能获得巨大利益而给权利人造成危害,却没有相应的处罚规定。再如,根据现行《刑法》,对于年龄在16周岁以下的计算机“神童”实施的犯罪,因其不符合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尚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因此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能否针对网络犯罪主体呈低龄化的趋势,适当降低此类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又如《刑法》第285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条规定侵入特定计算信息系统的行为为非法,但其规定面比较狭窄,缺乏对商业网站、商务信息、个人秘密的保护,这显然不适应电子商务飞速发展对安全性的要求。[7]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网络犯罪而言,我国刑事立法更是滞后,并没有制定或者确立一套直接针对此类犯罪的专门法律体系。譬如,“网络游戏的立法在我国尚属空白,正是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法规对网络游戏的限制,导致对某些有明显社会危害的网络游戏,除了社会舆论的谴责外,无其他有力制裁措施。”[8]因此,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关于未成年犯罪人保护的立法模式尚属于附属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与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法治建设已经取得重大进步的状况明显不相适应,也与我国少年司法实践发展的需求严重不相适应。”[9]有鉴于此,我国应借鉴德国、[10]美国、[11]加拿大[12]等国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立法经验,积极推进刑事立法进程,制定专门预防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法律。从预防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全局出发,规范网站、网吧、学校及工商部门在预防未成年人网络犯罪中的职责和责任,从未成年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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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屈学武:《因特网上的犯罪及其遏制》,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2}赵运锋、周静:《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原因探析与治理对策》,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4年第4期。

{3}卫磊:《论网络犯罪及其法律对策与非法律对策》,载《科技与法律》2002年第3期。

{4}张鸿巍:《少年司法通论》(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青少年犯罪问题》编辑部:《未成年人犯罪立法亟待加强》,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1年第4期。

{6}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7}张彦、马立:《论网络犯罪的教育对策》,载《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3期。

{8}肖士英:《道德冷漠感与制度性道德关怀》,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

{9}杨正鸣、宋远升:《论侦查行为的伦理效益》,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10}魏宏歆:《计算机网络与未成年人犯罪》,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11}陈伟:《网络游戏与青少年犯罪的互动归因及其化解——兼评网络游戏的原罪问题》,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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