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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法学理论体系
【作者】 钭晓东黄秀蓉【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分类】 环境法学
【中文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法;支架性理论;体系
【文章编码】 1006-6128(2014)06-0118-1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6
【页码】 118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法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其主要由“生态文明理论、环境立法目的及调整对象理论、环境正义与环境利益分析理论、环境权理论、环境责任理论、环境司法理论”六个支架性理论构成。其中“生态文明理论”是理论渊源、“环境立法目的及调整对象理论”是本体命题、“环境正义与环境利益分析理论”是理念主线、“环境权理论”是基石范畴、“环境侵权与环境责任理论”是核心元素、“环境司法理论”是关键环节;这些理论彼此交织与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7235    
  
  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特质与底蕴的文明古国,一个政治、经济、人口、环境大国,一个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环境协调、区域平衡等任务繁重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在“科学发展、建立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等国家发展战略引领下,我国环境法学界立足“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传统文化,比较中西方法学理论与制度,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法学理论体系。总体而言,它主要由“生态文明理论、环境立法目的及调整对象理论、环境正义与环境利益分析理论、环境权理论、环境责任理论、环境司法理论”六个支架性理论构成。
  一、理论渊源:生态文明理论
  生态文明演进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本土生态危机与国际环境责任”的双重压力,更使生态文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生态文明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法学理论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为其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渊源与方向指引。
  (一)党与国家的阶段性决策:重要的渊源  党与国家决策是生态文明理论形成与环境法发展的灵魂,是法律运行与适用的政治平台。党领导人民推进的生态文明战略,实质是把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把党的生态文明建设路线、方针和政策上升为法律的过程。其作为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引领力量,不仅促使“生态文明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法学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法学理论彰显党性与政治性,充分体现环境政策性的特点。一系列环境法理论及法律制度的进展促进了生态文明理论进一步成型。其通过以下四个阶段的长期积淀与完善:
  (二)四个阶段的发展与完善
  1.铺垫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1)建国初期-1973年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前。该阶段工业还很不发达,环境问题还不突出,此阶段的立法理论及制度取向偏重于资源保护,确立了自然资源全民所有制形式。(2)1973年8月-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本阶段党与国家的阶段性决策及相关理论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32字方针成为基本指导方针。第二,《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在当时起到基本法的作用。第三,环保重要性从宪法层面得到体现。诸如1978年《宪法》第11条就“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作出专门修改,奠定了国家环境保护的宪法基础。这在82年《宪法》里得到进一步强调。
  2.初建时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引与进展(1978-1992年)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于1979年通过并实施,地位得到明示。在当时我国法制建设刚恢复、法律数量尚不足10部情况下,该法的颁布表明了第一次环境立法高潮;也回应了当时邓小平同志关于“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与“刑法、民法、诉讼法”地位同等重要的指示与要求。
  (2)党十三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环境法的“中国特色建设与发展”指明了方向,开始从“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结合”层面关注环境法律与政策制定。而“六五”计划也首次将环保纳入社会发展计划之中。这些都标志我国国家层面环保战略的转变。
  (3)伴随着国家层面环保战略思想转变,环境法法学理论及制度建设呈现以下特征:第一,确定较全面的环保目标。第二,重点探讨环境法目的、基本原则、环境法体系建设及部门法地位等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同时”、限期治理等制度。第三,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等重要国际公约和协定,开始从环境外交视野建构理论。198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标志第一次环境立法高潮达到顶点,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环境法理论”初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3.推进时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引与进展(1992-2002年)
  (1)环境问题开始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并列看待。在党的十三大《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报告基础上,十四大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首次将环境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并列看待;强调控制人口增长和加强环保的基本国策;要求经济增长从“粗放向集约型、数量向质量型”转型。
  (2)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开始体现在我国环境治理战略中。党十五大报告在以下方面得到进展:促进环保与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结合;强调从源头节约资源投人量;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协调;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现代化与环境治理战略,实现中国特色与国际社会接轨。
  (3)重点探讨环境法的公益性、“人与自然调整对象理论”、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环保市场化的法律调整、环境民事纠纷处理等问题。其他部门法如1997年修订的《刑法》增加了“破坏环境和资源保护罪”,实现环境犯罪立法模式的重大突破。签署《里约宣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重要国际法律文件,发布《中国21世纪议程》等行动方案,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APEC、 OEC等组织的区域环境合作得到加强。尤其是蔡守秋教授关于环境法调整对象的研究,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法学理论建设进入新时期。
  4.形成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引下(2002年-至今)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法学理论发展提供进一步指引;党十七大进一步推进到“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人与自然协调、大力推进生态文明”时期。党与国家的阶段性决策及相关理论取得下述四方面进展:
  (1)十六大报告明确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小康社会建设目标。(2) 2005年党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目标,“五位一体”建设方案(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3)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突出生态文明的地位。十七大报告明确美丽中国的总体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达到新高度。(4)相应的环境法理论建设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系统研究生态文明的“多样性共生、制衡性共进、循环性再生”三大原则。第二,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指导思想,“综合化、一体化”环境法理论进一步明确。第三,WTO规则与中国环境法接轨、环境应急法制建设、区域限批的法律适用、环境损害赔偿的制度创新、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司法专门化等重要理论问题进一步深入。第四,与国际规则的协调性日益增强。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等重要国际会议,颁布《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重要文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法学理论建设的国际接轨。
  在一定程度上,党和国家的阶段性决策及相关理论研究的推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最新成果。可以说在此阶段,同马列主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生态文明理论基本完成。
  二、本体命题:环境立法目的及调整对象理论
  环境立法目的表达的是特定时期环境法承载的功能与价值目标,其作为本体命题决定着环境立法思想、原则确立与制度运行。
  (一)一元、二元还是多元?
  1.环境立法的“目的二元论”
  从立法阶段性发展看,“二元论”衍生于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的第条,1989年、2014年对《环境保护法》第条的分别修订。金瑞林和程正康为代表的第一代环境法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并指出:一是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基础与直接目标;二是最终发展目标,包括两方面:保护人群健康、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金瑞林先生也指出,从“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看,美国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的目的条款与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的目的条款类似。尽管前者强调提高环境舒适性和资源养护。{1}
  其后,“目的二元论”在相关单行法中也有体现:如1982年《海洋环境保护法》的目的条款:“保护海洋环境及资源,防止污染损害,保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促进海洋事业发展。”1984年《水污染防治法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的目的条款:“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保证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等。在一定程度上,“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在理论界获得较广泛认同。只是二元目的的具体表达有所区别。[1]
  2.“一元论”主张
  环境立法目的“一元论”始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当时的一元目的是“保护公民人体健康”。该目的定位是基于当时“环境公害凸显导致公害病多发,严重危及公众人体健康”的境况:“当时环境立法的主要目的试图借环境污染治理与控制,实现保护公民人体健康权目的,因此,环境立法的唯一目的是保护人群健康。”{2}34“保护环境既是环境立法的直接目的,也应是内在目的,而不是实现其他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3}因此,环境立法应实现“复杂到简单”回归,回归到“环境保护”主业,不为其他目的分心。
  3.“多元论”主张
  多元论者主张环境法目的应多元化,不过具体内涵则观点不一,主要涉及:(1)保护改善生活和生态环境;(2)合理开发利用资源;(3)防治污染和资源破坏;(4)保障人体健康;(5)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学者认为各目的互相联系与补充,无需区分主次;有的则将前三项理解为环境法的任务,后两项理解为环境法的目的;也有学者主张将其分别归人环境法的最终目的、基本目的、直接目的、间接目的和具体目的。[2]2014年的《环境保护法》第条修订为:“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
  不论是一元论、二元论还是多元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我国当时复杂背景下的经济政策与政治需要,也从根本上设定了“环境法的终极目标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潜在命题。毋容置疑,“目的二元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为“促进经济增长、建构中国环境法律体系”起到重要作用。不过随着生态文明演进,原有“环境立法目的理论”的具体内涵也随着时势变化而发生改变。
  (二)目的的层次划分
  1.“直接-最终”目的的层次划分
  金瑞林先生将环境法的目的分为:“直接与最终目的”两层次。对于1989年《环境保护法》而言:第一项任务即保护环境与资源是环境法的直接目的,第二项任务保护人民健康是环境法的根本任务,是出发点和归宿。第三项任务,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环保与经济发展有内在的相互制约和依存关系。{4}25当然金先生将“保障经济持续发展定位为我国环境法的最终目的”有待商榷。“环境立法的直接和内在目的应是保护环境……环境立法的最终目的应是保护生物圈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3}
  2.“价值性-工具性”目的的层次划分
  李挚萍教授从“价值性与工具性目的”两个层面研究环境法立法目的,分为“六大层次的价值性目的—宣示环保的重要性、宣示环境权益、定位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明确生态固有价值和生物多样性价值、明确环境公平和环境民主理念、确定可持续发展战略;五大层次工具性目的—确定国家基本环境政策、建立环保协调和管理机制、明确各方环保责任、确定环保原则、推动公众参与”。其中“价值性目的具有长远性和终极性,工具性目的显现近期性和功利性。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谐统一。”{5}
  从相关国家的立法实践看:1969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宣言》明确规定了“四大目的”:促进人类与环境的和谐;保护环境和生物圈,增进人类健康和福利;加深对生态系统和资源的理解;设立环境质量委员会。其中,前两者可视为“价值性目的”,后两者可视为“工具性目的”。而丹麦1991年的《环境保护法》第1条第2款:“防治空气、水、土壤和底土污染及振动和噪音的滋扰;基于对人类和环境又重大意义的卫生考虑制定规章;减少原材料和其他资源使用和消耗;推广使用清洁技术;提高回收利用,减少有关废弃物处理问题”。我们可视为是“工具性目的”的列举。就以往研究而言,常因不自觉偏向工具性目的研究而对价值目的研究不足,从而减弱环境法目的研究的解释力与建构力。
  3.“污染控制-资源利用保护-生态保护”目的的层次划分
  从各国立法实践与发展看,环境法的立法目的已逐渐从“污染控制目的”拓展至“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目的”,进一步强调了对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性的认识与功能维护。为此,汪劲教授也认为相应的环境法目的应区分为:“环境污染防治法的目的,即通过对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自然资源法的目的,即保护世代人民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生态保护法的目的,即维持和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动态的平衡”。{6}22-37
  (三)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理论
  对于环境法调整对象问题,主要存在过三种观点:“可以直接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直接调整说’、通过调整人与人关系间接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间接调整说’、环境只能调整人与人关系的‘单一对象说’”。对此,蔡守秋先生就环境法的“直接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作了系统论证,尤其在其《调整论》的专著中,系统论述了调整论的法律关系论、主体论、客体论、行为论和权利义务论,自然体的权利与代理论,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以及环境法学研究范式和方法;指出正是主客二分研究范式的局限,导致人与自然在法律上的紧张。必须改进研究范式,体现环境法的革命性价值。这对研究视角的拓展,推进了传统法理学“主客二分研究范式”的反思。
  综合而言,从国际比较看,发达国家十分重视环境立法目的的定位,通常会将“可持续发展、代内代际公平、生态安全、经济社会与环境因素的综合考虑”等内涵融入其中,呈现在目的设立的先进性。而我国则一方面“价值性目的在深化、工具性目的在加强”;另一方面在具体内涵阐述上,仍偏向于抽象与概括,与许多西方国家所通常采用的“列举具体目的方式”有所不同。[3]同时在具体实践中仍存不足:其一,在“一元、二元及多元论”的争论中,仍呈现从经济发展视角来考虑环境法目的的思维惯性;整体上缺少对生态利益及自然和谐方面的关注。其二,在具体目的定位上,“立足我国本土国情与体现时代需求”方面考虑或体现不充分,尚需进一步完善。
  三、理念主线:环境正义与环境利益分析理论
  该部分理论主要由环境利益分析、以“环境利益公平负担为核心”的环境正义、生态补偿等相关理论,通过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不同阶段的结合来实践。其作为一条理念主线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一)环境法的利益分析视角
  “环境法的利益分析”的研究视角由李启家教授开创:“环境法以调整环境公益与经济公益、环境公益与经济个益、环境公益之间以及环境公益与环境个益四组利益关系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环境法学研究以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确认、保障、衡平以及利益缺损救济为核心展开。”{7}学界研究主要集中于下述层面:
  1.环境利益的属性
  (1)“环境利益”即“环境的利益”。它是客观存在的环境或大自然本身的一种需要或需求。{8}2(2)“环境利益”实质指“人的环境利益”:由于人的环境是人的需要,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东西、因素和条件,所以环境就是人的利益即环境利益。{9}10,257自然有三种属性,即经济性、生态性和精神性。环境利益的主观要素是对人的环境需要的满足,而非人身需要或财产需要等其他需要。{10}21
  2.环境利益的主体、组成与特点
  (1)环境利益主体构成:第一,“环境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因此主体只能是群体。{11}第二,立足于“公民环境权”而主张“主体只能是个体”。第三,根据不同场合及不同环境利益需求,主体可包括“个体、群体和整个人类”。{8}8(2)环境利益的组成与特点:可分为物质性和精神性环境利益。前者满足人的物质性环境需要;后者满足人对环境的精神性需要,如富有美感的住居环境、宁静的生活空间、生物多样性等。{12}从环境利益的特点看,呈现“外溢性、非经济性、层次性”特点。
  3.环境法的利益调整功能及展开
  利益调整是环境法功能发挥的核心,其借助“利益确认、利益保护、利益限制、利益救济”等环节实现。{13}
  (1)环境与经济利益的同质同源性。从根本上看,环境与经济利益两者属非对抗性冲突。经济利益是最基本、原生的,环境利益是衍生的。只有在统一体内,才能实现两者衡平、共生与增进。{14}208-209环境与经济利益的同源同质和共生互动即共生性和一体性,既体现了人的利益多样性,也体现了人的多样性需求。不应割裂两者与简单论断两者孰为优先。
  (2)环境与经济利益衡平的原则。若经济学的环境问题研究主要关注资源分配中的效益,则环境法研究更应关注“资源分配与环境责任分担”中的公平。相关利益衡平中应遵循以下原则:{7}第一,环境公益与经济公益不存在优先问题,两者衡平须以紧缺利益优先为前提。第二,环境公益与经济个益具对抗性,其解决核心在于利益损害救济与公益合理分担,基本思路为运行污染者负担和受益者补偿原则,促进利益减损填补公平。第三,环境公益与环境公益衡平方面,不同层次环境公益满足以紧缺利益优先为原则,同一层次环境公益满足以不减损其他公益同时实现公益最大化为原则;功能性环境公益衡平应在紧缺利益优先基础上,确定环境资源公益最大化原则。第四,环境公益与环境个益衡平方面,环境公益与环境个益主要表现为依存共生关系,……应强调环境公益优先以及最大化原则。然而两种利益在一定时空具有对抗性,即环境公益满足以环境个益牺牲为代价,应注重利益缺损填补,寻求合理救济途径。
  (二)环境正义的理论探讨
  追求与实现环境正义,在我国当前具有特定的背景与特殊意义。尽管环境对于每个人而言,其重要性都是等同的,是每个人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基础;但在资源环境占有上,我国却因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导致地域广阔与环境资源分布不均的情况尤为明显,环境利益与责任负担在不同区域及不同主体间存在不公平分配。这致使部分主体的环境利益享受是建立在其他群体承担责任的基础上,或者将环境负担转嫁给社会,由全体社会承担。这无疑带来环境不正义。显然,借助理论研究与相应制度与机制配置,实现环境利益与责任负担的公平分配,在我国当前有特定现实背景与特殊意义。关于环境正义理论研究,在我国主要集中于下述方面:
  1.导致环境不正义与影响环境正义实现的因素
  在我国,最有可能出现差异性对待,导致环境不正义的因素有:(1)身份的差别。我国强调身份不同而导致的“差序格局”,与西方国家所强调的“团体格局”不同。因此陆学艺先生将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2)年龄、性别、民族等差异。(3)地域差别,包括城市农村、南方北方、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别。(4)贫富差距,包括城乡间、不同行业间、不同地域间的贫富差距,其与身份等因素密切相关,且呈逐年加剧趋势。
  综合而言,我国环境不公正的原因主要有:{15}自然地理条件、市场作用、工业布局和城乡规划、环境法漏洞、环境执法缺陷、政治决策制定、社会结构、职业差别、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与建立在特定少数人种和特定收入社群基础上的美国模式不同,我国环境正义模式应该建立在特定的环境弱势群体之上。在我国环境法的语境下,环境正义可定义为针对环境弱势群体所遭受的环境损益的不公平分配所作出的政治、社会、法律和政策的回应。它还意味着改革环境决策程序,使所有相关群体都享有有效参与的权利。
  2.环境正义的“代内与代际正义”
  从时空角度划分,环境正义可分为“代内正义、代际正义与种际正义”三层次。就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法学的建构条件看,仅能将人际正义,即“代内环境正义和代际环境正义”纳入法律调整框架,进而上升转化为法律正义。“环境法的价值取向不仅在于当代人之间,而且也在于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平等享有地球上的环境资源利益。”{16}212-213其中,代内环境正义旨在重点解决—不同阶层主体间的差异及环境利益和责任的分配不公问题,不同区域主体间的差异及环境利益和责任的分配不公问题(如城乡差异)。代际环境正义旨在重点解决—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差异及环境利益和责任的公平分配不公问题。
  无疑,在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总体目标指引下,需要借助完善相应的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相应的法律理论及制度设计,通过“倾斜立法、扶弱限强”的新式“身份调整”方法,进行环境利益和责任的公平分配与失衡矫正,使法学理论与制度建构能充分反映弱势区域及其民众的利益需求,培育“造血”或自我发展能力。从而推进代内和代际环境正义,增进整体社会福祉。
  3.环境正义的评判原则
  (1)同等尊重。环境公共权力运行应以社会成员平等及相互尊重为基础,不存在差别待遇或歧视。(2)机会平等。环境利益获取的机会公平分配,包括起点过程的平等。(3)平等参与。公民享有平等的参与政府决策权利。(4)利益补偿。强调因环境非正义而遭受利益损失的群体应受到合理赔偿以及即时救助,以补偿和复原其所受之害,矫正失衡的环境利益与责任分配。(5)生态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改革成果,在公共负担平等基础上充分体现成果普惠。上述五个层面原则,为环境正义的评判提供指向,并以此为基础,借助“权力-权利、权利-权利、权利-义务”的互动加以实现。
  四、基石范畴:环境权理论
  环境权理论研究的深入,首先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环境法律文化及思维惯性的“转身”。深受中央集权思维影响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一定程度上给环境法治建设带来“权力本位、环保靠政府、自上而下方式”等路径依赖与偏好。环境权理论研究,有利于从权利的基石范畴出发,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人为本”核心立场,发挥民众的“权利主体”意识,从自下而上视角唤醒政府、社会、市场的三重合力,满足生态文明背景下民众对良好环境质量和全面发展的需求。
  (一)我国环境权理论的研究发展轨迹梳理
  环境权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曾形成两次高潮(70年代初和90年代),我国学者投入诸多热情而使之成为研究重点中的重点:其一,在成果数量上,呈集聚状况。1982年以来出版有关环境权研究的专著多部,在不同类型期刊发表专门论文300多篇。蔡守秋先生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的《环境权初探》一文是我国学者开始关注环境权理论的重要标志。[4]该文在发表时,正值我国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时期。同时也是在党的十二大前后,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背景下,对中国环境法理论的深度思考。其二,在内容上,呈现研究主题的变化。早期环境权研究主要关注环境权的应然性与必要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关注环境权的可行性问题,即环境权属性、与其他权利的关系等问题。近年来,则开始关注更为细致的实践性问题,如环境权的主体、客体、权能、立法方式、保障模式等。
  但从目前面临的问题看:一方面,对于如何界定环境权?其具体内涵如何确定?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诸侯割据的状况,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另一方面,由于环境权概念与性质的不确定、主体与内容的不清晰,使“如何将其纳入具体立法、如何主张权利、如何寻求救济”都成为一个现实问题。环境权研究在理论层面的混乱,也导致其在实践层面的颓势,环境权似乎依然是“为公民环境保护所需要,而传统法学理论与制度又未加规定的一项应有权利。”{12}因此自从环境权理论提出后,对其的质疑和批评就未中断过。有学者认为:“现有理论对环境权具体内容的法理解释不成立或存在问题。如将环境权绝对化、简单化;或将环境权泛化,导致环境权的内容、主体等不明确。”{17}有学者认为:“彻底否定环境权,认为没有必要为了环境保护需要而创造一项新的权利—环境权,适用现有的权利就可以实现相同的目的”。[5]为此有一段时间,不少环境法学者心存顾虑:即使是在西方,也仅在20世纪70年代环境运动高潮时被热议,现在却谈及不多,其对西方法治产生的影响也不理想。那么,环境权理论在中国而言,其命运会不会也像在西方一样,甚至陷入“始乱终弃”境地。无疑,上述顾虑及研究中面临的现实困难,也导致近年来,学界的环境权理论关注度呈“热度关注、骤然冷却、冷静反思”的波浪起伏曲线状。
  (二)环境权的属性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此存在着不同看法:徐祥民教授从人权历史发展视角,认为环境权是人权发展第三个时期的核心性人权。人权发展经初创期、发展期和升华期,三时期的核心性人权分别是自由权、生存权和环境权。自由权的实现要求国家履行消极不妨碍义务,生存权要求国家或社会积极提供保障,而环境权是自得权,是保有和维护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6] 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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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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