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论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
【作者】 李卫红【作者单位】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
【分类】 犯罪学【中文关键词】 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学 研究对象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3
【页码】 17
【摘要】

本文首先界定了刑事政策的概念,提出了一家之言:刑事政策就是国家社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对已然犯罪人战略的、宏观的和战术的、微观的被动处置措施。然后对国外及国内有代表性的关于刑事政策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对象的观点进行了评述,从个人对刑事政策学的认识角度出发分析了其中的缺陷与不足,从而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应当包括的内容,即刑事政策的基本观念、实然刑事政策和应然刑事政策。这一观点可将刑事政策学与刑法学、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监狱法学及刑事侦查学区别开来。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0206    
  一
  究竟什么是刑事政策?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一问题,那么刑事政策学中的其他问题都会成为空中楼阁,即使论证得再充分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笔者认为刑事政策就是国家社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对已然犯罪人战略的、宏观的和战术的、微观的被动处置措施。
  有学者曾对刑事政策的各种定义进行了归纳,[1]并述评如下:[2](1)多数学者乃是在事实的层次界定刑事政策,如费尔巴哈、克兰斯洛德、拉塞杰、藤木英雄等;(2)少数学者则是在学问的意义上界定刑事政策,如希泊尔等;(3)有些学者将理念的刑事政策与事实的刑事政策熔于一炉,如安塞尔、马蒂、博斯霍洛夫等;(4)还有些学者则区分作为学问的刑事政策与作为事实的刑事政策,对二者分别进行界定,作为学问的刑事政策是指以现实的刑事政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也被称为“学问上的刑事政策”、[3]“作为一门学问的刑事政策”或“刑事政策学”,[4]事实上的刑事政策是指实践层次上,被社会公共权威用作治理犯罪工具的刑事政策,也被称为“作为事实的刑事政策”。[5]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对刑事政策的概念“应当按国际学术界通用的概念涵义来理解”,也即应采用在具体内容上涉及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刑事政策概念,“否则,不利于我国学术走向世界讲坛;同时,也不利于学术本身的发展”。[6]停留在实践操作层面的我国的“狭隘的刑事政策观”不仅妨碍了我们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阻碍了我国刑事政策学研究的发展与兴旺,而且也不利于我国科学而合理的刑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7]此后作者又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区分作为事实的刑事政策、作为理念的刑事政策与作为学问的刑事政策乃是正确界定刑事政策概念的基本前提。作为事实的刑事政策就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地被制定出来并被贯彻执行的刑事政策,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言的刑事政策,也可以称之为刑事政策事实、事实上的刑事政策或实践中的刑事政策。作为理念的刑事政策是作为刑事政策的思想模型和对现实的刑事政策进行批判的工具的刑事政策思想、理念或理论,也可以称之为刑事政策思想、刑事政策理念等。而作为学问的刑事政策则是以现实的刑事政策和刑事政策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也可以称之为刑事政策学或作为学科的刑事政策学。”[8]“所谓刑事政策,就是指社会公共权威综合运用刑罚、非刑罚方法与社会各种手段预防、控制犯罪的策略。”[9]
  对上述列举的关于刑事政策概念的所有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对有些根本性的问题所做出的结论更有待商榷。刑事政策就是刑事政策,刑事政策是对已然犯罪的宏观与微观或是战略与战术之被动反应,它只包括宏观的刑事政策和微观的刑事政策,宏观的刑事政策是指对犯罪反应的战略方式,如“宽严相济”、“少杀、慎杀”、“严打”等刑事政策;微观的刑事政策是指对犯罪反应的战术方式,“刑事和解制度”、“刑事转处”对不同犯罪人的处遇等等,它包括这两个层面的内容。刑事政策背后的观念、对刑事政策提出的根据及其各种利弊评判观点、观念、思想、理论等均是刑事政策学所要完成的任务,它是关于刑事政策的学问,就象刑法与刑法学的关系一样,两者是不能混淆的。
  笔者之观点与上述所有学者对刑事政策概念的理解所不同的地方有如下体现:
  一是关于刑事政策所针对的对象。学界基本达成共识的问题是刑事政策所要解决的是犯罪问题,针对的是所有犯罪,这一犯罪是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它包括:1.绝大多数法定犯罪;2.准犯罪;3.待犯罪化的犯罪。从刑事一体化角度而言,犯罪概念不再局限于刑法范畴之内,因为法定犯罪只是法律规定的一部分,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的虽非法定但却具有严重危害社会性质的行为,将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引入到刑事政策学中来,才开始了刑事政策学研究的起点。但是仅仅将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作为刑事政策的研究起点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对这样的犯罪进行划分,将它们划分为未然犯罪和已然犯罪,前者是指尚未实施的犯罪;后者是指已经实施的犯罪。对于未经实施的犯罪,刑事政策解决不了,它是犯罪学所研究的范畴,刑事政策只能是针对已然的犯罪,即行为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以后,应该对其进行怎样的处置,这是刑事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
  刑事政策面对的是已然犯罪,是指行为人在犯罪以后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处置,它与对未然犯罪的犯罪预防正好相反,如果能够通过预防不出现犯罪,刑事政策也就无的放矢了。从刑事政策的功能上看它可对再犯进行预防,刑事政策所有的人道化处置都有可能避免初犯者再次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刑事政策应被包含在犯罪对策当中,犯罪对策既针对未然犯罪也针对已然犯罪,既预防控制初犯,也预防控制再犯,是整个的全局的对犯罪进行全方位治理的手段,其学科属性在犯罪学,是犯罪学内容的三分之一,即犯罪现象论、犯罪原因论、犯罪对策论;而刑事政策的学科属性在刑事政策学,它是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
  二是刑事政策本身承载的内容。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已然犯罪的战略反应手段,第二是对已然犯罪的战术反应手段。在我国的刑事政策发展过程中,这两种表现形式体现的尤为明显。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政治体制及文化上的原因,我国宏观上的刑事政策有其尤为特殊的地方:一是刑事政策的制定主体;二是刑事政策的载体;三是刑事政策的贯彻执行方式及力度。以下我们举例说明。
  对已然犯罪反应的战略手段是指具有重大的带有全局性或决定全局的宏观措施。如“宽严相济”、“少杀、慎杀”、“严打”等。而我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历史、政治体制等原因,宏观刑事政策的出台并没有统一的规范的方式,但在实践中却都在践行着。如“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严打”刑事政策的出台及其多年的适用,可以说明我国宏观刑事政策涵盖的内容。
  从以上两个宏观刑事政策的出台情况看,刑事政策的主体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政法委,“两高”及公安部、司法部或是联合其他部委;其载体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央政法委的决定,“两高”及公安部、司法部或是联合其他部委的书面文件;贯彻执行的方式主要是国家机关的大力推进,从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成果。
  对已然犯罪反应的战术手段是指以人道为宗旨具体适用的微观措施。其实我国在处理犯罪的实践中已有众多具体的刑事政策,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都有所体现。如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10]2003年7月北京市政法委下发的《关于北京市政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工作研讨会纪要》,对公检法三家办理轻伤害案件进行了规范,2004年5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共同制定了《关于当前办理轻伤害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5年安徽省公安厅会同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院共同出台了《办理伤害案(轻伤)若干问题的意见》,2005年11月,上海杨浦区公检法司四家单位联合制定了《关于轻伤害案件在诉讼阶段委托人民调解的规定(试行)》,2006年4月,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也制定了《烟台市检察机关平和司法程序实施纲要》等等,这些从一个侧面反应出我们对犯罪的处理不再是仅仅采取刑事处罚,而是伴之以民事和解,其效果事实证明更好。
  同时我们也在探讨司法机关在对待犯罪的问题上应采取何种具体的刑事政策,如检察机关在实际工作中应采取或改善的措施是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是对轻微犯罪慎用逮捕措施。二是扩大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三是对未成年人引入暂缓起诉制度。如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10月22日通过了《检察机关暂缓不起诉试行办法》,据此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对12名涉嫌聚众斗殴的嫌疑人作出了暂缓起诉决定。2003年1月,浦口区检察院决定对一名涉嫌盗窃的大学生实施暂缓起诉。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也积极探索暂缓起诉制度,经过理论探讨、专家论证,于2004年制定出台了《实施暂缓起诉制度细则》,启动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暂缓起诉的举措。
  上述所有这些改革措施皆属于具体刑事政策范畴。观念的存在只是宏观上的指导,真正的兑现还要靠具体的刑事政策措施的出台,这是我们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刑事政策的制定主体一定是国家权力机关或是社会权力机关,这是由刑事政策的权力性所决定的;具体刑事政策的载体一定是以法律的形式出现,就是刑事政策法定化的要求;具体刑事政策的执行者既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社会团体甚至个人。

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笔者将刑事政策本身包含的内容分为宏观刑事政策和微观刑事政策,二者都在实践中毫无例外地实行着。这样的总结归纳清晰明了,理论上逻辑层次分明,易于论证,实践中更便于操作执行。
  三是刑事政策的被动防御。笔者不同于中外学者对刑事政策概念的理解之一就是刑事政策是对已然犯罪的被动反应,是当犯罪出现以后对它的被动防御,它不具备事前对未然犯罪的预防性。就其功能而言,它虽然可能对再犯有预防的功能,但这不是它的初衷。犯罪预防及犯罪控制是主动的,它们是犯罪对策的内容而不是刑事政策之所在。之所以这样定位就在于:
  第一,这是由刑事政策的性质决定的。刑事政策就象是医生所开的处方,它可以医病,医生首先考虑如何治愈疾病,而不是考虑预防;也许客观上有预防的效果,但这不是医生着重关注的问题。刑事政策也是一样,面对犯罪及犯罪人,首先要考虑如何使犯罪人更快更好地回归社会,过正常人的生活,如果改造得好且完全适应了社会正常生活,其客观效果就是行为人不会出现再犯的情况。第二,目的与功能不同,目的是主观的,是主体对客体所期望达到的结果,而功能是客观的,是事物本身的存在所具有的效用。我们期望刑事政策能够达到预防控制犯罪的结果,但刑事政策本身不可能包含这样多的内容,否则刑事对策的含义是什么呢?刑事政策的目的是使犯罪人回归社会,刑事政策的功能可以起到对再犯的预防效果,如果我们将其混淆就会导致错位,从而无法实现各自的目的与功能。如果无限地扩大刑事政策的目的与功能,也就无法制定出人道的科学的刑事政策,也许还会成为不伦不类界线不清层次不明的“大杂烩”。
  归纳起来,刑事政策就是国家社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对已然犯罪人的被动反应,是战略的、宏观的和战术的、微观的处置措施。
  二
  根据上述定义,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相应地可以非常简单地确定下来。毫无疑问,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刑事政策,但是作为一门学问,刑事政策学还必须有一些基础理念,这些基础理念源于犯罪学研究中对犯罪现象的认识,如犯罪概念、犯罪的相对性、犯罪观、犯罪现象等等,这些对犯罪的认识直接决定刑事政策的导向及具体措施的制定,或是直接与宏观刑事政策和微观刑事政策具有因果联系性,是具体刑事政策的思想理论源泉;另一部分就是刑事政策,有学者将刑事政策划分为“应然刑事政策”与“实然刑事政策”,[11]笔者认为“应然刑事政策”不是刑事政策本身,它与实然刑事政策是两个层面的东西,“应然刑事政策”是纯刑事政策学的内容,是刑事政策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就象刑法学不是刑法一样,刑法学是对刑法的研究。当应然刑事政策被国家、社会组织所采纳时便可通过正当的程序转化为“实然的刑事政策”,这一过程是对其正当性、合法性、人道性、科学性等等进行的研究;“实然刑事政策”也是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宏观刑事政策与微观刑事政策,刑事政策学对实然刑事政策的研究相当于注释刑法学对现行刑法研究的内容,对它在整个实践过程中运作的利与弊及发展动向进行评判。由于我们可以从现实的刑事政策与应当可能的刑事政策角度来理解实然刑事政策与应然刑事政策,以及为论述上的便利我们当然可以使用这两个概念,但并不以此作为对刑事政策的分类。
  鉴于目前各国学者对于刑事政策概念的说法不一,因而对于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也存在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现存的各国包括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关于刑事政策的概念及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都存在着相当的缺陷,或限制或扩张,而笔者所持的观点应该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据,故而至少可成一家之言。日本主要是以大谷实为代表,但他在《刑事政策学》一书中的表述略嫌混乱,他的初衷是要将刑事政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又摆脱不了犯罪学的桎梏,他认为:“本书在提到犯罪学时,专指狭义的犯罪学(狭义的犯罪学是指作为事实的犯罪原因论),而以刑事政策来称呼刑事学或广义的犯罪学(刑事学最初被用于总称犯罪学和刑事政策学,后来就仅指刑事政策学,因为该学问领域是以科学地研究国家的犯罪防止对策为主体的;广义的犯罪学则与刑事学同义)”[12]上述文字说明大谷教授所界定的犯罪学是狭义的犯罪学,只研究作为事实的犯罪原因;而刑事政策学是刑事学或广义的犯罪学,虽然狭义的犯罪学属于“刑事政策学的一部分,但并不意味着否定犯罪学的独立性,因为,根据一定法则将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作为事实进行认知,并将其体系化的学问领域可独立存在”。[13]
  实际上按照通行的观点,犯罪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包括三部分内容:犯罪现象论、犯罪原因论、犯罪对策论。[14]据此分析大谷教授认为犯罪学是研究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的,犯罪对策实际上是刑事政策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刑事政策学是在对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对策,犯罪学是刑事政策学的基础,刑事政策学的体系应当由犯罪现象与犯罪原因、犯罪对策以及各种犯罪与犯罪人三大部分组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刑事政策学并没有超出广义犯罪学的窠臼,在此意义上刑事政策学没有作为独立学科的意义,只在广义犯罪学的领域内进行发展便足以。
  但是大谷教授又意识到刑事政策学不同于犯罪学,他又写到:“刑事政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从犯罪学中独立出来,主要是因为如下的理由:第一,对象上的限制。从犯罪学中所导入的政策,常常会偏离刑事政策的对象范围,所以必须从刑事政策中予以排除。第二,人权上的限制。防止犯罪手段的效果即使在经验法则上已被证明,但在许多情况下,也不能立即将其付诸实践。因为采取侵犯人权的犯罪防止手段,会导致国民对刑事司法的不信任,招致同刑事政策所具有的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相反的结果。第三,原因论上的限制。现阶段的犯罪学,除了某些领域之外,在犯罪原因及犯罪发生过程方面,尚未达到能建立实证可行的科学法则的水平。所以,在经验法则上解决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能够有效地防止犯罪的问题,仍有相当的困难。”[15]笔者对大谷教授的论证的理解是:刑事政策学与犯罪学的区别就在于,犯罪学所研究的犯罪对策的范围要远远超出刑事政策学中刑事政策的范围,前者会涉及到许多社会政策,而后者仅仅限于刑事政策;当防止犯罪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与侵犯人权相矛盾时,不可能去适用刑事政策以致人权有可能被侵犯而实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因此理论上的论证与实践中的实施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因此犯罪学中的对策可以论证,刑事政策学中的对策更多地要付诸实施;由于犯罪学中犯罪原因的科学性受到置疑,能否直接移植到刑事政策学中学者们也没有把握。遗憾的是大谷教授在界定刑事政策的概念时又将刑事政策与犯罪对策混在一起了。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大谷实关于刑事政策学所要研究的对象试图从犯罪学中剥离出来,虽然没有完全剥离干净而尚未完全脱离开犯罪学领域,但对犯罪对策的界定范围狭小了许多,不完全是犯罪学意义上犯罪对策,同时也不是公共政策学意义上的社会政策。可有一点还是在犯罪学领域徜徉,那就是对刑事政策的期望值与犯罪对策相同,这一点我们可通过他对刑事政策的定义解读出来。[16]他是将刑事政策定位在防止犯罪的国家活动上,“防止犯罪包括犯罪预防和犯罪抑止两方面。犯罪预防是国家为防患于未然,在犯罪尚未发生之前所采取的行动;与此相对,犯罪抑止则是国家在犯罪发生之后,通过对犯罪人科处死刑等刑罚来防止犯罪发生的活动”。[17]由于刑事政策不同于犯罪对策,对犯罪对策的定位可以是更多地倾向于犯罪预防,而刑事政策基本上就是犯罪抑止,它不具有预防未然犯罪的功能,只具有预防已然犯罪人再犯的功能。因此日本学者由于没有弄清犯罪学与刑事政策学的区别,其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也与犯罪学的研究对象交叉在一起,从而没有特别明显的独立味道,刑事政策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立足点并不稳,甚至其从属于犯罪学也未尝不可。
  德国学者将刑事政策放到刑法教科书中进行研究,主要强调刑事政策学是以刑罚制度及其抗制犯罪的效果为研究对象,他们对刑事政策的理解就是有些学者划分的狭义的刑事政策。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将刑事政策作为抗制犯罪的手段与措施,同时将刑事政策扩展到刑事诉讼领域。耶塞克认为:“刑事政策探讨的问题是,刑法应该如何制定以便其能最好地实现保护社会的任务。刑事政策与犯罪的原因联系在一起,它探讨如何描述犯罪构成要件特征以便与犯罪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它尝试确定在刑法中适用制裁措施的作用方式;它斟酌允许立法者将刑法延伸到何种程度以便使公民的自由空间不会超过不必要的限制;它检验实体刑法是否作了使刑事诉讼能够得以进行的规定。”[18]“制裁制度的构筑、适用和改革,鉴于变化着的社会关系,被概括性地描述为刑事政策(狭义)。而广义的刑事政策则还包括处罚的先决条件以及犯罪构成适应时代的需要并符合目的地构筑刑事程序和刑事追诉。”[19]
  德国刑法学者将刑事政策学的研究范围大大缩小了,除了研究刑法手段外仅仅包括刑事诉讼手段,但仅此依然不够,现代刑事政策学的发展已将刑事政策的领域扩大到一切对付犯罪的手段,只要是行为人实施犯罪后一切可对他采取的措施都可以称之为刑事政策。如社区矫正、不起诉、刑事和解等等,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刑罚是主要的基本的犯罪反应,正是由于刑罚解决不了所有的犯罪问题,我们才对解决犯罪问题的方式方法进行改革,从而使刑事政策的概念远远超出刑罚的范畴,扩展到刑事的、民事的、经济的、行政的等等手段措施,只要是遵循人道原则的方式方法就是刑事政策的内容。因此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相应的也就超出了刑罚、刑事诉讼法的范畴,超出了德国刑法教科书的范畴。
  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对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大多也是借鉴德日学者的看法,细节上有些许的不同。台湾学者张甘妹教授认为:对于犯罪现象做实证的研究,阐明犯罪原因的是犯罪学,研究刑罚制度的是刑罚学,将这两者研究综合起来,树立更进步的防范对策就是刑事政策学。刑事政策学应包括犯罪原因的研究、刑罚各制度效果的研讨以及犯罪的预防三个方面。[20]张甘妹教授从其自身定义的犯罪学及刑罚学的概念出发,得出刑事政策学是两者的结合。我们不以其个性化的概念论证,而是从通说概念的角度出发,他所界定的刑事政策学实际上是犯罪对策学,还是犯罪学范畴的内容,刑事政策学没有独立成一门学科而是从属于犯罪学。苏俊雄教授认为,刑事政策学的探讨领域包括:刑法如何设计才能达到保护社会任务的目的、探讨各种犯罪成因、确定有效的制裁方式、研讨刑事立法对于人民基本自由限定的必要与适当的界限;检讨各种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是否妥当、程序法与实体法如何配合与适当的运用等。[21]其论证与德国学者如出一辙,至多是将刑事政策由刑罚扩大到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界面,这样就限定了刑事政策的范围,从而也缩小了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
  更有意思的是台湾地区有学者将刑事政策界定在规范与事实之间,是两者的调解器。代表人物是郑善印教授,他认为:刑事政策学乃基于实证上对于犯罪原因的认识,而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及刑事执行作反省及修正的学问。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执行应属于规范的领域,因为这三者的基本原则都以法律的形式来表达,其间充满了价值的色彩;犯罪原因则属于事实的领域,因为犯罪原因的探求要用实证的方法才能达成,标签其内涵较少的价值成分;至于反省及修正规范的刑事政策本身,则属于政策的范围,它的目的在于调和规范与事实间的差距,而其基本要求则是有效与正义。[22]郑教授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仍认为刑事政策是政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就是这样认识并影响至今的。其实刑事政策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刑事”(“政策”,它是一个完整的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如果我们将其分解就会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出现误区,从而出现一错再错的局面。由于刑事政策不仅仅是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及刑事执行进行反省及修正,刑事政策还是这些制度本身,其目的在于如何将犯罪人改造成为社会上的正常人,在社会中重新过正常人的生活。而不是调和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差距。但刑事政策本土化后,确实具有中国特色。因为国外的刑事政策就是指对犯罪的具体的反应,而我国还包括对犯罪的宏观上的反应。
  法国学者对刑事政策的研究现在是处于世界各国的领先位置,从20世纪初期至今有一大批刑事政策学领域的大师活跃在刑事政策学舞台上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早期是马克·安塞尔,其认为刑事政策就是一场人道主义的运动,是对现行刑罚的改革。克里斯蒂娜·拉塞杰又认为:刑事政策是对广义的犯罪现象的认识分析,是对与这一现象作斗争的方法、措施的解析,同时也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用来解决打击预防犯罪现象过程中各种问题的社会的法律的战略。[23]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认为“刑事政策就是社会整体据以组织对犯罪现象的反应的方法的总和,因而是不同社会控制形式的理论与实践”。[24]“与费尔巴哈的古典刑事政策(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相比,我们的刑事政策在以下几点上都扩展了,从原来单纯惩罚性的措施扩展到了如赔偿或调解等其他方法;从原来的国家扩展到社会整体,当然前提是社会整体要组织反犯罪反应,由此排除了纯粹个别式的不被社会所认可的反应,但也允许包括某些市民社会的作法(如私人民兵组织或调解网络等);从原来的斗争扩展到反应,以便在原有的反作用式的反应(事后的)之外,再加上预防性的反应(事前的);最后犯罪也扩展成为犯罪现象,以包罗一切不符合规范的犯罪行为或越轨行为。”[25]由此可以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80206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