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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自由与权力:近代英国刑事私诉与公诉之争
【作者】 杨松涛【作者单位】 河南大学
【分类】 外国法制史【中文关键词】 近代;英国;刑事私诉;刑事公诉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5
【页码】 64
【摘要】 在近代英国刑事诉讼变革史上曾经发生过激烈的私诉和公诉之争。传统英国珍视个人自由,反映在刑事起诉上即体现为,主要涉及个人利益的普通犯罪由被害人来主导起诉,国家权力只是作为辅助力量而存在。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面对日益复杂的犯罪问题,刑事私诉越来越不能有效控制犯罪,针对这一情况,英国出现了建立公诉的呼声;但是,先前英国自由传统观念顽强地抵御着公诉的建立。近代英国此种刑事私诉与公诉之争的实质是英国传统的自由观念与新型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3148    
  众所周知,英国在历史上长期实行刑事私诉,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期才发生改观,即逐步由警察和公诉指导官(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等官方力量来主导起诉,但其所发挥的作用仍十分有限。直到今天,英国刑事起诉仍然带有鲜明的私诉色彩,体现为英国刑事起诉仍然没有排除公民个人的参与。近年来,近代英国刑事私诉传统的长期存在以及公诉发展的迟缓这一问题成为西方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近代英国刑事私诉与公诉之争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加以阐述。
  一、研究综述
  关于近代英国刑事私诉与公诉问题,西方学者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已经开始了相关研究,然而新旧两代学者对其所给出的解释和评价却各不相同。笔者首先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西方学术史进行简要介绍。
  早期学者,以拉兹诺维奇爵士为代表,完全站在公诉的立场上,对18世纪英国的私诉持批判态度,认为当时英国的一批保守主义分子在私诉已经尽显弊端的情况下仍然顽固不化。虽然刑事公诉在建立的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但后来还是为‖英国民众所接受。总之,这批早期学者从18世纪后期英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对公诉的需要出发,认定公诉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1]
  后来的学者提出了与早期学者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先前学者所认为的19世纪后期英国建立了公诉这一观点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如果说先前学者认为19世纪英国建立公诉的标准是它建立了专业警察,从此这一新的专业性群体代替被害人主导起诉;那么实际上19世纪英国所建立的专业警察并没有完全代替被害人承担起诉的工作,或者说,即使专业警察建立了,很多起诉还是由被害人提起的。在这批学者看来,早先学者们明显遮蔽了近代英国在建立公诉的过程中,传统的私诉力量对公诉的掣肘。近代英国刑事起诉并没有走一条较为明确的从私诉到公诉的转变之路;相反,在公诉建立之后,私诉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同时,这批学者还认为,早先学者所认定的18世纪英国的刑事私诉已经不能有效起诉罪犯这一点也被夸大了。当时英国对传统的教区警役进行了改进,国家颁布了奖励金制度鼓励私人起诉,私人之间还组织了起诉协会,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刑事私诉面临的艰难境况。[2]
  从以上西方学者的论争中,我们可以得知,早先英国主要实行刑事私诉,而在19世纪建立专业警察之后,则逐渐转变为公诉,然而其转变的过程异常艰难,以致在19世纪后期英国刑事起诉中私诉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成分。如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英国公诉的建立如此迟缓而乏力,而私诉有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对此,我国学者李培锋已经指出,这个问题根源于“英国的经验主义精神”,英国“不会简单地照抄照搬国外模式,始终遵循保守、渐进的改良原则”。[3]本文试从刑事起诉模式背后的国家权力结构和自由观念角度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二、近代英国刑事私诉与公诉之争的具体表现
  (一)私诉弊端的显露和公诉呼声的兴起
  不可否认,近代英国刑事起诉变革发生了激烈的私诉与公诉之争。19世纪以前,英国犯罪嫌疑人是否被逮捕并起诉到庭,起决定作用的是以被害人及其亲戚、朋友为主的私人力量。当时英国缺乏一种明确的官方力量负责将罪犯起诉到庭。虽然在被害人的周围有教区警役(constable)和治安法官(magistrate)等官方力量存在,但是他们只起辅助作用。犯罪嫌疑人是否被逮捕和起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被害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教区警役和治安法官都是被动地接受被害人的请求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行动。被害人通常自己要去追查犯罪嫌疑人,包括搜集证据,寻找证人,并完成其他与起诉相关的事宜。如果被害人不向官方发出请求,或者放弃对罪犯的追究,官方不会予以过问,也不承担主动追究侵害人刑事责任的义务,甚至可以说,当时根本就不存在公共官员必须调查犯罪,逮捕罪犯并组织证据将之起诉到庭这样一种观念。[4]18世纪时一位到英国考察的法国人卡图说:“(在英国)起诉的权力全部被掌握在被害人手里,他们成了罪犯命运的唯一裁决者。”[5]据估计,直到18世纪90年代有80%以上的起诉是由被害人发起的。道格拉斯·海教授则指出,直到19世纪早期,被害人还承担着“几乎所有案件的起诉”。[6]
  18世纪后期,随着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剧,社会犯罪问题变得严重,先前主要依赖被害人的刑事私诉在起诉方面表现出诸多弊端,因此英国一些人士呼吁要建立刑事公诉,以代替刑事私诉。他们认为,刑事司法对犯罪的惩治关键是要使司法运作具有确定性,因此保证罪犯能够顺利起诉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它要让罪犯得到起诉,同时又不能使无辜的人受到伤害,而刑事私诉在这些方面显然不能胜任。
  通常来说,让私人进行起诉需要具备两项条件:其一,他必须具有逮捕和扭送罪犯到庭的能力;其二,无论从个人所遭受的伤害,还是从社会的整体利益来讲,他认为自己必须实施逮捕和起诉。然而,这两个条件在18世纪后期的英国社会都渐渐缺失了。很多时候,罪犯在作案之后已经销声匿迹,被害人没有能力找到他们。同时,许多被害人为弱势群体,例如遭到丈夫殴打的妻子、遭到虐待的儿童、受到欺辱的仆人、在工厂不慎伤残的工人,他们不仅贫穷无力,不能承受沉重的起诉负担,而且又十分害怕遭人报复;如果不能得到帮助,他们根本无法提起起诉。有的侵害者拿出金钱来与被害人私了,还有的直接使用暴力相威胁,此时被害人只得被迫接受。还有的被害人已将侵害者送上了法庭,但是当侵害人向他们提出用金钱私了时,他们也就妥协了,从而使罪犯逃脱了应有的惩罚。[7]有的谋杀案件,由于被害者已经死去,便出现了无人问津的情形。1855年,一位治安法官说,“在下层社会无人发起关于谋杀的起诉,这成为一项普遍的规则”。[8]另外,私诉实际上赋予被害人相当大的决定权,而这种权力在被害人那里只为他个人的需要,他们要么对被害人实施私罚,要么心生怜悯,故意将其放过,由此造成法律的不确定性,而有害于司法公正。
  正是在上述这种情况下,改革者宣称,公诉比私诉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国家公诉人员会摒弃私人起诉中存在的自私利益,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按照既定的法律规定,保证将本该起诉的人一定起诉,同时让无辜的人免予起诉。18世纪后期,著名警务改革者亨利·菲尔丁指出,刑事私诉导致英国刑事司法异常软弱无力,它已成为当时犯罪猖獗的重要诱因;他认为,引起伦敦犯罪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很多罪犯没有被逮捕,从而使其有恃无恐,这是刑事司法最大的失败,必须要加强起诉方可威慑潜在的罪犯。从数据来看,英国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仍然实行刑事自诉,这也在告诉人们它所带来的对犯罪抑制作用的低效。1810年之后,英国的犯罪率持续增长。改革者强调,如果犯罪分子总是不被起诉和逮捕,那么他们就会产生侥幸心理,认为自己犯罪不会受到惩罚,如此刑事司法不仅不能抑制犯罪,反而会激励犯罪。为此改革者提出要建立警察以加强逮捕和起诉,从而让犯罪分子意识到,只要犯罪必会受到法律的追究,由此可以起到抑制犯罪的功效。[9]
  (二)公诉建立的艰难道路
  虽然有上述私诉显露的弊端和对建立公诉的呼吁,但是英国建立公诉的道路异常艰难。1845年,一位伦敦的治安法官宣称:“我们(英国)已是无人考虑公诉益处的唯一的国家”,这显示了当时改革者对于英国缺乏公诉的忧虑。1879年3月17日《泰晤士报》登载的一篇文章仍然指出,现有的私诉制度造成“起诉是所有人的事务,同时也是没有人负责的事务”。[10]
  在这期间,立法的努力一直在进行。1833年,一个下议院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建立新式起诉制度的建议,但没有产生反响;1845年,一个刑法委员会试图改进起诉制度,也没有取得预期效果。1854年,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坎贝尔公开批评了总检察长在起诉改进方面的消极行为。1855年,有人在议会提起议案,提出应将每个巡回法院审判区划分为多个分区,每个分区都设立一名领薪的检察官(prosecuting attorney)和一名或一名以上起诉律师(pros-ecuting barrister)为其辅助。如此,便意味着每个分区要设立一个公诉处,它负责对可起诉罪的起诉。虽然它只能对该罪是否起诉提供建议,但它已经在起诉方面被赋予了一定的权力,从而排除了被害人的影响。这一提案被送到1856年组建的一个议会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一定修改之后,于1871年、1872年和1873年连续向议会提交,但都未获得通过。1874年,《法官委员会第五报告》强烈呼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公诉指导官领导下的公诉制度。在这一情形下,1877年,又一份议案向议会提出建立公诉,但仍没能成功。[11]
  经过“半个世纪的争论”,1879年7月《罪行起诉法》( Prosecution of Offences Act)终于通过了。该法令规定,政府设置一名公诉指导官,由从业至少10年的事务律师或出庭律师担任,并至多配备6名助手。他的职责是,在总检察长的指导下,“发起、开始并进行刑事诉讼程序,向高级别的警察、治安法官的书记员提供建议和帮助”。虽然该法令的目的是为了“在英国更加有效地起诉各类罪行”,但实际上,检察长的权力相当有限,这主要反映在他可以提起诉讼的案件范围十分狭窄。他主要过问那些重要或者困难的案件,即由被害者个人不愿或无法提起诉讼的案件,此时由检察长出面干预显得必要,否则罪犯就会逃脱起诉。由于公诉官权力有限,梅特兰曾指出,1879年法令作出的是“一项非常小的举措”,小得在议会中根本没有遭到多少反对就通过了。
  公诉官没有主动提起诉讼的权力。首任公诉官约翰·茅尔爵士曾说,他“没有法定权力去干预或者打断(案件的进程),只有当有人向我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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