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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司法案例》
克劳福德案:采纳传闻证据不得侵犯被告人的对质权
【作者】 吴宏耀徐文晶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对质权;传闻证据规则;传闻例外;证言性陈述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6
【页码】 113
【摘要】

美国《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中的对质权条款赋予了被告人在法庭上与对其不利的证人当面对质的权利。因此,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英美法的传闻规则例外可能会与对质权产生冲突:如果某个不利于被告人的证人证言,恰好又属于某项传闻规则的例外,若依据传闻规则认定这一证人证言具有可采性,就相当于剥夺了宪法赋予被告人的对质权。长期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直致力于厘清对质权与传闻规则的关系。本文旨在对克劳福德案进行详细介绍,通过基本案情、主要争点、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不同观点三个方面,探讨对质权与传闻规则关系的变化与发展。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1466    
  有关对质权与传闻证据规则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198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俄亥俄州诉罗伯茨案对传闻证据规则与对质权的理论进行了总结,形成了著名的罗伯茨规则。即如果某一证人不能出庭接受交叉询问,而控诉方提出依据传闻规则例外该证人证言具有可采性,那么对质权条款要求:(1)控诉方必须证明该证人不能出庭作证;(2)该证人证言要具有“明显可靠性”。其中,“明显可靠性”是指,该证人证言属于根深蒂固的传闻例外,或者该证人证言的可靠性有特别的保证。
  然而,罗伯茨案并没有对哪些传闻证据属于“根深蒂固的例外”或者属于“可靠性有特别的保证”作出明确的说明。这种不确定性使联邦最高法院长久地陷入了对传闻证据可靠性的判断之中,并招致了诸多批评。批评者认为,罗伯茨规则赋予了法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减损了被告人的对质权。克劳福德案对上述批判做出了回应。
  一、基本案情及其法律争点
  1999年8月5日,华盛顿州居民肯尼斯·李(Kenneth Lee)在自己家中被邻居克劳福德(Michael Crawford)刺伤。警方在当日晚间逮捕了上诉人,在做出米兰达警告后,分别对被告人克劳福德和他的妻子西尔维娅(Sylvia)进行了两次录音讯问。第一次讯问中,两人的陈述大体一致:当日,克劳福德夫妇去李家做客,克劳福德因故中途离开了房间。在此期间,李试图对西尔维娅进行性骚扰,西尔维娅大声呼喊,向丈夫求救。克劳福德听到妻子的呼喊声后立刻跑进房间与李扭打起来,并拔出刀将李刺伤。然而,在第二次讯问中,克劳福德和西尔维娅却同时推翻了第一次讯问中所作的陈述。他们承认,事发当日,李并未对西尔维娅进行性侵害,但在案发的几周前,李曾经试图强奸西尔维娅;案发当天,西尔维娅是带着丈夫去找李“算账”的。找到李以后,克劳福德情绪激动,两人相持不下发生了打斗,被害人被刺伤,而上诉人的手被划伤。
  上诉人为自己辩解,在打斗过程中他认为李手上持有武器,为了防止被李伤害,他才刺伤对方的,其目的完全是出于防卫。西尔维娅基本上确认了上诉人关于导致打斗发生的事件的陈述,但在描述打斗过程时,她的说法却与上诉人完全不同—尤其是在本案的争议焦点:被害人是否在遭到攻击前就持有武器的问题上。她陈述说当时并没有看见李手中持有武器,李将手举过头顶试图打落上诉人的手,之后李将他的右手伸进了口袋,并后退了一步,此时上诉人已经刺伤了李,之后李张开双臂空着手倒了下去。这一事实十分关键,如果李在打斗过程中并没有持有武器,那么克劳福德的攻击与谋杀未遂的罪名极有可能被认定;如果李在打斗过程中持有武器,那么克劳福德的正当防卫的辩解就有可能成立。
  检方指控上诉人涉嫌故意伤害和谋杀未遂。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宣称自己是出于自卫。西尔维娅因为华盛顿州配偶作证豁免权[1][2]没有出庭作证(即未经其配偶同意,可以免除作证义务)。但在华盛顿州,这项特权并不排除将配偶的庭外陈述作为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3]因此控方将西尔维娅的两次讯问录音提交法庭,以此证明上诉人的袭击并非出于自卫。西尔维娅在讯问中承认将上诉人带到被害人的住所,并推动了打斗的发生。因此,在本案中,西尔维娅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实质上的共犯关系,西尔维娅的陈述属于不利于其利益的陈述,根据华盛顿州传闻证据规则的规定,该陈述可以作为实体证据使用。
  上诉人反驳,法庭如果认可这份证据,就侵犯了他“与对其不利的证人当面对质”的宪法权利。但依据对罗伯茨规则的理解,如果证人证言具有“明显可靠性”,[4]法庭就可以认可对刑事被告人不利且无法出庭作证的证人之证言。为了达到这一标准,该证人证言要么属于“根深蒂固的传闻例外”,或者该证人证言的“可靠性有特别的保证”。法庭认为西尔维娅的陈述符合后者的要求,并论证了为何其具有特别的可靠性:西尔维娅证实了她丈夫的行为;她具备一个目击者的完全的能力;她接受讯问时陈述的是刚刚发生过的事;她接受的是一位中立的执法者的讯问。检察官向陪审团播放了讯问录音,并认为这是一份有力的反驳了上诉人“正当防卫”的辩解的证据。法官同意了控方的这一动议,陪审团据此判决克劳福德有罪。
  克劳福德以一审法院侵犯其对质权为由向华盛顿上诉法庭提出了上诉。上诉法庭经过审理后认为,西尔维娅的陈述不具备“可靠性有特别的保证”,也不属于“根深蒂固的传闻例外”。理由包括:西尔维娅的两次陈述存在矛盾之处;它是针对特定问题所作出的回答;她承认在攻击发生的一刹那她闭上了眼睛。此外,克劳福德夫妇二人在关于上诉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这个关键问题上的陈述是不一致的。上诉人的供述是他确定在他进行攻击时,李手中可能拿着什么东西;但西尔维娅的陈述是当李被刺伤后试图去抓什么东西。采纳该陈述侵犯了克劳福德的对质权,因而推翻了一审判决。
  然而,华盛顿最高法院却维持了一审判决,全体一致认为西尔维娅和克劳福德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西尔维娅的陈述虽然不属于根深蒂固的传闻例外,但是其可靠性有特别的保证,“如果共同被告的陈述实质上与被告人的供述完全一致,它就具有可靠性”[5]并解释道:“尽管上诉法庭认为证人与上诉人的证言是相互矛盾的,但实质上他们有重合之处。两人的证言都指出李可能持有武器,但都不能进行确认,并且无法确认因为李持有武器而克劳福德是单纯的进行正当防卫,他们也都不能确定上诉人手上的划伤是何时造成的,这些都是证言相互印证之处”。采纳该陈述并不侵犯克劳福德的对质权。华盛顿高等法院据此维持了初审法院对克劳福德的有罪判决。之后,克劳福德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最高法院签发了调卷令,以决定州法院对西尔维娅证言的采用是否违反了对质权条款。最高法院反对州法院关于“因上诉人援引婚姻特权就意味着放弃了对质权利,就无需进一步对可靠性进行证明”[6]的论断,理由是“强迫被告人在婚姻特权和与其配偶对质之间作出选择其实意味着他毫无选择余地”。
  本案的争论焦点非常明确:采纳庭外证言的传闻规则与对质权之间的关系。美国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中的对质权条款规定:“在所有的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享有……在法庭上与对其不利的证人当面对质的权利。”最高法院一直以来都在努力确保这一基础条款在联邦与州的刑事诉案件中得到忠实的执行。如上文所述,罗伯茨规则表示,证人无法出庭时,其庭外陈述可以被承认,只要该证人证言具有“明显可靠性”,即该证人证言属于根深蒂固的传闻例外,或者该证人证言的可靠性有特别的保证。上诉人认为罗伯茨规则背离了对质权条款的本意,联邦最高法院不得不对此进行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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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判结果
  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认为对质权条款禁止采纳西尔维娅的陈述,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案由斯卡利亚大法官撰写判决意见,认为“在对质权条款下,证人在法庭外的陈述是被禁止的,无论该证人证言是否被法庭认为具有明显可靠性。除非证人无法出庭,并且被告人在庭前已经拥有与证人交叉询问的机会[7]因为以前的判例清楚地表明,仅仅由其他的审判证据补强庭外陈述并不足以构成罗伯茨规则中的“可信性标记”,奥康纳大法官表示附和。
  (一)对质权条款的历史背景与理解[8]
  斯卡利亚大法官认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人”的含义包括实际上出庭作证的证人,[9]也包括向法庭提交证言的证人,[10]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状态的证人。因此,我们需要回顾对质权条款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其本意。
  对质权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罗马法时期,[11]但作为美国宪法条款的对质权概念却直接来自于普通法。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证人证言的采信方式不同。普通法系的传统是在法庭上进行对抗,而大陆法系则采用纠问式、单方、秘密审判。[12]
  尽管如此,英美法有的时候还是会借鉴大陆法实践当中的某些因素。治安法官或者其他官员会在审判前先对嫌疑犯和证人进行审问,这些审查结果有时会在法庭上宣读以代替出庭作证。这是用来应对“被告人频繁的要求原告或对其不利的证人当面对质”。在一些情况下,这种要求甚至会被拒绝。[13]
  在16世纪玛丽女王统治期间,预审已经成为了常规程序。法律要求重罪案件必须由治安法官对被告人和证人进行调查,以确保法庭作出准确的裁判。这一程序原本的目的是确保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能被接受,[14]但后来这些文件在一些案件中被直接当做证据使用,与大陆法系的审判模式趋同。
  纠问式审判模式最引人诟病的例子是发生在16至17世纪的政治审判。其中的一个案件是1603年沃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被指控“叛国罪”,同案犯科巴姆勋爵(Lord Cobham)给他写过一封书信。在法庭上,这封信被当众读给陪审团听,罗利爵士称“科巴姆做了伪证,他希望通过指控我来换得国王的宽恕”,因此罗利爵士请求法官传唤科巴姆到庭当面对质,他说道:“普通法上的证明过程是由证人与陪审团来共同完成的,让他到庭上来,和我当面对质。”但法官拒绝了他的请求,即使罗利爵士抗议自己遭受了“宗教法庭”的审判,他仍被认定有罪并且被判处死刑。
  一位罗利案的法官事后哀悼“英国的司法从未如此堕落”。通过一系列的立法与司法改革,英国建立了对质权制度来限制司法官权利的滥用。例如,在审理叛国罪时,证人必须出庭与被告人“面对面”的对质,并发展出了相当严格的庭外证据排除规则。法律还规定了被告人的供述只能用来指控他自己,而不能用来指控其他有关联的人。
  接踵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证人在预审阶段的证言是否可以被采信取决于被告人之前是否有与其进行交叉询问的机会。最高法院在1696年的诽谤案[15]中给予了肯定性的回答。法庭指出,即使证人已经死了,他的证言中“在治安法官面前没有被被告人交叉询问的部分”也是不可采的。通过此案,保障交叉询问权利的重要性已经根植于公众的普遍意识中。到1791年宪法第六修正案获得通过时,法庭适用的交叉询问规则,明确包括治安法官在重罪案件中所作的调查,[16]“这是普通法建立在自然正义基础之上的一项规则,没有人可以在其被剥夺对证据进行交叉询问权利的情形下被判有罪”。
  (二)关于第六修正案的两个推论
  第一,对质权条款不仅适用于反对被告人的庭内证言,而且也调整在法庭上出示的庭外陈述。如果不在证据上对庭外陈述进行规范,将会致使对质权条款即使是在公开审判时,也会显得软弱无力。毕竟罗利爵士可以自由地在法庭上与那些宣读科巴姆供述的人进行对质,但其真实的对质权却被无情地剥夺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庭外陈述都能够适用第六修正案。根据对质权条款中所用的“不利于被告人的证人”这一用语,其只调整那些“证言性陈述”。同时,对质权条款所调整的“证言性陈述”仅限于传闻证据。斯卡利亚大法官选取了《韦氏词典》中有关证人的概念,即“证人是指提供证言的人”,而“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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