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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秦代简牍文献刑事证据规则考论
【作者】 张琼军【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秦代;简牍文献;刑事证据;证据规则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2
【页码】 122
【摘要】

在中国古代刑事证据制度的演变过程中,秦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对秦代简牍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刑事证据规则在秦代已经得以初步确立。秦代在证据理论问题上继承了西周已降各个历史时期的相关内容。与此同时,根据缘法而治的时代要求,又有所发展,较以往更多地体现了法家主张的证据理论精神。根据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秦代奉行综合性的刑事证据规则,包含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属性。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1333    
  
  自从法律制度形成之后,诉讼审判制度也随之产生,相对应的证据制度也即产生并伴随其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中国古代刑事证据制度是整个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夏商时期形成了粗陋的刑事诉讼程序,但尚无明确的证据形式。西周时期确立了以“五听”为核心的取证制度,通过分析当事人的言行来认定其口供的真实与否。在中国古代刑事证据制度的演变过程中,秦代刑事证据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以法家法制思想为指导,秦代的刑事证据规则已初具轮廓,为后世刑事证据规则的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基础。通过对《法律答问》、《封诊式》、《奏谳书》及《岳麓书院藏秦简》(三)等秦代简牍文献的考析,使人感受到秦代刑事证据规则的真实与客观存在。其严谨的诉讼程序架构、理性的证据规则设置令后人感到惊叹。秦汉刑事证据制度作为中国本土优秀法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历史传承性是显而易见的。诚如学者所言,“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与实际”。[1]对秦代刑事证据规则进行系统梳理、考查,不仅可以了解其在当时具有的实际意义,而且对现今也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其重视但不轻信口供,注重将物证、勘验取得的证据及第三者旁证与口供进行印证,以此来验明案情的做法,尤其值得当今司法实践反思。
  一、“据证治狱”——客观性的证据规则
  秦代继承以往的证据规则,同时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自身的刑事证据制度。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的先人已经开始探索据实断案的理性规则,尽管比较简陋与粗浅,但却具有相当大的历史价值。《尚书?大禹谟》中记载了皋陶对舜说的一段话,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警醒作用:“帝德罔衍,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罚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2]意为帝王的德行勿缺,不以烦苛的方式治理臣民,用宽缓的手段统治民众;刑罚不施于后裔,而奖赏惠及世代;不要因为过错大该宽恕而不予宽恕,也不要因过错小该处罚而不处罚;当定罪有疑时务必从轻处置,当赏功有疑时务必厚赏;定罪有疑问时,宁可偏袒不依常法,也不能错杀无辜。这一客观、理性的刑罚处置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在继承先秦时期客观性证据原则的同时,秦代在法家“缘法而治”的思想指导下,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原则,这在秦代简牍文献中多有体现,主要表现在如下若干方面。
  (一)立案环节的证据运用制度
  在秦代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只有在犯罪证据较为充分的前提下,才可以对被告人执行逮捕系狱的强制措施。在《封诊式.盗自告》爰书中,因盗窃共犯甲自首,自告曰:“以五月晦与同里士五丙某里士五丁千钱,毋它坐,来自告,告丙。”(简15-16)[3]即甲为揭露盗窃共犯丙的罪行提供了物证与人证,于是司法官吏作出“令令史某往执丙”的决定。可见,只有掌握了一定的证据,司法机关才会缉捕犯罪嫌疑人。据秦简记载,在秦的司法机关中设有宪盗、求盗、亭校长等一类的侦捕犯罪的专职官吏。他们只能在握有相应证据的前提下,才能捕送现行的犯罪分子。《封诊式?盗马》爰书中记载:“某里曰甲缚诣男子丙,及马一匹,骓牝右剽;绳覆衣,帛裹莽缘领袖,及履,告曰:丙盗此马、衣,今日见亭旁,而捕来诣。”(简21-22)即求盗甲在捕送盗窃马匹的犯罪分子的同时,送上了为该犯罪分子所盗窃的马匹、衣服、鞋子等赃物,作为犯罪的证据。
  秦简中还记载有奖励百姓捕送罪犯的法律规定,而且有高额奖赏,但必须同时交出足以证明被捕送者有罪的证据。如《封诊式?群盗》爰书中记载:“某亭校长甲、求盗才某里曰乙、丙缚诣男子丁,斩首一,具弩二、矢廿……”(简25)即亭校长甲和求盗乙、丙捕送武装犯罪集团分子丁时,除了全套弩具两具、箭二十支外,还有一颗被箭射杀的武装犯罪团伙成员的首级,这些均作为捕送丁的证据。
  由上可见,在秦代的诉讼过程中,无论是官府、司法官吏或百姓,只有在掌握相应罪证的情形下,才可以缉捕或扭送犯罪嫌疑人,这是刑事证据的客观性特征在拘捕环节的体现。
  (二)案件侦查中的证据运用制度
  经过对秦代简牍文献的考析可以发现,司法官吏已经认识到物证、勘验结论及函调爰书等客观性证据在审断案件中的核心作用,并将之广泛用于诉讼与司法审判活动当中,成为断罪量刑的重要依据。
  1.注重采集物证。秦简《封诊式》中涉及物证的式例很多,如盗案要赃物、群盗要武器、私铸钱币要验钱范、凶杀现场要验凶器等。式例如下:
  《盗铸钱》爰书载:
  某里士伍甲、乙缚诣男子丙、丁及新钱百一十钱、鎔二合,告曰:丙铸此钱,丁佐铸。甲、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钱、鎔,来诣之。(简19-20)
  即将犯罪嫌疑人丙、丁,连同“新钱百一十钱”与“镕”一并送至官府。
  《群盗》爰书载:
  某亭校长甲、求盗才某里曰乙、丙缚诣男子丁,斩首一,具弩二、矢廿……此弩矢丁及首人弩矢殴。(简26~27)
  意为某亭校长甲、求盗者某里人乙、丙在缚诣丁的同时,送上“具弩二、矢廿。”
  以上两则式例中的新钱、钱镕、具弩、矢等均是犯罪过程中使用的工具,成为量刑断罪的物证。
  《盗马》爰书载:
  市南街亭求盗才某里曰甲缚诣男子丙,……告曰:丙盗此马、衣,今日见亭旁,而捕来诣。(简22)
  即押解犯罪嫌疑人,并呈上其所盗马匹和衣物。
  《出子》爰书载:
  某里士伍妻甲告曰:甲怀子六月矣,自昼与同里大女子丙斗,曱与丙相捽,丙偾屏庰甲。里人公士丁救,别丙、甲。甲到室即病腹痛,自宵子变出。今甲裹把子来诣自告,告丙。(简84-85)
  即某里士伍妻甲在告发同里大女子丙将其殴至小产的同时,送到的成血块状的小产儿。
  在这两则案例中,马匹、衣服和小产胎儿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客体物。再如,《贼死》爰书中,死者头部、背部的伤痕,身上、地下留的血迹;《穴盗》爰书中,犯罪人在墙上凿开的洞穴,洞穴旁的新土,洞穴上留下的凿痕,新土上留下的手、鞋、膝等印痕。这些犯罪时留下的痕迹,均被作为物证采纳。
  同时,秦简《法律答问》还大量记载了以“赃”[4]的形式存在的物证。其中直接使用作为认定盗罪的“赃”证有十三次之多。此处的“赃”是折算成“钱”的价值来认定的。兹举例如下:
  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趾,又黥以为城旦。(简2)
  即五人共同行盗,赃物一钱以上,先断去左足,再施以黥刑,并罚做城旦。果然是京城土著
  或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钱,何论?赀徭三旬。(简7)
  即有人盗采别人的桑叶,赃值不到一钱,如何处罚?罚服徭役三十天。
  甲盗,赃值千钱,乙知其盗,受分赃不盈一钱,问乙何论?同论。(简9)
  即甲盗窃,赃值一千钱,乙知道甲盗窃,分赃不满一钱,问乙应如何论处?与甲同样论处。
  甲乙雅不相知,甲往盗丙,才到,乙亦往盗丙,与曱言,即各盗,其赃值各四百,已去而偕得。其前谋,当并赃以论;不谋,各坐赃。(简12)
  即甲乙素不相识,甲去丙处盗窃,刚到,乙也去丙处盗窃,两人交谈,然后各自行窃,其赃物各值四百钱,在离开丙处后被同时拿获。如有预谋,应将两人赃数合并一起论处,无预谋,各依所盗赃数论罪。
  《法律答问》中还存在不直接以“赃”的形式出现,而是以赃物如钱、羊、牛、具(供物)等直接认定盗罪成立的。兹举例如下:
  夫盗千钱,妻所匿三百,何以论妻?妻知,夫盗而匿之,当以三百论为盗;不知,为收。(简14)
  即丈夫盗窃一千钱,在其妻处藏匿了三百钱,妻应如何论处?妻若知道丈夫盗窃而藏匿,应按盗钱三百论处;不知道,作为收藏。
  士伍甲盗一羊,羊颈有索,索值一钱,何论?甲意所盗羊也,而索系羊,甲即牵羊去,议不为过羊。(简29)
  即士五甲盗窃一只羊,羊脖子上系有绳,绳值一钱,问应如何论处?甲所要偷的是羊,绳是用以拴羊的,甲就把羊牵走了,不应以超过盗羊议罪。
  人臣甲谋遣人妾乙盗主牛,卖,把钱偕邦亡,出傲,得,论各何也?当城旦黥之,各畀主。(简5)即男奴甲谋划让婢女乙偷主人的牛,把牛卖掉,带着卖牛的钱一同逃越国境,出边塞时被拿获,各应如何论处?应当按罚做城旦的样子施以黯刑,然后分别交还主人。
  公祠未阕,盗其具,当赀以下耐为隶臣。(简26)
  即公室祭祀尚未完毕,将供品盗去,即使是应处赀罚以下的刑,均应耐为隶臣。
  此外,《奏谳书》的最后一则案例——“得危难狱”,对案件侦破起到关键作用的“笄刀”、“荆券”、“白革鞞”等也都是物证。可见,在客观性刑事证据原则的引导下,秦代的司法官吏已经形成了重视物证的意识,在司法实践中注重广泛使用和收集物证,用以查明和断决案件。
  2.重视勘验鉴定。勘验鉴定是鉴定人对案件中需要解决的专门性问题经过鉴别与分析判断后作出的结论。其结论不同于证人证言,因为鉴定人不是直接或间接感知案件情况,其仅表述判断意见而并非陈述事实情况;其结论也不同于物证,物证是存在于案件本身的证据,而勘验鉴定结论是通过对案件查验后得到的客观记载,是一种独立的客观证据。秦代的勘验鉴定技术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官方将勘验鉴定作为取证的重要手段。在简牍文献中对此多有记载。如《法律答问》记载:“或自杀,其室人弗言吏,即葬貍(薶)之,问死者有妻、子当收,弗言而葬,当赀一甲。”(简77)即有人自杀,其家属没有向官吏报告就把死者埋葬了,经询问知道死者有妻、子,本应收尸,只是未经报告即行埋葬,应罚一甲。
  《封诊式》中还有几则典型性的关于勘验鉴定的式例:
  其一,对麻风病患者的鉴定。《疠》爰书记载,某里的里典甲怀疑该里士伍丙是麻疯病,将其送到官府,官吏讯问丙。辞曰:“以三岁时病疮,眉突,不可知其何病,无它坐。”令医丁诊之,丁言曰:“丙无眉,艮本绝,鼻腔坏。刺其鼻不嚏。肘膝□口□到□两足下踦,溃一所。其手毋胈。令号,其音气败。疠殹。”(简52-54)该鉴定的意思为,丙没有眉毛,鼻梁断绝,鼻腔已坏,探刺到他的鼻孔,不打喷嚏,两脚不能正常行走,有溃烂一处,手上没有汗毛,叫他呼喊,其声嘶哑。根据以上特征,鉴定人丁得出结论:是麻风病。
  其二,对妇女小产及小产婴儿的鉴定。《出子》爰书记载,某里士伍甲已怀孕六个月,因与同里大女子丙殴斗而小产。甲带小产胎儿到官府对丙提出控告。官吏听取甲的控告后,当即命令史某前往捉拿丙。并随即检验婴儿性别、头发的生长和胎衣的情况,又命曾多次生育的隶妾对甲阴部的血迹和创伤情况进行检验。原文为:“令令史某、隶臣某诊甲所诣子,已前以布巾裹,如杯血状,大如手,不可知子。即置盛水中摇之,杯血子殹。其头、身、臂、手指、股以下到足、足指类人,而不可知目、耳、鼻、男女。出水中又杯血状。其一式曰:令隶妾数字者某某诊甲,皆言甲前旁有乾血,今尚血出而少,非朔事殹。某尝怀子而变,其前及血出如甲□。”(简87-90)
  该种检验方法是很独到和见效的。甲带来的小产儿像一团血,怎么分辨它是不是小产儿呢?有经验的令史和隶臣将其放入水中摇荡,血块便出现胎儿的形状,其头、身、臂、手指、大腿以下到脚、脚趾都已像人,但分不清眼睛、耳朵、鼻子和性别。从水中取出后又凝一团血块。此外,又命曾多次生过孩子的隶臣某某对甲进行检验,都说甲阴部旁边有干血,现在仍小量出血,并非月经。他们还说,某人曾怀孕流产,其阴部及出血情况与甲相同。通过鉴定,能够得出两项明确的鉴定结论,即甲曾小产,带来的是小产胎儿。
  其三,关于尸体及死亡现场的勘验。《贼死》爰书记载的是一起暴力致死的案件,令史某前往检验,并制作爰书:“男子死(尸)在某室南首,正偃。某头左角刃痏一所,北(背)二所,皆从(纵)头北(背),袤各四寸,相耎,广各一寸,皆中类斧,脑角出皆血出,被(被)污头北(背)及地,皆不可为广袤;它完。衣布禅裙、襦各一。其襦背直痏者,以刃夬(决)二所,应痏。襦北(背)及中衽□污血。男子西有秦綦履一两,去男子其一奇六步,一十步;以履履男子,利焉。地坚,不可智(知)贼迹。男子丁壮,析(晳)色,长七尺一寸,发长二尺;其腹有久故瘢二所。男子死(尸)所到某亭百步,到某里士伍丙田舍二百步。”(简56-61)该则勘验爰书细致记录了尸体的形状、伤口的情形、死者衣着及周边的具体情况。这是案件侦破的原始资料,当然也是最重要的线索。
  《封诊式》中还记载了一则《经死》案件,令史对尸体及死亡现场也同样作了细致的勘验:“丙死(尸)县其室东内中北癖权,南乡(向),以枲索大如大指,旋通系颈,旋终在项。索上终权,再周结索,余末袤二尺。头上去权二尺,足不傅地二寸,头北(背)傅癖,舌出齐唇吻,下遗矢弱(溺),污两却(脚)。解索,其口鼻气出渭(喟)然。索椒郁,不周项二寸。它度毋(无)兵刃木索迹。权大一围,袤三尺,西去堪二尺,堪上可道终索。地坚,不可智(知)人迹。索袤丈。衣络禅襦、裙各一,践□。”(简64-68)表明令史对吊死尸体的形状、室内的情形作了细致、全面的勘察记录。
  《经死》还对勘验吊死尸体的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诊必先谨审视其迹,当独抵死(尸)所,即视索终,终所党有通迹,乃视舌出不出,头足去终所及地各几可(何),遗矢弱(溺)不殹(也)?乃解索,视口鼻渭(喟)然不殹(也)?及视索迹郁之状。道索终所试脱头;能脱,乃□其衣,尽视其身、头发中及篡。舌不出,口鼻不渭(喟)然,索迹不郁,索终急不能脱,□死难审殹(也)。节(即)死久,口鼻或不能渭(喟)然者。”(简68-72)即检验时必须首先仔细观察痕迹,应独自到达尸体所在地点,观察束绳地方,束绳处有无绳套的痕迹。然后看舌是否吐出,头脚离束绳处及地面各有多远,有没有屎尿流出?然后解下绳索,看口鼻内有无叹气的神态,并看绳索痕迹瘀血的情况,试验尸体的头能否从束在头上的绳中脱出,如能脱出,便剥下衣服,彻底验看全身,头发内以及会阴部,舌不吐出,口鼻有没有叹气的样子,绳的痕迹不淤血,绳索紧系颈上不能把头脱出,就不能确定是自缢,如果死去已久,口鼻也有不能像叹气的样子的。
  此外,《争牛》爰书中,甲乙两人争一头牛,都认为是自己的,争执不下而牵牛到官府确认权利归属。官吏让令史通过检查牛的牙齿来鉴定牛的年岁,以此核对甲乙两人所报牛的年岁,以确定牛的主人。“令令史某齿牛,牛六岁矣”。(简24)即令史经过观察牛的牙齿,认定牛为6岁。这种鉴定方法很有效果,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民间。
  通过以上式例可以了解到,秦代在审断案件的过程中十分注重通过勘验鉴定来验明案件事实,将其作为重要的证据来源。秦代进行鉴定的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指定的人员,另一类是专门人员。一般情况下,他们具有相关方面的实践经验,检验过程细致、全面,作出的鉴定结论亦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是查明案件、作出判决的决定性依据。
  3.司法函调爰书。为了查清案件事实,审判机关指示犯罪嫌疑人原籍所在的县、乡负责人对犯罪嫌疑人的姓名、身份、经历进行核实,或者为了执行判决而指示查封嫌犯资产的文书,称为司法函调爰书。其在秦代也是定罪科刑的重要依据,《封诊式》中记载的式例可以对此加以印证。其中《有鞫》与《覆》是县的上级机构要县负责人派员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然后写出证明材料上报。兹举例如下:
  《有鞫》载:
  敢告某县主:男子某有鞫,辞曰:“士伍,居某里。”可定名事里,所坐论云何,何罪救,或覆问无有,几籍亡,亡及逋事各几何日,遣识者当腾,腾皆为报。(简6-7)
  即原籍在甲县而在乙县犯罪的“男子某”被审讯,为了核实他的供辞和查明他的具体情况,乙县审理机关向甲县发送此函调文件。所以,函件的内容,一开头即点明受函单位——“敢告某县主”;接着说明男子某被审讯——“有鞫”,供称:他是士伍,住在某里。请核实其姓名、身份、籍贯、曾犯有何罪,判过什么刑罚或经赦免,还有无其他犯罪行为,要派了解情况的人依法查封看守其家财,据实登记,将所录全部回报。
  类似于此,《覆》载:
  敢告某县主:男子某辞曰:“士伍,居某县某里,去亡。”可定名事里,所坐论云何,何罪救,或覆问无有,几籍亡,亡及逋事各几何日,遣识者当腾,腾皆为报。(简13-14)
  即谨告某县负责人,男子某供称,他是士伍,住在某县某里,逃亡。请确定其姓名、身份、籍贯、曾犯有何罪,判过什么刑罚或经赦免,再查问还有什么问题,有几次在簿籍中记录逃亡,逃亡和逋事各多少天,派遣了解情况的人确实记录,将所录全部回报。这也是要求调查犯罪嫌疑人具体情况的函件。
  《告臣》和《黥妾》是县丞要乡负责人对报告人的情况进行了解的函件。两者相当于现代的调查信。这种索取文字证明材料的函件,作为证据的一种,对于案件的查明及断决意义重大。
  《黥妾》爱书载:
  其问如言不然?定名事里,所坐论云何,或覆问无有,以书言。(简44-45)
  即询问是否和所说的一样,确定其姓名、身份、籍贯,曾犯何罪,再查问还有何问题,用书面回报。
  《告臣》爰书载:
  其定名事里,所坐论云何,何罪救,或覆问无有,甲尝身免丙復臣之不殴?以律封守之,到以书言。(简40-41)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这份函件的内容是,县丞要乡负责人对士伍甲控告其家臣的有关事实、姓名、身份、籍贯,曾犯过什么罪,被判过什么刑或经赦免,是否还有其他什么问题,以及甲是否曾解除过丙的奴隶身份然后又奴役他等事项进行调查。最后要求将调查情况写成文字材料回报。
  通过函件调查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年龄、籍贯以及有无犯罪记录等有关事实,不仅在于核实案情,更为主要的是这些具体情况可能会影响到对嫌疑人施加刑罚的轻重。《急就篇》“籍受证验,记问年”一节所附的颜师古注曰:“簿籍所受计其价直,并显证以定罪也。记问年者,具为书记,抵其本属,问年齿也。幼少老耄,科罪不同,故问年也。”即接受簿籍的处所,计算其价值,并以确切的证据来定罪。“记问年”就是详细书写下来,并送达其本属,询问年龄。因幼少、老耄科罪不同,所以要询问年龄。
  可见,作为证据使用的函调爰书影响重大,其不仅在于核实嫌疑人的“名事”,认定案件事实,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嫌犯的年龄、身份及一贯表现的不同,作出轻重不同的判决结论
  (三)案件断决中的证据运用制度
  通过对《封诊式》和《奏谳书》中记载的秦代案例的分析可知,在秦代的司法审判实践中,对大多数案件的判决都是在审定证据、认定案情的基础上依据相关律文作出的。前文列举过的发生于秦始皇八年的女子婢被劫案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例。官吏将全案证据——被害人控诉、证人证言、物证及被告人的供述等反复进行印证,直至证据确凿充分,案件事实确定无误后才作出判决。
  《奏谳书》记载的第一十八则案例,是一例较为复杂的复审案件,经过查寻证据,认定事实,最终做出了断。该案发生于秦始皇二十七年,当时苍梧县出现叛乱,带兵前去镇压的攸县令史义等人已阵亡,带领去的士卒、新黔首怕受惩罚,便携带所发的武器隐藏山中。另外一位随同令史因害怕被制裁,而将装有战败新黔首名册的公文箱丢弃逃跑了,这导致应当拘捕的战败新黔首的名册与最后征发新黔首的名册混在一起,没办法分开,以致难以对战败逃跑者予以制裁。最先审理此案的攸县令未按法律规定及时制裁溃逃的新黔首。复审官吏对应当承担责任的相关官吏分别进行了讯问,经过一番较为复杂的质证之后,核实了案件的证据,查清了案情,确认了相关官吏的罪责。同时,逮捕了丢弃名册逃跑的官吏,并将其押赴攸县,确认应当捕拿的战败新黔首,以便对他们施加刑罚。最终,复审法官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依律据证作出判决:
  律:儋乏不斗,斩。篡遂纵囚,死罪囚,黥为城旦,上造以上耐为鬼薪,以此当(广隼)。当之:(广隼)当耐为鬼薪。(广隼)系。讯者七人,其一人系,六人不系。不存皆不讯。(简158-161)
  即《律》:“儋乏不斗,斩。”按照此律对他们论处。“篡遂纵囚,死罪囚,黥为城旦,上造以上耐为鬼薪。”按此律文论(广隼)的罪。断决:(广隼)耐为鬼薪。已在押,已审讯的共七人,其中一人拘押,六人未拘押。尚未传讯到庭的,均未审问。按此律文论(广隼)的罪。
  可见,在审判定罪过程中,秦代司法官吏奉行了客观定罪的原则,依据法律、注重证据。为了保证法官能够依律据证断案,秦律中还规定了失刑罪、不直罪和纵囚罪,对司法官吏从法律上加以约制,避免其违背事实和法律进行枉法裁判。
  《法律答问》中有关于此的定义:
  论狱何谓“不直”?何谓“纵囚”?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当论而端弗论,及易其狱,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简93)
  即意为断狱中什么情形为“不直”?什么情形为“纵囚”?罪应重而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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