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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从实践角度谈逮捕的价值纠偏问题
【英文标题】 On Correction Of Deviation For Apprehension Value From Practical Angle
【作者】 冯英菊【作者单位】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逮捕 慎捕 人权保障 谦抑 正当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5
【页码】 107
【摘要】

从制度设计的初衷看,逮捕的根本目的是保证诉讼,但在实践中,逮捕却已沦为侦查的辅助手段。本文从理论、立法和司法三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其中的原因之后,立足中国逮捕实践的现状,提出当前的逮捕价值观亟需纠偏,呼吁以“人权保障”替代“打击犯罪”作为逮捕的首要价值,以期减少对逮捕的不当适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1529    
  从制度设计的初衷看,各国逮捕的根本目的都是保证诉讼。中国现行的逮捕制度和逮捕实践,单从侦破刑事案件的效果而言是卓有成效的。但是,过分强调打击犯罪,使逮捕沦为侦查的“婢女”,并忽视由此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明智,因为它背离了现代法治的人权保障精神。
  为此,本文将尝试在和谐社会的视角下定位逮捕的价值,以期解决执法理念的错位问题,达到正本清源之目的。
  一、逮捕的本质、目的、作用和价值
  (一)逮捕的本质
  逮捕是以国家名义实施的强制手段。从本质上说,逮捕就是国家为了方便自己,而在案件没有结论之前就先行剥夺了嫌疑人的自由。一句话,逮捕就是通过剥夺个人权利来换取国家追诉犯罪活动的便利,这种方便带来的负作用就是使公民的权利进一步缩小。
  诚然,逮捕作为性质最严厉的强制措施,是保证诉讼的有效手段,但不能忽视的是,它是以牺牲具体人的人身自由为代价的。单从这一点看,逮捕的适用也是一种“恶”。在个案中,为了保证逮捕的正当性,必须保证逮捕的适用是“不得已的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逮捕应坚持谦抑原则,即在批准或决定逮捕的过程中,应当严格控制适用逮捕,坚持慎捕,尽可能地少捕,以减少逮捕给人权带来的潜在威胁,取得最佳的法律效益和社会效益。[1]这是人权保障精神的要求。
  (二)逮捕的目的
  逮捕作为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强制措施,其根本目的就是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保证国家对刑事犯罪进行追诉能够有效实现[2],从我国逮捕的实践情况看,绝大多数逮捕都发生在侦查阶段,这容易给人以假象——逮捕服务于侦查,很多人正是被这一假象所迷惑,片面地将“侦查需要”作为逮捕适用的充分理由,这种思想和作法都是侦查中心观的现实反映。
  (三)逮捕的价值
  逮捕的适用集中体现了公权(国家对犯罪的刑事追诉权)和私权(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的极度冲突和对抗。逮捕是通过合法地“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来保障诉讼,因而逮捕的错误适用将直接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用之得当,则是人权的捍卫者、自由的守护神;用之不当,不仅公民的人权和自由将受到国家暴力的侵犯和践踏,国家的利益也必将遭受损害。因此,为达到公权与私权的适度均衡,逮捕的价值也应有二: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前者是逮捕在公权方面的价值,后者是逮捕对弱小私权的正当关注。
  (四)逮捕的作用
  多数法治国家的有证逮捕仅仅是为了使被告人强制到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逮捕既具有强制到案的作用,又在事实上剥夺了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它大体上相当于英美法中的“有证逮捕”与“羁押”的总和。在我国,逮捕其实就是国家权力通过法律程序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羁押的状态。[3]正是从这个角度说,逮捕是性质最严厉的强制措施。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逮捕的作用就是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具体说,逮捕就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保证被告人到庭受审;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诉讼活动的干扰(如串供、制造伪证等);预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犯罪或可能给被害人、证人带来的威胁或报复。
法小宝

  二、当前逮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具体说,问题主要有三:
  (一)“以捕代侦”普遍化
  从我国《刑诉法》所体现的立法精神看,逮捕并非刑事追诉的必经程序,只是为防止嫌疑人逃跑、串供或者毁灭罪证等妨害刑事追诉的情况出现而设置的一种例外性的刑事强制措施。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逮捕已经不是刑事追诉的例外而成了必经程序。据统计,在法院判决有罪的刑事案件中,95%以上的被告人都被采取了逮捕这一强制措施。[4]在司法机关中,多数人过分强调了逮捕的作用,认为逮捕体现了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只要构成犯罪就要逮捕,把逮捕率作为打击犯罪力度的重要标志,甚至将抓人的多少作为内部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高逮捕率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传统的侦查模式过分倚重口供,将先行羁押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希望通过羁押获取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这正是许多冤案的根源。逮捕权成为一种服从于侦查需要的附属性权利,严重背离了我国宪法保障人权的基本精神,是对逮捕目的和价值的严重扭曲。
  (二)法定逮捕条件[5]掌握的失范化
  其一,逮捕适用的法定证明标准随意化。当前,在逮捕的证据标准把握上,既有降低逮捕证据标准的情况,也有抬高证据标准的倾向,导致“该捕的不捕,不该捕的乱捕”。在审查逮捕阶段,如果证据标准太低,不讲规格,甚至用孤证定罪,极有可能导致事实认定的错误,突破逮捕的“有罪底线”,发生错捕。反之,如果以起诉标准(有的甚至以审判标准)作为逮捕的证据标准,就是人为地抬高逮捕的证据标准,则可能发生漏捕,无法发挥逮捕的保证诉讼作用,同样也是不可取的。
  其二,刑罚条件审查的虚无化。该条件旨在限制逮捕的适用范围,它要求承办人对案件中嫌疑人的未来量刑进行预期,将适用逮捕的对象限定为依法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然而,由于《刑法》中个罪的刑罚幅度普遍过宽,绝大多数犯罪的法定刑中都含有“有期徒刑”,因此,实践中逮捕的刑罚条件往往被“束之高阁”,其直接表现从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审判阶段的处理结果即可看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的数字,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的刑事案件批捕率始终接近90%,但是,每年都有20%左右的案件被法院判处拘役、管制甚至单处罚金。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案件[6]在后续的诉讼阶段,被撤销、不起诉或判决无罪。而这些案件,依法都是不应该适用逮捕措施的。
  其三,是必要性条件衡量的无限化。从《刑诉法》第60条的规定看,检察官在审查批捕时必须考虑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但这一条件在实践中并没有真正发挥效用。这是由于我国的侦查指导思想是绝对控制犯罪,使得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中以防止一切社会危害性的发生为己任。因此,防止一切社会危险性,就成了逮捕无限适用的最好理由。在具体操作中,对“逮捕必要”,许多司法人员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而不是认真考虑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是否已经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只要犯罪的性质比较严重,总觉得都有必要予以逮捕。
  (三)审查批准延长羁押期限工作的形式化
  根据《刑诉法》第124、126、127条的规定,逮捕的期限届满之后,经“上一级检察机关”或者“省级检察机关”审查批准,侦查机关仍可以继续以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方式保证侦查、便利诉讼。
  表面看来,逮捕所带来的两个月羁押期限一旦届满,以后的羁押期限延长都要经由上一级或者省级检察机关加以审批,这似乎表明检察机关在羁押延长问题上的慎重和严肃,但是由于《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羁押的延长设定任何独立于逮捕之外的“羁押理由”;检察机关除了考虑侦查办案的需要以外,也不需要考虑其他独立于逮捕理由之外的“羁押理由”。从北京市近5年的审查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情况看,2001年至2005年批延总人次约占当年逮捕人数的10%,其中,一延人数所占比例在5~7%之间,二延人数所占比例在3—4%之间,三延人数约占1%。从提请理由看,主要有三种:案情复杂、继续取证,抓捕同案和异地取证。从审批情况看,有99%的人是被批准延长羁押期限的,不批延的只是极少数。这说明,在采取逮捕措施的犯罪嫌疑人中,有相当比例的嫌疑人又因侦查取证的需要再次被延长羁押期限。不批延的比例是如此之小,说明在一般情况下,侦查机关延长羁押期限的提请都会被批准,只要侦查工作在羁押期满之时仍不能达到侦查终结的要求,嫌疑人的羁押状态也就会持续下去。批延工作的现状更加凸显了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是侦查中心主义,逮捕服务于侦查,侦查依赖于逮捕(指羁押)。
  三、逮捕适用不当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方面:刑事诉讼目标“双元论”导致了司法实践的运行困境
  在我国,关于刑事诉讼目标的主流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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