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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上帝怎样审判
【副标题】 旁白刑事诉讼维度中的上帝和《圣经》【英文标题】 God's role as judge in the Bible
【作者】 陈林林【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上帝《圣经》 审判 刑事诉讼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3
【页码】 17
【摘要】 龙宗智先生在《上帝怎样审判》一文中提出,“《圣经》是一部诉讼法教科书”,“《圣经》中的辨析伪证案宣示了司法的正义精神和理性精神”等。本文对这些命题提出了质疑,并作了较为有力的论证。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6675    
  
  “上帝怎样审判”在神学家们看来,是一个不可言说的命题,一如上帝是男是女这样的追问。这个命题与中世纪经院学者们关于“一个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之类的争论又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不可说、无法说,后者是可以说,至于能否说得清楚,那是参与者自己的事情了。龙宗智先生近期在《法学》发表了一篇学术随笔,以“上帝怎样审判”这个不可言说的命题入手,带出了“圣经是一部诉讼法教科书”这一判断,对《圣经》(宗教精神)于刑事诉讼法的作用和意义赞赏良多。在这一命题前,龙先生引证了《圣经》中一起辨析伪证的案例,虽然是件具有说服力的“原始证据”,不过只是一件“孤证”,也不能算是“直接证据”。
  学术的交流和讨论,不必像神学家那样先考虑是否可以言说,也不必像哲学家那样思量是否存在一个问题,但试图说明某一个问题,就不能不去同时面对其他相关联的问题,譬如说基督教的精神、《圣经》所蕴涵的法律思想及其实际效用,就可能是前述判断所无法回避的。单独思考和关联思考,虽同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但常常会得出不同的答案,有时甚至会改变问题本身。
  与东方泛神论的宗教不同,一神教是基督教教规中必须遵守的最严格的信条。“十戒”的第1条就是:“除我(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解释基督教所有的光荣和失败时,必须考虑到它作为一神教所具有的特性。上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教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益于一神论本身的统一性和严密性。想象中国宗教和神话中庞杂的神仙队伍,一个3岁蒙童问一句:“如来佛与原始天尊谁厉害?”,就会难倒所有跪拜在神灵脚下的信徒。在泛神崇拜的宗教氛围中,神的尊严和向心力、信徒的虔诚和献身精神都会大打折扣。而在《圣经·出埃及记》中,摩西第一次提出“上帝是谁”的问题时,显灵于荆棘火中的上帝将自我界定为“I am who am”汉译就是“我就是存在”、“我是自有永有”。上帝作为最高的Being(存在),可以超越任何时空界限,任何词述都不可能穷尽上帝的属性,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本体不可知,只能思。
  而在人文主义看来,所有一神教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宗教不宽容。至诚的信仰(特别是一神教信仰)与其他信仰之间是不可兼容的,因为这涉及到宗教立身安命的问题。在基督徒看来,所有异教徒都是亟待拯救的迷途羔羊,如果不可救药,中世纪的教会就会毫不犹豫地动用火与剑。即使在教会内部的派别冲突中,也同样弥漫着这种不宽容的精神,而这当然也是手执《圣经》、以基督的名义进行的。在《旧约·申命记》中,上帝冷酷地训诫信徒们说:
  “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女儿,或是你怀中的妻子,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更不可顾惜他;你不可怜恤他,也不可遮庇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要用石头打死他……”
  对不听话的、有二心的信徒,教会首长还会拿耶稣的话来进行恐吓:“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不管耶稣的本意如何,《新约·约翰福音》中的这句话最后成了将成千上万个“异端分子”押赴火刑柱的判决理由。
  《圣经》中的上帝断称不上是位博爱之神,在“末日审判”到来之前,他发誓要让人类受尽疾病、洪水、瘟疫、地震、严寒、饥饿和战争之苦,即使最虔诚的基督徒也不能例外。上帝取人身家性命从未想过履行什么手续和程式,甚至连提个醒也没有。《旧约·创世纪》和《旧约·民数记》中的上帝嗜血成性;毁灭了除挪亚一家外的整个人类;将硫磺与火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城,活活烧死那里的居民;屠杀了在沙漠流浪中敢于抱怨摩西的14700个犹太人,还派毒蛇去咬流浪途中的畏怯者;杀死了50070个只是看了看上帝方舟的居民。“不可杀人”被公认为是“摩西十戒”的要领,而上帝本人显然不把它当回事。
  在这种不宽容和冷酷的宗教格调中,要把《圣经》论说成一部刑事诉讼法教科书是难以想象的——至少就笔者的愚见来看,基督教情结在法律领域的生根开花虽是有目共睹的——譬如说伯尔曼及其《法律与革命》,但就部门法领域特别是刑事诉讼法来讲,进行这种结合可能还有点勉为其难。刑事诉讼中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于近代启蒙运动对被告人的权利关怀和司法证明方式的改进——刑事诉讼中的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而它们都是以反宗教的面目出场的,它们的旗帜就是贝卡里亚那本充满激情和雄辩的《论犯罪与刑罚》。
  当然,《圣经》中的确存在可以与刑事诉讼对号的若干法律思想,如前述《旧约·申命记》“人无论犯什么罪、作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以及“摩西十戒”中“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的训示,这一条曾引起顾准先生的注意,因为中国没有这个传统,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人饱受冤苦的原因之一。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圣经》对刑事诉讼的论说只是一鳞半爪——无论对《圣经》自身来说,还是就基本的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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