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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清华法学》
被告人身份差异对量刑的影响:基于1060份刑事判决的实证分析
【作者】 胡昌明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社会结构;案件社会学;量刑;刑罚强度;实证分析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91
【摘要】 量刑正义是刑事裁判正义的最终体现,量刑的公正对于法律公正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案件社会学理论认为在法定的量刑情节之外,案件的社会结构因素也会对法官量刑产生影响。当事人的性别、籍贯、年龄、学历、职业等是案件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某地四家基层法院1060个盗窃罪刑事判决的实证分析发现,当事人的社会结构因素确实对量刑的轻重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又与当事人的社会结构差异相关,并体现出被告人自致因素的影响力大于先赋因素,地位越高、法度越宽等规律。被告人社会结构的差异对法官裁判的影响不可避免,但是可以通过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提供案例指导等方式规制法官自由裁量范围,以期获得更加公平的裁判。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1529    
  目次
  一、本文的研究方法
  二、设定衡量量刑宽严的标尺
  三、被告人社会结构差异对量刑的影响分析
  四、案件社会结构之当事人因素的影响规律
  五、量刑的确定性与社会结构因素的控制
  刑事审判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阶段。“量刑正义是刑事正义的最终体现,只有体现于量刑公正、合理的刑事正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事正义。”[1]近年来,刑法学界以刑法原则为指导、刑法条文为圭臬量刑的著述汗牛充栋,[2]但总体而言与司法审判实践的联结尚显不足。为解决这一张力,笔者引入布莱克(Donald Black)的案件社会学理论,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考察被告人的性别、籍贯、年龄、学历、职业等社会结构[3]的差异对量刑的影响,从而揭示法律背后的量刑因素,并对其不当影响加以约束,使量刑尽可能地接近公平正义。
  一、本文的研究方法
  “案件社会学是法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其以具体法律案件为分析对象,”[4]作为一种法律的微观社会学,它主要以案件的定量分析为基本手段,通过与案件判决结果相关的社会结构特征来分析案件和预测案件的判决。这些社会特征包括:“谁控告谁?谁处理这一案件?还有谁与案件有关?对立双方以及第三方和其支持者的社会地位如何等等。”[5]案件社会学从案件背后的非法律因素出发,有力地解释了为何相同的案件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处理结果,对于缺乏实证分析传统的中国法学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在刑事司法领域,案件社会学理论认为,“现代刑法学定罪量刑理论注重的是法律规则和立法规定,而忽略了案件各方的社会特征,不足以解释定罪量刑不公正现象;只有案件的社会结构才能预测和解释定罪量刑的过程,以及定罪量刑不公正现象。”[6]可见,案件社会学的核心在于考察原、被告的社会地位,法官的个性与经历,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等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对法律判断的影响,并尽可能减少它们的负面影响,实现司法的公平正义。
  由于社会结构因素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为使实证研究更具可操作性、集中性和可比性,本文将研究集中于当事人的性别、年龄、学历、籍贯及职业等几种社会结构因素。并在J市C、 S、 X、 Y四家基层法院[7]十年间审理的盗窃案件中随机抽取了1060件,[8]对这些案件涉及的1350名被告人的社会结构因素及其量刑予以记录、统计和分析。之所以选取盗窃罪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第一,盗窃罪是司法实践中发案率最高的犯罪,J市三级法院近五年审理盗窃案件占所有刑事案件的26.7%,发案率位于所有案由之首;[9]第二,“盗窃罪的社会危害性、行为方式、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等为广大社会公众所知悉,常作为侵犯财产罪这一类罪的基准罪;”[10]第三,盗窃罪的法定刑幅度大,社会结构因素在该类案件的判决中更容易得以体现。
  二、设定衡量量刑宽严的标尺
  由于不同刑罚种类之间,很难进行比较,设定一个衡量被告人不同刑罚种类轻重的统一尺度,有助于对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定量地分析。正如白建军所言,“对刑法中所有犯罪的法定刑的轻重程度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显然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11]正是循着这一思路,本文根据不同刑种被告人实际受到惩罚的严厉程度,确定被告人不利益,并将其确定为“刑罚强度”。具体而言,笔者在参考量刑相关理论[12]的基础上根据刑事审判实践,并向多名资深刑事法官求证后,用无量纲化的统一标准来加以衡量不同刑种刑罚的严厉程度。另需说明的是,由于本文分析的重点是被告人之间刑罚强度的比较,因此,赋值只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下面对抽样的被告人所涉及的有期徒刑、拘役、罚金刑、剥夺政治权利、免于刑事处罚和缓刑刑罚强度的权重进行说明。
  (一)有期徒刑
  在中国刑罚体系中,有期徒刑居于中心地位,是盗窃罪中最常用的一种主刑,样本中有1021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适用率为75.6%。因此,本文将有期徒刑设定为刑罚强度的基准,有期徒刑1个月,对应刑罚强度为1。
  (二)拘役
  与有期徒刑相比,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每月可以回家住1天至2天;参加劳动的,可酌量发给劳动报酬,而且五年内再犯新罪,也不作为累犯,因此其刑罚强度比徒刑略低,[13]将其权重设定为0.9。
  (三)罚金刑
  作为侵犯财产犯罪常用的一种附加刑,罚金刑主要适用于经济犯罪和贪利性质的犯罪及某些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在样本中罚金刑的适用率高达99.6%。由于其仅仅是定额的经济处罚,且在司法实践中罚金刑往往与主刑配合使用(通常有期徒刑1年,并罚罚金1000元),对本文结论影响较小。具体而言,在本文中,首先,罚金刑刑罚强度的设定应当与被告人被关押的经济损失相匹配。以2005年至2014的中间年份2010年为基准,该年度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约为12466元,月收入为1039元。[14]根据这一数据,每1000元罚金约等于0.96个月的人均收入,因此,1000元罚金刑的刑罚强度不应超出0.96。第二,通常,自由刑比罚金刑更为严厉,被判处自由刑的被告人不仅损失经济利益,更丧失人身自由,因此,同等条件下单纯罚金的刑罚强度应显著低于自由刑。综合考虑上述两种因素,将每1000元罚金的刑罚强度确定为0.5。
  (四)剥夺政治权利
  样本中的73例剥夺政治权利案件,全部是对判处有期徒刑7年以上的被告人适用的。“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会对被告人的生活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是对原有刑罚的一种加重。但是作为一种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对于被告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没有改变,也没有加重其经济处罚,而被剥夺的政治权利对于绝大多数被告人而言,实际的‘权益’微小,”[15]因此本文将剥夺政治权利(月)权重设定为0.1,也就是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12个月),刑罚强度为1.2。[16]
  (五)免于刑事处罚
  免于刑事处罚以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构成犯罪为前提,以“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为概括性条件;只是免除对被告人刑罚而没有免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虽然免于刑事处罚同样会留下不良记录,对入党、报考公务员等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非刑事处罚,所以本文将免于刑事处罚的刑罚强度设定为0。
  (六)缓刑
  缓刑是对原处刑罚的一种“宽宥”,其严厉程度显著低于同等时间的实刑,但又异于免于刑事处罚。在具体设置缓刑判处的刑罚和缓刑期的权重方面,有学者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在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5年这种最极端的情况下,其刑量值也仅等于单处有期徒刑6个月的情况;”[17]同理,在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1年这种最极端的情况下,其刑量值也仅等于单处拘役1个月的情况。笔者认为这一思路比较合理,以此为基础,认为有期徒刑缓刑刑罚强度的计算方法可设置为“有期月数×0.1+有期缓月×0.09”,拘役缓刑刑罚强度可设置为“拘役月数×0.1+拘役缓月×0.075。”首先,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没有犯新罪等情形,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由于中国的缓刑撤销率仅1%~2%,因此,绝大多数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不会被监禁,从刑罚强度而言,这本与实刑就差异巨大;其次,“适用缓刑的对象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无论是拘役还是徒刑,罪犯都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将受到巨大的精神惩罚,而且造成巨大的经济利益的损失,而一旦判处缓刑,刑罚强度将大大降低;”[18]再次,缓刑是暂不执行,一旦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出现犯新罪、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行未判决的等法定情形,仍有可能被撤销缓刑。因此,缓刑仍具有一定的惩戒性,刑罚强度不等同于无罪或者免于刑事处罚。
  综上,得出本文刑罚强度的计算公式:刑罚强度=[(1- ANY (有期缓月,0)]×(有期月数×0.1+有期缓月×0.09)+[ ANY (有期缓月,0)×有期月数)]+[(1- ANY (拘役缓月,0)]×(拘役月数×0.1+拘役缓月×0.075)+[ ANY (拘役缓月,0)×拘役月数)]×0.9)+[剥权月数×1+罚金(千元)×5]×0.1。
  通过上述刑罚强度的计算公式得出,样本中被告人的平均刑罚强度为20.54,量刑最重的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五千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罚强度为185.10;最轻的是五个被定罪免刑的案例,刑罚强度为0。
  三、被告人社会结构差异对量刑的影响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犯罪金额是构成盗窃罪以及是否属于严重、特别严重的主要量刑情节。为排除犯罪金额对量化分析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本文在统计不同被告人刑罚强度的基础上,区分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19]三种量刑情节(以下称为轻罪、中罪和重罪),在同一情节下进行比较,以增强结论的说服力。根据对样本的统计,盗窃罪轻罪的平均刑罚强度为7.92,中罪为43.03,重罪为130.02,这些值可以作为量刑参照值,高于这些数值往往说明刑罚对具有此类社会结构因素的被告人较为严厉,相反,则说明较为宽宥。
  与此同时,为了便于横向比较,笔者借用统计学中“标准比值法”来编制刑罚强度的综合评价指数,即通过对各项参评指标分别确定单一对比标准来计算个体指数,然后将个体指数加权平均得到综合评价指数。刑罚综合指数=轻罪的个体指数×轻罪权重+中罪的个体指数×中罪权重+重罪的个体指数×重罪权重。[20]
  (一)法定因素的影响
  1.未成年人
  刑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1]盗窃罪属于普通犯罪,犯罪嫌疑人满16周岁才需负刑事责任,同时,法律明确规定18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减轻或者从轻。那么审判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是否体现了这一理念呢?
  本文统计样本中,犯罪时未成年被告人96名,其平均刑罚强度7.32,仅为成年被告人平均刑罚强度21.54的34.0%,显著比成年人平均刑罚强度低。由于未成年人平均犯罪金额也小于平均值,本文进一步分析不同罪行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犯轻罪的未成年被告人的平均刑罚强度为3.97,中罪为18.15,重罪为58.25,这三个数值均远低于平均值。未成年人的刑罚强度与成年被告人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成年被告人轻罪、中罪、重罪的平均刑罚强度分别为8.25、44.52和132.38,是未成年人的2.07、2.45和2.27倍。通过单因素的方差分析检验,无论是轻罪、中罪还是重罪中P值都很低,是否成年对于判罚的影响显著性十分明显(见表1)。
  未成年人的刑罚综合指数仅为48.3%,显著低于刑罚强度的平均值。根据同一公式,成年被告人的刑罚综合指数为103.8%,与未成年刑罚综合指数相差55.5个百分点。[22]可见,未成年人从轻减轻处罚这一法定因素在审判实践中得以充分体现。
  表1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刑罚强度比较表

┌──────┬────────┬────────┬────────┬──────┐
│      │未成年人刑罚强度│成年人刑罚强度 │平均刑罚强度  │P值     │
├──────┼────────┼────────┼────────┼──────┤
│轻罪    │3.97      │8.25      │7.92      │0.000    │
├──────┼────────┼────────┼────────┼──────┤
│中罪    │18.15      │44.52      │43.03      │0.000    │
├──────┼────────┼────────┼────────┼──────┤
│重罪    │58.25      │132.38     │130.02     │0.004    │
├──────┼────────┼────────┼────────┼──────┤
│平均值   │7.32      │21.54      │20.54      │0.000    │
├──────┼────────┼────────┼────────┼──────┤
│刑罚指数(%) │48.3      │103.8      │100.0      │      │
└──────┴────────┴────────┴────────┴──────┘

  P值(显著水平=0.05)
  2.限制行为能力人
  限制行为能力人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3]本文的样本中,被告人因患有精神疾病而被法官认定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有5人,盗窃数额都在1万元以下,均属于轻罪。精神正常的轻罪被告人平均犯罪金额为2740元,平均刑罚强度7.92。五名限制行为能力被告人平均犯罪金额为2600元,与精神健全的完全行为能力人大体相当,但平均刑罚强度为2.55,刑罚综合指数为32.2%,比健全人低68.0个百分点,法官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宽宥十分明显。
  3.聋哑人、盲人
  立法者对于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采取了宽宥的刑事政策,[24]那么司法实践中情况如何呢?由于盗窃罪的特殊性,样本中没有目盲被告人,聋哑被告人为21人,其平均刑罚强度为17.23,为健全人刑罚强度的83.7%,然而其平均犯罪金额为7381元,也远低于健全人,聋哑人的平均犯罪金额和刑罚强度都低于常人平均值,无法判断是否得到了宽宥。为此,本文通过分档考察不同罪行聋哑人的刑罚强度分析聋哑人这一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聋哑被告人构成轻罪的12人,平均刑罚强度10.74,健全人平均刑罚强度7.88,聋哑人所受刑罚反而更重,为健全人刑罚强度的131.3%;构成中罪9人,平均刑罚强度25.89,为健全人刑罚强度44.63的59.3%。根据上述公式一加权计算后,聋哑人刑罚强度的综合指数为120.0%,而健全人的指数为99.9%,聋哑人的刑罚综合指数反而比健全人高出20.1个百分点。通过单因素的方差分析检验,发现虽然聋哑人构成中罪时,判罚显著轻于健全人,但是整体上,法官对于聋哑人的判罚没有体现出法定的宽宥性,聋哑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法律规定在审判实践没有充分体现(见表2)。
  表2聋哑人与健全人刑罚综合指数比较表

┌──────┬────────┬────────┬────────┬──────┐
│      │聋哑人刑罚强度 │健全人刑罚强度 │平均刑罚强度  │P值     │
├──────┼────────┼────────┼────────┼──────┤
│轻罪    │10.74      │7.88      │7.92      │0.105    │
├──────┼────────┼────────┼────────┼──────┤
│中罪    │25.89      │43.63      │43.03      │0.033    │
├──────┼────────┼────────┼────────┼──────┤
│重罪    │-        │130.02     │130.02     │-      │
├──────┼────────┼────────┼────────┼──────┤
│平均值   │17.23      │20.59      │20.54      │0.696    │
├──────┼────────┼────────┼────────┼──────┤
│刑罚指数(%) │120.0      │99.9      │100       │      │
└──────┴────────┴────────┴────────┴──────┘

  P值(显著水平=0.05)
  (二)先赋因素的影响
  在社会学理论中,某人拥有的被指定的、并且通常不能被改变的社会地位被定义为先赋地位,包括种族、民族、年龄和某些家庭内的地位,例如长子等。“先赋地位一般以出生为基础,孩子们继承了父亲或母亲的社会地位。先赋地位还能以一个人出生时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为基础。”[25]具有先赋地位的身份特征包括性别、年龄、籍贯和民族等。
  1.被告人性别
  “性别意识作为人的自我意识中的一种最稳定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人的认知和行为有着较大的影响。”[26]有学者从理论上探讨被告人性别对法官裁判的影响,认为“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较为普遍的是法官量刑时的‘重男轻女’现象。同样的罪行,或女犯稍有严重一点的罪行,量刑时,女犯一般较男犯轻。”[27]此前的问卷也显示:“法官认为对女性更有可能采取轻刑,而男性更可能采取重刑。”[28]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如何呢?
  样本中,男性被告人占84.0%,女性被告人16.0%。统计显示,男性所犯罪行为轻罪、中罪和重罪的人数分别占76.0%、19.4%和4.6%;女性犯轻罪、中罪和重罪的人数则分别占74.1%、21.8%、4.2%,男女被告人罪行轻重的比例大体相当。但是,从平均的刑罚强度来看,女性平均刑罚强度17.02,仅为男性平均刑罚强度21.19的80.3%。细分犯罪情节后,差异更加明显。轻罪中,女性平均刑罚强度5.72,男性是8.37;构成中罪的女性被告人刑罚强度为33.98,男性为44.97;构成重罪的女性被告人的刑罚强度为129.30,男性则为130.14。通过单因素的方差分析检验,女性被告人整体上比男性被告人获罪轻,特别是在构成轻罪和中罪时,显著性非常突出,然而,构成重罪的男女被告人刑罚差异不大(见表3)。根据上述数据可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被告人性别因素对裁判产生影响。无论是刑罚强度的平均值,还是各个不同犯罪情节的平均值,女性的刑罚强度都显著低于男性,可见被告人性别对裁判的影响比较明显,体现出法官对女性犯罪人较宽宥,对男性则较严厉的特征。加权平均后,女性的刑罚综合指数为74.8%,男性为104.7%,女性被告的刑罚强度比男性被告低29.9个百分点。
  表3男、女被告人刑罚强度比较表

┌─────┬──────────────────┬──────────────────┬───┐
│     │男性被告人             │女性被告人             │P值  │
│     ├───┬────┬────┬────┼───┬────┬────┬────┤   │
│     │人数 │平均刑罚│最低刑罚│最高刑罚│人数 │平均刑罚│最低刑罚│最高刑罚│   │
│     │   │强度  │强度  │强度  │   │强度  │强度  │强度  │   │
├─────┼───┼────┼────┼────┼───┼────┼────┼────┼───┤
│轻罪   │860  │8.32  │0    │50   │160  │5.72  │0    │25   │0.000 │
├─────┼───┼────┼────┼────┼───┼────┼────┼────┼───┤
│中罪   │219  │44.97  │2.78  │157.2  │47  │33.98  │2.38  │88.7  │0.005 │
├─────┼───┼────┼────┼────┼───┼────┼────┼────┼───┤
│重罪   │54  │130.14 │8.34  │185.1  │9   │129.3  │37.5  │152.4  │0.95 │
├─────┼───┼────┼────┼────┼───┼────┼────┼────┼───┤
│平均值  │1133 │21.21  │0    │185.1  │216  │17.02  │0    │152.4  │0.073 │
├─────┼───┼────┼────┼────┼───┼────┼────┼────┼───┤
│刑罚指数(%│-   │104.70 │-    │-    │-   │74.80  │-    │-    │   │
│)     │   │    │    │    │   │    │    │    │   │
└─────┴───┴────┴────┴────┴───┴────┴────┴────┴───┘

  P值(显著水平=0.05)
  其次,女性在构成轻罪时,所受到的宽宥较多,而构成重罪时受到的宽宥较少,甚至没有宽宥。女性构成轻罪的刑罚强度仅为男性的68.8%,中罪为男性的75.6%,差异均较明显,重罪则达到后者的99.4%,几乎没有差异。可见,法官对于女性被告人宽宥的倾向在其罪行较轻时更为明显,罪行越轻,获得的宽宥幅度越大;一旦构成了比较严重的犯罪,不同性别被告人裁判差异性则明显缩小,女性被告人不会得到宽宥。
  2.被告人年龄
  学者认为,被告人年龄因素对法官裁判产生的影响体现在“老年犯和未成年一样,都被法官给予必要的‘宽恕’,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该重判的可轻判,可不入狱劳改的不入狱等。认为除了法律的规定外,这种现象产生主要是由于法官居于人类普遍的同情弱者的感情所致的慈悲情怀”。[29]问卷调查也显示,法官对年老者和年少者更可能选用轻刑。[30]可见,被告人年龄是对裁判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一,不同年龄段被告人的刑罚强度波动规律。
  本文根据被告人年龄分布,将其分为青少年(18岁以下)、青年(18~24岁)、青壮年(25~34岁)、中年(35~50岁)和老年(50岁以上)五个年龄段,分别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五个年龄段的平均刑罚强度经历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先升后降的波动。青少年、青年、青壮年、中年和老年被告人的平均刑罚强度分别为6.70、16.96、26.35、22.37和17.95。在细分了刑罚档次的轻重罪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单因素的方差分析检验后,在轻罪、中罪、重罪三个档次及刑罚的平均值的P值都远低于0.05,年龄对刑罚强度影响的显著性十分明显(见表4、图1)。
  表4不同年龄段被告人刑罚强度比较表

┌─────┬────┬────┬────┬────┬────┬────┬────┐
│     │青少年 │青年  │壮年  │中年  │老年  │平均值 │P值   │
├─────┼────┼────┼────┼────┼────┼────┼────┤
│轻罪   │4.27  │7.62  │8.68  │8.81  │6.07  │7.92  │0.000  │
├─────┼────┼────┼────┼────┼────┼────┼────┤
│中罪   │15.70  │42.58  │47.15  │42.96  │50.71  │43.03  │0.014  │
├─────┼────┼────┼────┼────┼────┼────┼────┤
│重罪   │49.10  │110.44 │139.85 │143.84 │130.65 │130.02 │0.007  │
├─────┼────┼────┼────┼────┼────┼────┼────┤
│平均值  │6.70  │16.97  │26.35  │22.37  │17.95  │20.54  │0.000  │
├─────┼────┼────┼────┼────┼────┼────┼────┤
│刑罚指数(%│49.7  │96.2  │109.5  │109.0  │85.9  │100   │    │
│)     │    │    │    │    │    │    │    │
└─────┴────┴────┴────┴────┴────┴────┴────┘

  P值(显著水平=0.05)
  计算发现,青少年、青年、青壮年、中年和老年被告人的刑罚综合指数分别为:49.7%、96.2%、109.5%、109.0%以及85.9%,其中低于平均值的三个年龄段分别是青少年、老年和青年被告人,而青壮年和中年被告人的刑罚强度则高于平均值,呈现刑罚体恤老幼的特征。
  (图略)
  图1不同年龄段被告人刑罚强度表
  (图略)
  图2不同年龄段被告人刑罚强度与二阶趋势图
  第二,各年龄段被告人的刑罚强度变化规律。
  为了进一步了解年龄对被告刑罚强度的影响,笔者对不同年龄被告人的平均刑罚强度进行了详细统计,以验证上述年龄段考察中得出的结论能否成立。
  研究发现,第一,盗窃罪被告人的年龄分布极不均衡,其中18-28岁属于盗窃罪高发年龄段,有795名,占被告人样本总数的58.9%,50岁以上的被告人则相对较少,每一年龄被告人均不足10人,个别年龄仅1、2人甚至0人,所以高龄被告人的平均刑罚强度受偶然因素干扰较大,因此,将50岁以上被告人分为50~54岁、55~59岁和60岁以上三组,分别有17人、8人和10人。第二,各个年龄被告人的刑罚强度波动较大,但同时总体呈现出年轻人和老年人刑罚强度低,青壮年刑罚强度高的特征(见图2)。例如,未成年被告人的刑罚强度均不足10(16岁4.83、17岁7.38、18岁7.20),而老龄组只有55岁以上组才体现出法官的宽宥,55~59岁的刑罚强度为5.81,60岁以上组的刑罚强度为9.81,而50~54岁组被告人的刑罚强度(27.87)甚至高于平均刑罚强度。另外刑罚最严厉的三个组分别为33岁组、34岁组和43岁组,平均刑罚强度分别为38.19、35.71和34.01,均为青壮年被告人。图2中的二阶变化趋势图则更能反映刑罚强度随年龄先升后降的整体趋势。各年龄段被告人刑罚强度与平均值的比较则显示,高于平均刑罚强度的年龄段集中在青壮年阶段,而低于平均刑罚强度的年龄段则主要是年龄轴左右两端的低龄人群和老龄人群(见图3)。这种法官对特定年龄当事人的宽宥,在有明显低龄特征(如低于20周岁)和明显高龄特征(如大于55周岁)的人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图略)
  图3不同年龄段刑罚强度与平均刑罚强度比较图
  3.被告人的户籍
  社会中的地位差别和不平等常常体现在阶级、阶层、性别、种族或民族和年龄等方面;在中国,社会差别在户口或户籍方面表现地十分突出,“户籍身份成为重要的分层维度之一,在社会分配和再分配体制中,个人的户口身份是资源配置和利益再分配的重要依据和标准。”[31]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户籍已经从一种社会管理的制度,异化成中国人的一种身份标志,户籍这一体现在案卷和起诉书等法律文件中的身份标志,会对法官的裁判产生怎样的影响?
  第一,户籍类别对刑罚强度的影响。户籍包含了户籍类别和户籍地这两种主要的要素,户籍类别是户籍的首要因素,可划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两种类型,相应的人群也分别被称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社会学者曾考察户籍与社会歧视、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户籍制度产生的户籍等级和歧视意识,已经“渐渐深化和渗透到各种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之中,以至于任何行政的决策,对根据户籍身份的不同而采取的区别对待政策的做法视为理所当然之事。”[32]
  既然社会的歧视意识已经形成,公共政策领域也出台过不少以户籍为依据的政策和制度,那么法官能否保持客观中立呢?分析发现,非农业户口被告人的平均刑罚强度为19.96,低于农村户口被告人的平均刑罚强度20.83,但是其平均犯罪金额也低于农村户口被告人。对不同罪行的细分考察发现,在非农业户口被告人各档次的犯罪金额并不比农村户口被告人明显偏高的情形下,非农业户口的被告人在轻罪、中罪还是重罪都比农村户口被告人的平均刑罚强度稍高,分别高出2.4%、9.6%和16.8%;同时,非农业户口被告人的刑罚综合指数比农村户口的被告人高4.4个百分点。这些微小差距的产生是否具有必然性呢?我们通过单因素的方差分析发现,P值均大于0.05,可见户口因素对被告人的裁判影响并不显著,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对被告人的裁判结果影响不大(见表5)。
  表5不同户籍类别被告人刑罚综合指数、犯罪金额比较表

┌──────┬─────────────┬─────────────┬──────┐
│      │非农业户口        │农村户口         │P值     │
│      ├──────┬──────┼──────┬──────┤      │
│      │刑罚强度  │犯罪金额(万)│刑罚强度  │犯罪金额(万)│      │
├──────┼──────┼──────┼──────┼──────┼──────┤
│轻罪    │8.11    │2686    │7.92    │2757    │0.735    │
├──────┼──────┼──────┼──────┼──────┼──────┤
│中罪    │46.36    │2.13    │42.30    │2.00    │0.264    │
├──────┼──────┼──────┼──────┼──────┼──────┤
│重罪    │148.3    │33.50    │126.99   │29.49    │0.109    │
├──────┼──────┼──────┼──────┼──────┼──────┤
│平均值   │19.96    │1.64    │20.83    │2.13    │0.675    │
├──────┼──────┼──────┼──────┼──────┼──────┤
│刑罚指数(%) │104.0    │-      │99.6    │-      │      │
└──────┴──────┴──────┴──────┴──────┴──────┘

  P值(显著水平=0.05)
  第二,本地与外地户籍被告人刑罚强度比较。有学者对某年度北京地区公诉案件的量刑进行分析后认为,“非北京籍的犯罪人受到的处罚比北京籍犯罪人要重一些。”[33]本文的样本数据分析是否支持这种倾向呢?
  从本文的样本数据分析来看,被告人的户籍地,特别是被告人是否为京籍对裁判还是有明显的影响。从平均值来看,北京人的刑罚强度为外地人刑罚强度的81.5%,相对较低。通过P值检验发现,被告人的户籍地对不同档次刑罚影响存在较大差异。轻罪中,北京人的平均犯罪金额较高而刑罚较低,刑罚强度仅为外地人的85.9%, P值=0.028,显示出法官对于本地籍被告人判罚宽宥比较显著;中罪中,北京人的平均犯罪金额和刑罚强度均高于外地人,体现不出明显规律;重罪中,北京人的犯罪金额较低,刑罚强度反而较大,两者的P均大于0.05(见表6)。由此可见,法官对本地被告人判罚的宽宥只在构成轻罪的被告人中比较显著。
  表6不同户籍地被告人刑罚强度比较表

┌──────┬───────────┬───────────┬─────┬────┐
│      │本地人        │外地人        │平均值  │P值   │
│      ├─────┬─────┼─────┬─────┼─────┤    │
│      │刑罚强度 │犯罪金额( │刑罚强度 │犯罪金额( │刑罚强度 │    │
│      │     │万)    │     │万)    │     │    │
├──────┼─────┼─────┼─────┼─────┼─────┼────┤
│轻罪    │6.99   │3026   │8.14   │2676   │7.92   │0.028  │
├──────┼─────┼─────┼─────┼─────┼─────┼────┤
│中罪    │47.88   │21574   │41.99   │20027   │43.03   │0.135  │
├──────┼─────┼─────┼─────┼─────┼─────┼────┤
│重罪    │135.00  │13.72   │129.59  │31.47   │130.02  │0.755  │
├──────┼─────┼─────┼─────┼─────┼─────┼────┤
│平均值   │17.37   │9271   │21.26   │22567   │20.54   │0.0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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