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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网络仇恨言论规制与表达自由的边界
【作者】 何志鹏姜晨曦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表达自由;仇恨言论;网络安全;规制;人权保护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20
【摘要】

表达自由作为基本人权之一受到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保护,为了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仇恨言论必须受到法律的有效限制。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可以为仇恨言论的传播提供便捷的途径,由此引发的仇恨犯罪、种族歧视等各方面的问题日益显现,各国法律的不同和国际条约体制的缺失亦增加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网络空间仇恨言论的规制,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仇恨言论的应有限制,是对人权、法治的合理保护,对国家、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只有通过推动国际规则、国内法在人权保护与网络安全领域的制定及实施,才能更为高效合理地界定表达自由保护与仇恨言论规制之间的界限。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9481    
  
  言论或表达自由是人权保护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诸多国际人权公约已明确将其确定为基本人权之一,[1]对于表达自由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一国的民主水平和法治状况。而法治社会中绝对的自由并不存在,表达自由从未缺少相应的边界限制。《世界人权宣言》29条第2款指明,在行使权利和自由时,将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中国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多集中于对域外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归纳[2];从宏观角度整体规制表达自由,即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一国应如何在合理范围内保护表达自由,确保行使表达自由的同时不侵犯其他人权,如公众更为熟知的言论或表达所造成的对于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的侵害等[3];对于网络安全则更注重网络环境的管理及个人信息的保护[4],与之相对应的国内立法状况亦是更为关注上述领域。而对网络空间的仇恨言论采取何种态度并如何进行规制,构建具有共识性的国际规则,进而平衡表达自由保护与仇恨言论规制之间的关系,并对网络安全的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均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一、仇恨言论的扩张
  仇恨言论的问题由来已久,二战后欧洲国家出于抑制种族和宗教仇恨等原因开始纷纷对仇恨言论进行立法规制。纽伦堡对于纳粹战犯的审判首次在言论与民众的行为之间建立了联系。[5]2003年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审理的“仇恨媒体案”是国际法庭首次对媒体进行的审判,对三名前媒体负责人中的两人判处最高刑期终身监禁、另一人35年监禁的刑罚。[6]此次判决是国际法院首次将对仇恨言论的限制作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尽管此次判决与三年前前南法庭关于仇恨言论的判决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论断)。[7]随着立法和社会的发展,各国关于仇恨言论的规制扩展到单纯基于民族、种族、宗教或国籍等多方面而发表的侮辱性言论。时至今日,英法德意诸多国家均存在关于仇恨言论的国内立法。[8]而网络的发展使言论的传播和扩散突破了地域性、时间性的限制,使得表达自由这一权利的行使获得了全新的手段,极大地扩展了信息传播的范围和受众,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新纳粹主义者属于最早利用网络这一新媒体进行仇恨言论宣传的活动者,随后德国纳粹主义者亦开始利用网络进行宣传。[9]而便利的传播途径则意味着,如果对网络表达自由不加以有效、合理规制则可能助长仇恨言论的扩散,甚至导致仇恨犯罪的增加。2016年5月欧盟委员会宣布了其与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微软将展开合作以控制网络不法仇恨言论,后者集体签署了一项行为准则,承诺“接到举报后24小时内屏蔽和删除相关仇恨言论”。而此前Facebook等网络巨头并未将仇恨言论列入监管范围并加以及时删除,法国更是因此准备采取措施追究其责任。[10]而2016年12月4日准则签署半年后,欧盟委员会对Facebook等的监管力度仍不满意,要求后者对仇恨言论予以打击,否则将制定法律予以强制执行。[11]2017年2月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宿舍名牌被撕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该事件后中国留学生对自己名字的解释以及校方的回应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由仇恨言论引发的社会问题已不再鲜见,而网络则使其无法隐藏并能及时更新,网络可以为仇恨言论的传播提供互动的平台,甚至可以将仇恨犯罪的地域跨国化。
  国际法院的判决并未对网络媒体仇恨言论的传播起到威慑作用,时至今日由于仇恨言论激化而导致的侵害人权、反人类的犯罪仍然存在。仇恨言论的传播从未停止,在网络新媒体的支持下甚至愈演愈烈。在欧盟范围内,一些国家反亲欧派的民粹主义势力在欧洲议会的席位得到了扩张,仇恨言论也被用以获得政治上的支持,政治仇恨言论的煽动性反而使一些国家的政客获得了更多的票选,而成为一些民粹主义或是自由主义掩盖下的极端权利的追求者的政治工具。对于外来者、难民、穷人的抵制,对于其他种族如反犹太人、伊斯兰人的声音从未停止过。而政治仇恨言论与媒体的联系尤其紧密,便捷的传播手段使仇恨言论可以轻松跨越国界。在特朗普上台后,其关于女性、伊斯兰人、墨西哥人等各种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可能被认定为仇恨言论的表达,引发了人们关于表达自由与仇恨言论新一轮的热议。英国民众甚至通过网络联名请愿禁止特朗普进入英国。[12]中国也不乏网络仇恨言论的传播,一些名词被专有化而成为某种特征的替代,基于地域、民族、性别的一些不良言论给予了极端的仇恨言论滋生的土壤。而在国际社会,中国也面临着来自各国基于历史和现实的不同言论,对于战争问题的否认究竟是否应当被视为一种仇恨言论,明显带有贬损中国公民的侮辱性言语是否应当加以禁止,以亚洲人某些特质为攻击目标的言论将应在何种限度内被容忍,都是现实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保证表达自由这一基本人权得到保障的同时,为使网络媒体在各国的发展与仇恨犯罪的激化分割开来,需要对仇恨言论进行规制。
  种种事实已经充分说明,对表达自由的保护与对仇恨言论进行规制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厘清。表达自由是否意味着其将发表仇恨言论的自由涵盖在内,因而美国采取的“宽容”态度是存在合理性的;如果仇恨言论当然属于表达自由的边界之外,二者存在必然的冲突,那么对二者进行平衡则是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网络仇恨言论传播的即时性、广泛性与传统媒体有显著区别,而为平衡网络安全维护与表达自由保护之间的关系,是否应当对网络仇恨言论给予不同于传统媒体更高的容忍度,抑或更为强硬的管制手段,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研究。
  二、仇恨言论与表达自由的冲突
  表达自由是国际法认可的基本人权之一,1982年欧洲委员会通过的《表达自由和信息自由宣言》宣称:“为了实现高标准地保护和促进表达自由和信息自由,欧洲条约成员国同意以下目标:对于信息传送过程的参与者、媒体的内容、或其他传送和散发信息行为,政府应当避免审查或任何形式的武断控制、限制。”“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应当服务于促进表达自由权和信息自由权,使个人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去表达、寻求和发送信息与观念。”除上述国际条约之外,诸多国家的国内法也都对表达自由给予较高的保护,如《西班牙王国宪法》第20条继第1款列举了承认并保护的表达自由权利之后,在第2款明确规定:“上述权利的行使不得以任何预先审查的方式予以限制”,严格限制公权力以保护表达自由。《希腊共和国宪法》第14条第3款规定除非在法律允许的情形下,报纸和其他出版物,无论在发行前或发行后,均不得予以查封;第4款补充规定了限制公民表达自由需要依据的法定程序及被查封的出版者的上诉权及抗诉权,突显对表达自由保护的重视。
  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公约均对表达自由的行使做出了限制性的规定。也就是说,表达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受到国际法的保护,但却并不由此意味着绝对自由。尽管不同国家崇尚不同的价值,但权利的行使都需要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3款规定发表意见的权利受到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的限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第19条进行评论:表达自由原则与其界限和限制之间的互动决定了个人权利的范围[13];第20条第2款将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视为违法。《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4条也对与种族歧视有关的仇恨言论进行了禁止:缔约国对于一切宣传及一切组织,凡以某一种族或属于某一肤色或人种的人群具有优越性的思想或理论为根据者,或试图辩护或提倡任何形式的种族仇恨及歧视者,概予谴责,并承诺立即采取旨在根除对此种歧视的一切煽动或歧视行为的积极措施;《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第2款也表明表达自由的行使必须接受法律所规定的和民主社会所必需的程式、条件、限制或者是惩罚的约束,该条不仅适用于被受众认为是不具有冒犯性或是未受到此种言论影响的信息或思想,而且对国家或是任何受众造成冒犯、干扰的言论也要受到约束;公约第17条对权利的滥用同样进行了限制[14]。《美洲人权公约》第13条第2款规定,行使思想和表达意见的自由的行使不应受到事先审查,但随后应受到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的限制,其程序保证达到下列条件所必需:(一)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或者(二)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
  另一方面国际法院的判决佐证了表达自由应当受到合理限制的观点。欧洲人权法院对民族、种族、宗教仇恨言论及其煽动者,对民主秩序造成威胁的言论,篡改历史的言论,修正主义,宽恕恐怖主义、战争犯罪的言论,甚至对国家官员的侮辱都做出过相关判决。充分证明了在保护《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所规定的表达自由的同时,与公约基本价值相悖的情形将受公约第17条规制而不再被保护。由此可以肯定的是表达自由绝非是可以任意行使的权利,正如其他人权的行使一样,表达自由会受到法律的规制,仇恨言论即是行使表达自由时需要进行规制的问题之一。
  Delfi AS v.Estonia案[15]是欧洲人权法院首次就网络门户网站用户言论的责任问题进行的审判。申请人为具有商业性质的门户网站经营者,其网站上关于一渡轮公司的文章下,读者发表了攻击性的评论,申请人所在的国内法院认为其应当承担责任,应渡轮公司的要求,申请人在发表6周后撤销了此评论。欧洲人权法院对本案最终做出了支持爱沙尼亚法院判决的裁决。法院认为申请人行使表达自由的权利并未受到损害,其根本原因在于针对渡轮公司做出的言论已经具有引发仇恨的属性。门户网站的使用者(无论匿名与否)发表的不法言论构成了仇恨言论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利,并可能激发对后者的暴力行为。爱沙尼亚法院对申请人未能及时撤销评论的行为予以追责,并未违反公约第10条关于表达自由保护的规定。爱沙尼亚法院最终判处的要求申请人缴纳320欧元的罚金,欧洲人权法院亦认为是合理的。
  2016年Magyar Tartalomszolgáltatók Egyesülete and Index.hu Zrt v.Hungary案[16]与2017年Pihl v.Sweden案[17]是与网络表达自由相关的另外两起判决。Magyar TartalomszolgáltatókEgyesülete and Index.hu Zrt v.Hungary案同样是关于门户网站的经营者由于其用户发表的言论而被国内法院追责,与Delfi AS v.Estonia案不同的是,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匈牙利国内法院构成了对申请人表达自由的侵犯。看似相似的案件得到不同的判决其依据在于本案中门户网站用户的言论并不能构成仇恨言论,尽管该言论同样是具有攻击性的言论。同样Pihl v.Sweden案中申请人认为博客经营者应当对第三方网上发表的诽谤性言论承担责任,欧洲人权法院支持了瑞典法院驳回原告请求的判决,对本案不予受理。瑞典法院已经在保护表达自由与他人私生活之间做出了平衡,最根本的原因同样在于本案中第三方的评论虽然具有攻击性但却不能构成仇恨言论,此外博客经营者已经在申请人要求下及时撤销评论。
  网络的发展对信息的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迅捷途径,与此同时,仇恨言论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这增加了引发暴力行为、仇恨犯罪的可能性。与传统媒体不同,网络使信息更易被获取,言论一经发表可能永远都可以被查阅。然而尽管网络传播与传统媒体存在差异,其仍然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欧洲人权法院与网络言论有关的三起案件中,法院对刊登可以明确定义为仇恨言论的网站经营者追责,而对具有侮辱、诽谤性质的攻击性语言归于受表达自由保护的范围。另一方面,在三起案件中法院强调了网站经营者的性质,对经营者的商业性质与非盈利性质进行了区分,成为法院是否对其进行追责的另一考量因素。在此基础上,需要辨析的是对涉及民族、种族、宗教或国籍等可识别的群体性特征而发表的侮辱、歧视性语言,需要进行个案的识别,依据司法实践具有仇恨性质的言论并未完全归于表达自由的例外而被一概禁止。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应当依据何种判断标准将附带仇恨的言论、表达限制在合理范围内,以保证在表达自由行使的同时不对国家、社会的稳定、他人的合法权利造成损害。
  三、对于仇恨言论的识别及限定标准
  仇恨言论至今并无统一的定义,正因如此,不同的国家或国际机构希望能够给出更具权威性的定义,然而却造成了彼此甚至是同一机构不同部门之间的差异,进而使国际社会的司法实践充满了不确定性且缺乏可预见性。国家内部关于仇恨言论的规制亦存在此种情况,即便是对仇恨言论进行较为严格规制的德国亦是如此。[18]不同的定义、判断标准将确定不同的仇恨言论的范围,这是司法实践中决定对某一言论是否进行处罚的关键。仇恨言论缺乏一个普遍性的概念,但总体来说其具有仇恨的外观,在内容上采取了侮辱、诽谤或营造敌意环境等表达方式;在目的上也是为了宣示或煽动仇恨;对象是个人或基于种族、民族、宗教、性别等共同特征而具有识别性的特定群体;言论是表达出来的。有学者将仇恨言论分解为表达方式、指向对象、表达意图、伤害性后果各个组成部分,包含了目的性,对象性,行为性,表达性各个方面。布莱克法律词典对仇恨言论进行了较为宽泛的定义:此种言论除对某一群体如种族表达仇恨外别无它意,尤其是在此种表达能够引起仇恨犯罪的情形。[19]值得注意的是,该定义强调了仇恨言论与仇恨犯罪之间的关联,后者即应属于伤害性后果的范畴。
  尽管仇恨言论的定义难以统一,但实践中却可以以相同或近似的标准来限定仇恨言论的范围,以降低应用上的困难。通过分析仇恨言论的构成要件,是将仇恨言论与挑衅、冒犯性言论进行区别的条件。批评者反对限制仇恨言论的原因之一即是仇恨言论与仇恨犯罪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而是应当进行证明,为此美国采取了实质恶意原则、即时危险原则,来判定某一言论是否会带来实质损害。通过此种识别就能对可能带来仇恨犯罪的仇恨言论进行限制,而降低仇恨言论带来的负面效应,在保护表达自由的同时同样保护其他群体的基本人权。
  仇恨言论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性的言论,其可能带来的伤害性以及引发的犯罪使其区别于普通的言论或表达。由此,对仇恨言论的法律规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路径:以美国为代表的更加注重表达自由保护的宽容派;以德国为代表的倾向惩处仇恨言论的限制派。[20]在欧洲内部的规则和法院的判决对于言论这一问题亦是在价值评判的基础上做出的选择:尊严和平等原则与个人的表达权利之间的平衡。[21]作为宽容派的代表,美国对于表达自由的崇尚在世界诸国中处于前列。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表达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两国对网络这一媒介的态度亦有所区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网络给予了免于受政府干涉最高程度的保护;而德国纳粹宣传属非法行为,因而网络作为传播手段并不存在新的审查手段,而是适用既存规则进行规制。[22]
  2012年12月28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确定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实行网络实名制。然而仇恨言论带来的危害往往并不是即时的,网络上绝对的表达自由而引发的仇恨犯罪,更是存在不能将二者相关联的现象。因而对于仇恨言论的责任追究,不能完全依据事后损害而是更多地需要依据对可能带来的损害的判断,在表达自由的保护与对仇恨言论的限制之间加以平衡,正确分析究竟何种程度的言论已经突破了自由带来的可被容忍的限度,对于这一问题,网络作为新媒介使其区别于传统途径的传播而具有了自身的特殊性,更需要被管制。
  表达自由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需要受到保护与仇恨言论作为与表达自由相冲突的特殊言论需要受到限制,均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且为保护表达自由的价值,对表达自由进行限制需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根据言论主体、言论内容、性质的不同以确定对表达自由的限制程度。概括而言存在以下几项限制原则:
  第一,限制法定原则,即对表达自由的限制必须在宪法或法律文本中有明确的直接依据,否则,即为非法。法国《人权宣言》第11条宣布:“思想和见解的自由交流乃是最为宝贵的人权之一;因此,除非根据法律决定的情形而必须为这项自由的滥用负责,每个公民皆可自由言论、写作并发表。”美国宪法尽管没有对表达自由的限制事项作细致规定,但根据其正当程序原则限制表达自由必须经法律程序,“不经正当法律过程,无人应被剥夺自由,这是一个从程序方面切实地保障了公民的表达自由的最具普遍性的概念。”
  第二,保障为主、限制为辅的原则。对言论的宽容是表达自由的首要含义。在确实需要限制表达自由的情况下,应遵循最小限制原则,即限制应在供选择的“最小范围内”进行,尽可能采取对表达自由损害较小的形式。
  第三,利益衡量原则。利益衡量就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分析和比较,找出其各自的存在意义与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做出孰轻孰重,谁是谁非的价值判断。它对表达自由限制的要求是:限制表达自由的程度应与表达自由表达可能造成的损害成比例。比例原则,将对表达自由的限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对可能造成的损害进行预判,在最小程度限制表达自由的情况下,限制仇恨言论的传播。
  依据仇恨言论的基本构成要件对其进行识别,并运用以上原则对表达自由进行合理限制是解决二者之间冲突、调和自由与尊严不同价值的有效途径。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对于仇恨言论的识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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