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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药家鑫案背后的法理
【作者】 张海斌【作者单位】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药家鑫案;爱的教育;权利与正义
【文章编码】 1006-1509-(2011) 03-004-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3
【页码】 4
【摘要】

药家鑫案是近来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本文旨在从法理的角度探究药家鑫案所可能蕴含的各种理论命题,包括因果关系与惩罚理论,爱与法治价值的完善,传统与实证法在“成年”界定上的歧异与影响,以及正义与权利在法律价值序列中的关系等,由此竭力昭揭药家鑫案背后所包含的各种理论意涵及其向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6577    
  
  药家鑫案自发生以来至今热度不减,社会各界不仅对药家鑫的定罪量刑保持高度关注,更试图理解药家鑫案件之所以发生的原因。而社会不断追问的关键在于穷究隐藏在药家鑫案件背后的法律与社会问题。本期组稿的三篇文章,以学者的眼光理性思考药家鑫案件。第一篇文章从宏观的法理层面厘清药家鑫案所可能蕴含的各种基础法律理论问题。第二篇文章从微观的心理层面探析交通肇事后杀死被害人的内在动因,以还原案件发生的真实原因及其社会本质。第三篇文章则从规范法学的角度讨论药家鑫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尤其关注如何区别激情杀人与临时起意及如何理解适用少杀慎杀刑事政策。三篇文章虽角度不一,但恰好回应社会对药家鑫案件的各种追问,我们期望能引发对药家
  鑫案件进一步的学术思考。
  近来一段时期,药家鑫案为什么会发生以及犯罪嫌疑人该不该判死刑的话题,成为了网络讨论的焦点。试想,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生驾车撞伤了人,仅仅因为被害人记了他牌照(当然,这也只是药某的一面之词),便拔刀将人残忍地捅死。这种极恶劣的情形,倘若换在二十年前,恐怕是“众人皆曰可杀”的情形了。但在今天,我们看到已经有人为他找出了很多免死的理据,不同的观点与立场庶几得以在各种媒体平台上较为自由的交锋,并在此基础上对目下高校教育体制、理念以及法治的价值与制度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而理性的反思。仅仅就此而言,这无疑体现了国家法治与文明的巨大进步。
  一、惩罚与无限的因果
  引人注目的是,正如多年前的马加爵杀人案一样,当下社会舆论对于药家鑫杀人案的反思,很大程度上关涉到家庭教育、犯罪心理乃至教育的成败上,使药案几乎成为了一场犯罪社会学的全面探究。从犯罪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犯罪嫌疑人何以如此行事的成因,自然是极有意义的,由此我们可以获知犯罪嫌疑人之所以犯罪的潜在动机以及家庭教育与社会环境的影响机制,从而深化对刑罚要件与犯罪预防理论的研究,进而在刑罚执行上(特别是在教育与改造罪犯的过程中)上做到有的放矢与对症下药。但是,一个事件的发生有其原因,这仅仅是一个事实判断。不同领域的专家可以基于各自的知识体系,对同一案件作出形形色色的“专业解释”,探索案件之所以发生的各种因果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值得注意的是,从因果关系的推演来说,任何犯罪的发生都可能建立一种无限延伸的因果关系链,或者展现出无限种因果关系的可能性。但就实证法的角度来说,并非所有的因果关系都具有法律价值性,换言之,并非任何事实因果关系都能构成一种法律因果关系。就药家鑫案件而言,正如媒体已经报道的,药家鑫的父亲对其家教甚严,乃至从小经常受到父亲各种形式的暴力对待,甚至还有被锁在暗房里的经历等等;还有一些媒体开始反思我国高等教育在学生法制意识、责任意识与人文关怀上(包括爱的教育)的欠缺与不足等等;这些背景性的“知识”在解读药家鑫拔刀杀人上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背景,但这并不能构成一种直接的、清晰的、现实的因果性。也即,即便家庭环境更恶劣抑或接受教育更缺乏的人,面对与药家鑫案件相同的情境,也并不必然会如药家鑫般行事,甚至可能反其道为之。
  从司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过于深入地追索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犯罪动机以及影响犯罪的各种社会性因素,虽然可能有助于解读案件背后深层次的社会体制与机制的痹症,在司法审判上实现度身定做的具体正义,但这种做法在司法成本上可能会耗费过大,同时,在一个犯罪与纠纷数量剧增的时代,对于犯罪嫌疑人非法律要素的背景性因果关系追索过多,不利于实现司法解决纠纷的效率。同时,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不同的犯罪嫌疑人在人生经历、家庭背景与受教育程度以及案件具体细节上往往会有所不同。这就可能导致,不同案件的背景性知识在不同的司法审判中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这种“刑罚的个别化”可能导致在追求具体正义的过程中,损害了司法的公平性。因此,从基本的法治理论出发,刑事法律对于各种犯罪所需的构成要件之设定,在某种程度上是立法对事实因果关系的一种人为的强制性的择取与截断,而将其他延伸的因果关系置于法律因素之外,从而清晰地界分了边沁意义上的立法学与法理学。按照这种分类,所谓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乃至政治因素等方面的考量,应当是立法学上的内容。在实证法的框架下,犯罪构成才是司法需要也必须考虑的问题。
  二、爱与权利的贫困
  就药家鑫一案来说,药家鑫作为一个已满二十一周岁的犯罪嫌疑人,实证法上所设定的关于青少年犯罪所涉及的各种权利性保护,已然没有任何的适用性。譬如家庭教育或个人身体与心理上的种种经历,乃至学校与社会的种种不良影响等等,这些因素对于青少年犯罪的审判而言,是应当也必须考虑的。但在药家鑫一案中,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但在司法审判上不值得考量,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药案中反思我们制度上的一些缺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媒体对于药家鑫的关注,更大程度上在于药仅仅因为被害人记住了他的车牌号,“害怕引起麻烦”,便穷凶极恶地将人杀死。也即,在“麻烦”和生命权面前,药家鑫漠视了生命。而为什么药家鑫会如此漠视生命,才是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社会价值观的失落、畸形与虚无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进而,我们国家在对青少年价值观的教育与引导上有所欠缺,亦是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香港著名学者石元康教授就曾专门撰写过《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教育为什么会式微?》一文,从现代性扩张与工具理性泛滥的角度,论证了在高校中重建人文教育的重要性,的确洞若观火,一语中的。
  其实,在笔者看来,在所有教育之缺失的因素中,爱的教育的缺失最为关键。对于爱的教育在人类生活世界中的重要性,西方启蒙思想家们先后做过一系列精辟的强调与论证。一百多年前,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更是出版了《爱的教育》一书,以日记体的形式讲述一个叫安利柯的小男孩成长的故事,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祖国、父母、师长、朋友真挚的爱,这种感人肺腑的爱,常常让人潸然泪下,以致夏丐尊先生在翻译《爱的教育》后,亦深有感触的说:“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此言实在深刻之极。爱的内涵极为丰富,包括对世界的爱,对人的爱以及对于生命的敬畏之心等等,这不仅仅是宗教的范畴,亦是世俗社会之人文价值的范畴。从近代西方法治的价值基础来看,自由、平等、博爱本就应是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整体性的法治价值,三者相辅相成,三位一体,缺一不可。但是,遗憾的是,在现代社会,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市场机制的拓展,博爱的精神已然在法治的价值体系里失却其神圣的位置,而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权利哲学却浩浩荡荡大行其道,因为缺乏博爱精神的滋养与濡染,导致权利观念的传播,最后可能异化成一种唯我主义的自私与冷漠的泛滥。对此,美国学者玛丽·格伦顿在《权利的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一书中做了深刻的揭露与反思。因此,爱的教育在法治社会里,依旧是一个法学命题,而不仅仅是道德命题。
  三、想象中的“孩子”
  当然,关于药家鑫案所引发的反思,固然还可以更深入更全面一些。事实上,我们已经拜读到大量关于家庭教育缺失或心理引导不力等方面的论著,里面的反思是深刻而有益的。但是,笔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对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反思”进行再反思。  众所周知,犯罪嫌疑人药家鑫已经超过了十八周岁,已经远远超过了完全法律责任能力的年龄,但民众对于药案的分析和情感,还依旧像分析一个未成年人犯罪一样,从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以及个体心理的角度来,理解药家鑫犯罪行为之所以发生的各种理据,进而依旧愿意像对待未成年犯罪一样,来检讨社会、学校与家庭在其犯罪上的教育与监管的责任。而这种现象在很多中老年人的杀人案中往往表现阙如,甚至后者的犯罪性质可能比药案更恶劣,手段更凶残。笔者认为,这种情感的错舛背后可能彰显了国人在理解“成年”的概念上与法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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