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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试论公诉案件审查程序
【作者】 世平 范君【作者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1997年
【期号】 12【页码】 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0878    
  
  公诉案件的审查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的一审案件材料进行审查,决定是否接受案件及将刑事被告人交付审判的活动,其目的是解决案件是否符合开庭审判条件的问题。它是人民法院行使刑事审判权的第一阶段程序,对于其后各项程序具有重要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0条对这一程序作了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如何理解这一条文、掌握审查标准?目前,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各部门认识不一,直接影响到刑事诉讼的统一性和确定性。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确定对公诉一审案件的审查是程序性审查,故应抛弃任何实体性审查的作法,只进行形式要件的审查。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无法律、法理依据,其实质是废除审查程序,在实践中是有害的。我们认为,依据我国立法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公诉案件的审查标准应当是:指控事实必须具备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且移送与之相关的合法的基本证据材料,不仅程序审查是必要的,而且要进行必要的实体审查。其性质为必要的实体审查。理由试述如下。
  一、必要的实体审查是刑诉法所规定的
  修改前的刑诉法第108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对于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对于不需要判刑的,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这一全面审查的规定适应了当时刑事诉讼需要,对保障审判、惩罚犯罪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它在适用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集中表现在:一是审判人员对案件全面审查,实际是对人民检察院掌握证据的审查,而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缺乏了解,容易“先入为主”,不利于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二是审判人员包揽了对案件的审查与审判,导致重审查、轻审判,形成“先定后审”,使开庭成为走过场。上述问题使审查工作的改革迫在眉睫,理论界呼声甚高,因而刑诉法修改了全面审查的传统作法。改变为对公诉案件的必要的实体审查,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提高了对起诉书的要求,使审查人员明确了审查重点,能够迅速围绕起诉事实判断证据是否达到开庭审判标准;2.降低了对移送证据的要求,使审查人员不必为案件的全部情节耗费过多精力,提高审查效率;3.不能退回检察院,意味着必须提高审查质量,防止不必要的开庭审判,解决刑诉法修改前的审查工作有时流于形式的缺陷;4.从严掌握审查标准,要求应当由专门的组织进行审查工作,分离审查与审判,克服“先定后审”、“先入为主”的弊端。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的字面意思看,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的材料包括两部分:一是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起诉书;二是包括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证据材料。前者讲的是事实,后者讲的是证据,两者隐含着对案件实体问题作必要的审查。
  刑诉法对公诉案件的起诉书中的事实部分提出了特别要求,即“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其中,指控犯罪事实是作为起诉对象而存在的具备犯罪构成要件的、并能将此行为区别于彼行为的事实。审查“指控犯罪事实”是否明确,应当审查起诉中指控犯罪的时间、地点、犯罪构成要件情况及指控结论等方面。修改后的刑诉法对起诉书提出明确的要求,不仅因为起诉书是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依据,而且其代表了人民检察院按照刑诉法第137条规定审查案件的结果,起诉书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法院才能受理案件,如果犯罪事实不明确或指控罪名性质不明确,法律尽管未作明确规定,但是无疑暗含着应当由检察院予以纠正的立法含义。所谓起诉“明确”,表明刑诉法要求行使起诉权的公诉人对案件的了解应达到“明确”的程度以后,才能移送起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防止起诉权被滥用。从另一方面讲,起诉书对犯罪事实的表述应做到详尽,以达到与“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及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相吻合的程度,这样就能将审判事实确定在起诉事实上,防止审判非经起诉指控的事实,实现对审判权的制约。
  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证据的有无就代表了事实的有无,从某种意义上说,证据就是事实。证据与事实之间客观存在的关联性告诉我们,必须围绕事实去发现证据,得到证据才能揭示事实。所以起诉书附带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必须和起诉书中指控犯罪事实有机地对应起来,证据内容和指控事实相关联。如果提供的证据和指控的事实无关,那么证据本身就没有意义;如果指控的事实不能被提供的证据所证实,那么犯罪是否发生、是否该被告人所实施这类基本问题都难以证实,就可能把无需审判的案件送上法庭,浪费有限的诉讼资源。因而刑诉法第150条规定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同时,应附有“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
  何谓“主要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了有较大区别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规定为‘能够证明指控犯罪行为性质、情节等内容的主要证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规定为“对认定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起主要作用,对案件有重要影响的证据”。前者包括几乎全部证据材料,后者包括认定基本犯罪构成的主要证据,两者均体现了司法实践部门对刑事诉讼法审查程序的理解(实际上也是对于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的理解),但是,不管从两种解释中的哪一种出发,都表明了“主要证据”与指控犯罪事实间的关联性,“主要证据”至少应对认定基本犯罪构成具有决定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明确一种基本的逻辑关系,即在排除适用类推定罪制度的情况下,必须是先认定被告人行为特征符合某种特定的罪的构成特征,然后才能肯定该人确实犯罪了。这是因为刑法所规定的此罪与彼罪的犯罪构成之间没有量的可比性,人民法院认定犯罪的依据是犯罪构成要件的整体(亦可称为整合的犯罪构成),而不可能是其中的任何一个要件,更不可能有一把统一的尺子去衡量某人行为“够不够犯罪”,各种罪名在“犯罪”的集合概念中有其固定的位置,只有行为在这个集合中找到相应的位置,该行为才能被称为犯罪。“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惩罚性)是从“个罪”的特征中总结提炼出来的,“犯罪”的共性寓于“犯了什么罪”的个性之中。所以说,认定犯罪构成的证据就是认定构成某种犯罪的证据。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的审查有无“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实际是审查有无证明构成犯罪的基本证据、审查有无证明符合特定犯罪构成要件的基本证据,即必须审查“个罪”之构成。法院将缺乏证明“个罪”构成证据的案件排除在开庭审判之外。这早已超出了所谓“程序性审查”的范围。相比之下,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431条规定的向法院移送“可提起刑事诉讼和民事诉权的文书、关于由司法警察和检察官实施的不可重复的行为的笔录,以及不需要另地保存的犯罪的物证和与犯罪有关的物品等证据”,即只审查有无法律手续和物证的规定,就表现出程序性审查的典型特征,这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二、必要的实体审查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内在要求
  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只有正确实施刑事诉讼法,才能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刑事诉讼是通过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和审判等几个阶段来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分子的。公诉案件的审查程序是案件由侦查、起诉阶段进入审判阶段的中间环节,其性质如德国刑诉法所称之中间程序,是被告人应否交付审判的关键,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开始,这就决定了该程序的性质应包含实体性审查的内容。
  第一,刑诉法总则的要求决定了进行实体性立案审查的必要性。仅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的字面含义看,其表示的内容是极有限的,为此,要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审查程序的深刻、丰富的内涵,应依据刑诉法的整体内容来理解和确定。例如,管辖问题、刑诉法第15条规定的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等,均不在第150条规定之内,却是刑诉法总则中的基本规定,涉及到该个案应否审判、在何处审判的问题,因而成为公诉案件审查的当然对象。此外,对这两项内容的审查常常涉及到案件的实体问题,比如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就要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基层人民法院审查这类案件,显然不能草率从事,必然应查明犯罪的性质与情节后,才能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法院或退回人民检察院另行起诉。
  第二,对可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必须实行全面的实体审查。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了三种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第一种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的案件,人民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审查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第二种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第三种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都是对自诉案件而言的,刑诉法第171条第1款(一)项规定自诉案件的开庭审判条件是“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应说服自诉人撤诉或裁定驳回。因此,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的规定说明了对于可能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都要实行全面审查。
  第三,自诉案件明确规定了实体性审查,这对公诉一审案件的审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修改前的刑诉法对审查公诉案件和审查自诉案件的标准和开庭条件方面作了基本相同的规定,即都应达到“犯罪事实清楚”、有“充分”或“足够”的证据,但在未达开庭标准的处理上有所区别,对公诉案件可退回补充侦查或要求撤回起诉;对自诉案件可驳回起诉或要求撤诉,修改后刑诉法对审查自诉案件的规定基本保持了原状,而对公诉案件只规定“主要证据”等审查内容,且对未达开庭标准的案件如何处理没作规定。审查内容的变化并不是举证责任的变化,不论是公诉人还是自诉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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