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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加入WTO与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发展
【副标题】 从国际法角度的分析【作者】 宋浩
【作者单位】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分类】 社会保障行政法律制度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5
【页码】 80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8127    
  中国在加入WTO后,社会各个方面都必将产生深刻变革,风险和波动在所难免。作为社会“减震器”和“安全阀”的社会保障必然在未来的中国社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保障立法在原有不足的基础上更需要尽快完善和发展。下面着重就加入WTO后,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与国际法关系的角度就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发展进行分析。
  一、从国际公法角度的分析
  就国际公法与社会保障法的关系来看,主要是国际人权法方面。人权“是指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1]人权思想在古代哲学里已经萌发,其概念则最早出现在西方。到了近代社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资产阶级“作为全社会的代表”提出了人权要求,后又通过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等国内法律文件,人权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上得到初步的确认。但直到“二战”以前,人权问题基本上是由国内法来规定的。由于“二战”中法西斯的恶行,战后人们对人权有了重新认识,并通过在联合国中设立人权委员会,在《联合国宪章》中列入关于人权的条款,以及制定缔结《国际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三者通常被称为“国际人权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来加强人权的国际保护。目前,我国已加入上述两个公约及其他一些专门性人权公约。[2]
  虽然我们国家通过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使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但面对加入WTO,站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我们又不得不重新进行审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完善和发展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适应“国际人权宪章”和有关专门人权公约的要求,是中国承担的国际条约义务。《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都规定了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中国既已加入有关公约,按照“约定必须遵守”的国际法格言,就应切实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公民的有关权利得以实现。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有人认为《世界人权宣言》表达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思想文化,但其确实为战后国际人权保护法律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人权宣言是建立在‘非排他性的普遍主义’思想之基础上,它所提倡的并不是统一化,而是提倡在承认差别的前提下各种法律制度的协调(因此具有某种相对性),但条件是这种协调应当与共同的基本原则相吻合(这样才能保持整体上的协调,也就是保持普遍主义)。[3]这在社会保障立法中就具体体现为国际标准和国情特点相结合原则。
  2.经济与人权方面的思考。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人权与经济是共存共荣的一种关系,正如茹根·哈贝马斯所言:“长期以来,各种危险的全球化,客观上将世界连结起来,使之变成了一个建立在所有人都面临着危险基础上的非本意所愿的共同体”。[4]虽然在现实中并非皆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非本意所愿”而形成的共同体或国际法律制度,但客观上,全球化处于正在进行中。
  在经济全球化这一方面,霸权主义国家总会利用他们的经济优势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和侵蚀,甚至通过政治、法律的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如美国1996年3月12日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及1996年8月15日的阿马托——肯尼迪法皆为其例证。而要抵御这些国家的侵蚀和控制,避免霸权主义的世界化,则必须将经济与人权紧密结合起来,来创设一种真正多元的国际法律制度。在这种国际法律制度中,社会保障法必将作为其中一个重要部分而存在和发展,各国现有的国内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也必将发展成为国际性的法律制度。这一点已有实践,如瑞士在社会保障法方面,除国内立法外,还同美国、德国等20多个国家签订双边协议,解决有关社会保障问题。
  在经济与人权的关系方面,另一个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是“社会排斥”。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产生大批失业人员,使得同“社会排斥”进行斗争成为各国的迫切需要。虽然《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都有诸如人人都享有足够生活水准的权利、人人享有维护本人与家庭的健康和福利所需要的生活水准的权利等规定,但实际执行都未达到其目的。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建国起就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人民劳动权、家庭生活基本水准等权利,特别是近几年的促进下岗再就业活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更是确保了我国公民不受“社会排斥”。但至今还未有全面、明确地法律来规定这一问题,需要将来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二、从国际私法角度的分析
  相对来说,社会保障法按照国内一般观点被认为属于社会法的一个部分。[5]社会法是公法,国际私法是私法,两者本无交叉之处。然而,如果把两者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并结合国际私法发展的趋势,就会发现两者已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其理由如下:
  第一,国际私法和社会保障法在调整对象上有相通之处。国际私法调整的应是广义上的民事关系,其中包括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甚至还包括涉外劳动法关系。而现代社会保障法以“社会共同责任”为本位,即国家、社会、用人单位和社会成员共同承担责任。虽然现代化过程中。家庭的保障功能大大削弱,但仍发挥着作用,这主要是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来实现的,这也是民法中婚姻家庭关系的主要内容。同时,社会保障法,尤其是社会保险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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