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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清华法学》
迈向科学的法律实证研究
【作者】 程金华
【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特聘教授}、法社会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分类】 法哲学
【中文关键词】 法律实证研究;数据法学;学术批评;研究路径;问题意识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149
【摘要】 当前中国法律实证研究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依然存在较多问题,需要对现存问题进行技术性讨论、批评和反思。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为论题、理论、论据和结论这四大研究要素的残缺,研究要素在理论世界和经验世界的转换不当,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当衔接。由于这三类问题的存在,使得相当一部分法律实证研究论著出现研究选题乏味、理论应用不力、量化数据不足和统计操作随意的技术缺陷。这些缺陷构成了当前中国法律实证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文章建议,中国法律实证研究者在进一步建设学术共同体的同时,应当致力于共同遵循科学研究的“正当程序”来推进实证研究迈向科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1531    
  目次
  一、引言:批评法律实证研究的技术视角
  二、实证研究的要素、路径与问题类型
  三、研究选题的乏味
  四、理论应用的乏力
  五、量化数据的不足
  六、统计操作的随意
  七、结语:通过“正当程序”来保障科学发现
  一、引言:批评法律实证研究的技术视角
  近年来,包括以质性经验和量化数据为对象的法律实证研究在中国法学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讨论与认可,并且讨论的范围越来越广、认可程度越来越高。[1]尤其是,关于法律实证研究的价值,已经到了较为系统的表述和认可。[2]作为本文分析对象的法律实证研究中的量化研究也得到相当的发展,以法律数据的挖掘和分析为业的“数据法学”应运而生,[3]与早先的“计量法学”等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4]
  然而,在操作层面,量化的法律实证研究在全世界也算刚刚起步,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即便在引领世界潮流的美国学界,法律实证研究的操作问题也广受诘难。本世纪初,美国两位知名学者李·爱泼斯坦(Lee Epstein)和加里·金(Gary King)[5]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上撰长文,对当时美国法律实证研究的现状进行了非常系统的批评。他们对在1990-2000年间美国所有法律评论发表的两百多篇法律实证研究文章[6]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每篇文章都至少有一处违反了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所必须遵守的“推论规则”(rules of inference)。[7]这两位学者以“入门指南”的写作方式对美国法学界所发表的实证研究文章全面开火,令美国法学界非常难堪,并引发了针锋相对的辩护。[8]然而,该文虽然用语简单、并没有太高深的理论建构,但分析非常系统,批评非常严肃,建议非常有针对性,奠定了美国学界反思法律实证研究质量的基调,并引发了后来一系列关于法律实证研究作品“质量控制”的思考。爱泼斯坦和金是从事(法律)实证研究的一流学者,对实证研究价值坚信不疑,但对研究操作的批评毫不留情面,是“恨其不争”的批评,其意义远远大于诸如“法律实证研究有什么价值”这样的宏观讨论。这种批评采用内部人的技术批评、操作反思的视角,非常有意义。
  在中国,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了本土法律实证研究实践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合理的批评。[9]更难能可贵的是,一些法律实证研究学者非常自觉地意识到了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重要性。比如,左卫民认为,在已有的关于中国法律实证研究的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大多未直接展开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所以其讨论多为外部性论述,可能不够系统和深入,尤其是对实证研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和挑战可能体察不够”,所以他建议,“中国法律实证研究之路需要长期研究者在观瞻他者的同时省思自己”。[10]这是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实践者自我反省意识的具体体现,非常有意义。[11]徐昕更加确切地提到,“为了……促使法学研究更多地面向实践,关注中国问题,……有必要对法律实证研究的误区、方法与技术进行系统讨论。”[12]在本文中,站在一个“内部人”的立场,我继续推进这种技术讨论,着重在操作层面对当前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归纳、反思,希冀得到学界的共鸣,并认真对待之。
  当然,有些学者会觉得过度关注实证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在现阶段没有必要,没有意义。比如,苏力认为,“无需关心实证研究的概念、定义和要件,甚至方法之类的话题,这并不重要。就方法而言,不能过分迷信方法,认为方法有直达上帝或者真理的专线。很多人是因为发现自己没有思想的时候,才开始注重方法。”[13]或者,有些学者会对实证研究的技术问题持有一种更加温和的、实用的“相对合理主义”立场。比如,陈若英认为,“对当今的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律实证研究而言,强调研究方法本身的技术性也许并非最紧迫的任务,培养从社会现实中发现研究对象的问题感和遵循学术规范和透明度前提下的创造性也许是更为紧迫的价值和目标。”[14]
  我部分同意上述看法,即:问题意识和创造性是实证研究的学术生命力所在,技术手段永远是辅助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也坚持,缺乏合理方法支持的学术创造总是似是而非,难以有十足的说服力。尤其是,所谓“法律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日益丰富的数据,越来越掩盖了当前中国法律实证研究所滥觞的技术问题,使得实证研究成果更具——深层次的——科学性问题。当然,研究方法与技术未必是通往真理和思想的充分条件,统计也会撒谎。[15]但是在概率上讲,遵循大家有共识的学术范式与技术,往往更容易达到真理、提出新思想。简言之,研究方法与技术不是万能,但是不谈基本的方法与技术,更容易走“歪门邪道”。进而言之,对于想进入实证研究领域的初学者而言,遵循基本方法和技术是有效开展学术研究的“扶手”,这也是实证研究视为一门“学科”(discipline)的基本要义。所以,我在本文中继续——并更加系统地、深入地——推进从技术角度检讨、批评和反思当下中国法律实证研究的现状。[16]
  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首先将对实证研究的要素和路径进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所有法律实证研究潜存的几类问题。然后,结合问题类型,本文将分别从研究选题、理论应用、数据收集和统计操作的角度对法律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更加具体的剖析。最后,基于前文的研究,文章进行简单总结,并提出一些改善当下法律实证研究品质的倡议。
  二、实证研究的要素、路径与问题类型
  这部分首先搭建一个理解实证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所有法学研究)路径的理论框架,并对实证研究的潜在问题做个类型化概括,方便后文进行更加细致的技术分析。像其他科学论著一样,一个好的法学研究,通常从一个好的论题开始,在分析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寻找到扎实的理论或者经验证据,得出自己的结论,来回应本研究的论题。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有四个基本研究要素,它们分别是论题、文献、论据与结论。同时,把这四个要素衔接在一起的过程就是不同阶段的论证过程。[17]
  对上述四个基本研究要素的取舍与侧重,构成了学术研究的不同路径。一种路径是“全程”的路径,也就是把四个核心要素用论证过程串联起来的研究路径。此外是不同类型的“捷径”。当前中国法学研究采用的“捷径”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有了研究论题之后,围绕这个论题,对相关的文献进行了归纳和评述,便直接得出自己的结论,然后就结束了。此类文章,通常被称为学术评论,如果写得好,也非常有价值,尤其是对于想了解这个领域研究进展的读者而言。但是,这种文章的特点是没有提供自己的新证据,通常也缺乏有力论证,所以基本上很难有学术创新性。第二种是,有了研究论题,但跨过文献综述,直接利用不同类型的证据展开论证,并由此得出结论去回应论题。也就是说,此类研究缺乏文献回顾。严格地讲,完全没有提及文献的学术文章非常罕见,但是没有认真做文献综述的法学研究文章不在少数。这种情况是,要么作者是本领域的“大佬”,觉得没有必要去做文献分析,要么是本领域的“菜鸟”,实在不知道怎么做文献分析。第三种是,有了论题,做了文献综述,然后利用一定的证据开展论证,但是没有(明显)的结论,或者结论只是证据的简单总结,并没有做精准的理论提炼去回应论题。
  上述对法学研究要素和路径的归纳暗含了法律实证研究可能存在的第一类问题,不妨称其为研究要素“残缺”问题。很显然,缺乏证据的研究,就不能称之为实证研究。论据——确切说经验证据——的残缺对于实证研究而言,自然是个大问题。同时,除了经验证据,实证研究作品也可能会缺乏其他三个要素——论题、文献、结论——中的一种或者多种。这都是研究要素残缺的问题。
  对于实证研究而言,核心研究要素的残缺,不是问题的全部。即便研究要素齐全了,还会面临着研究要素在抽象的理论世界和具体的经验世界之间不能“转换”或者“转换”不当的问题。要理解这类转换性问题,得从实证研究中的操作化讲起。操作化是让抽象的概念(理论)转变成可测量的经验现象(命题)的过程。[18]比如,“司法不公”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抽象概念。那么,如何实证地比较一个地方的司法比另外一个地方的司法更不公正?研究者就通常用两个地方的冤假错案率来进行比较。从抽象的“司法不公”到可计算的“冤假错案率”就是一个操作化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从理论世界转换到经验世界的过程。反之,如果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冤假错案比另一个地方更多,就判定前者比后者更加“司法不公正”,这是一个从经验世界转换到理论世界的过程。在理想的法律实证研究中,论题、文献、论据和结论这四个要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理论与经验之间的转换,既避免纯粹理论研究的“空对空”,也超越纯粹经验观察的“就事论事”,并实现经验到理论的升华。
  具体而言,在实证研究的论题描述中,最好既存在有意义的抽象性问题,也说明与之相关的经验性问题。在文献综述中,通常也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前人研究对论题的理论见解,另一个层次则是基于这些已有见解所形成的可以在经验上证明或者证伪的命题假设。而实证研究中论据的转换则在全样本和抽样样本之间发生——在大部分情况下,全样本证据不可获知,只存在于理论世界中,在经验世界中只能依赖科学的抽样证据来推论全体。最后的结论要素,同样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对经验发现的总结,另一个是从经验总结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性结论。研究要素没有在理论世界和经验世界进行合理的转换,是许多法律实证研究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这是我要归纳的第二类问题,不妨称其为研究要素转换问题。
  除此之外,法律实证研究还存在第三类的研究要素之间的“衔接”问题。前文提到,实证研究从论题到文献,从文献到证据,从证据到结论,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进行合理的衔接。这些衔接都可以称之为论证过程。衔接不当,就出现论证不当的问题。比如,在论题和文献之间,一个研究或许有了清晰的论题,但是文献综述可能与论题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就形成了“文不对题”的论证问题。同理,文献和证据之间,经验证据可能不是直接去证明或者证伪基于文献所形成的命题假设;在证据和结论之间,结论可能不是基于经验证据形成的。这些问题都属于研究要素之间的衔接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三类问题,我对上文提到的法律实证研究的要素与路径做了一个示意图(如下页图1)。
  如图1所示,一个理想的法律实证研究,存在两个论证循环,一个在理论世界,另一个在经验世界,并且在四个要素那里都可能发生转换。图中深灰色的外圈描述了实证研究在抽象理论世界的四个要素(抽象论题、理论文献、全样证据和理论结论)以及这四个要素之间彼此一
  (图略)
  图1法律实证研究要素与路径示意图
  一衔接的六个步骤(从I到VI)。其中,从I到IV代表了抽象论题—理论文献、理论文献—全样证据、全样证据—理论结论、理论结论—抽象论题这四个论证过程,这些前文已经大体提及。此外,V和VI分别代表理论文献—理论结论、全样证据—抽象论题的衔接,也非常重要。尤其是,法律实证研究在提炼出理论结论之后,不仅要去回答抽象问题,也要去呼应已经提及的理论文献(图1中的V),由此推动本研究领域的理论发展。从I到VI这六个论证衔接的组合,也显示了不同的研究路径。比如I + IV + V的组合,就是前文提到的评论文章。再如,III + IV + VI的组合,就是前文提到的缺乏文献回顾的研究。这些都是研究要素残缺的“捷径”研究。同时,图1中浅灰色的内圈描述了实证研究在经验世界的四个要素(经验问题、假设命题、抽样证据和经验发现)以及这四个要素之间彼此一一衔接的六个通道(从i到vi)。这些经验性要素和彼此衔接的路径,也构成了一个封闭的论证循环。
  由于实证研究存在两个论证循环,所以前文提到的四大要素,实际上变成了四对要素,即抽象论题/经验问题、理论文献/假设命题、全样证据/抽样证据、理论结论/经验发现。实证研究的要素残缺首先意味着上述四对要素中的任一对要素的整体缺失,其次意味着在八个要素的任一单个要素的残缺。当然,任何一对要素的整体残缺,几乎会产生问题。反之,单个要素的残缺,得视情况而定。比如,如果实证研究可以利用全样本数据,就无需利用抽样证据。同时,正如前述,理论要素和经验要素之间转换非常重要,没有从理论世界向经验世界的转换,就不构成实证研究;如果只有纯粹的经验探索,没有对此进行抽象的理论归纳,那通常也不会有太好的“理论故事”。在论证衔接方面,通常是理论论证回答理论问题,经验探索回应经验问题。这也意味着,一方面,无论是I到VI这个论证循环,还是i到vi这个循环,都可以是自洽的;而在另一方面,某两个理论要素之间的论证衔接,通常又依赖于相对应的另外两个经验要素之间的论证衔接。比如,用理论结论去回答研究的抽象论题(图1的IV),通常建立在经验发现对经验问题的有效回答基础上(图1的iv)。
  上文对实证研究三大类潜在问题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呼应了白建军关于程序是实证分析第一要素的界定。他认为,法律实证研究中的程序首先意味着过程性,“从发现并提出问题,到建立理论假设、工作假设,到实地观察、调查、收集资料,再到整理、统计、分析资料,最后解释分析结果,得出研究结论,实证分析由相互联系的若干步骤构成一个完成的过程”;以及,“程序性还意味着规范性,这不仅要求按照统一公认的要求撰写论文、作好注释,更重要的是强调概念的操作化、抽样的随机性、数据采集的客观真实、资料编码、统计分析、数据解释、报告结果等过程的标准化”。[19]法律实证研究中发生的要素缺失、理论与经验之间的没有转换或者转换不当、要素之间没有衔接或者衔接不当,就是违背了实证研究的“正当程序”。
  三、研究选题的乏味
  在对法律实证研究的潜在问题进行了类型化之后,我接下来结合一些实例,对各类问题进行更加细致、具体的剖析。先从论题或者选题开始。好选题是好研究的出发点和终点。法律实证研究亦是如此。选题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是本研究想要直接或者间接解决的理论或者现实问题(problems),另一个层面是本研究清清楚楚提出来、并要回答的研究问题(questions)。为了避免混淆,本文借用何海波的观点,还是用“问题”去指代problems,用“话题”指代questions。[20]这样的话,选题或者论题包括问题与话题两个层面。一个学术研究必须清晰地提出话题,并予以明白的回答,否则不算成功。然而,解决问题并不容易。在一个学术研究中,即便话题被成功解答了,背后的问题未必能够解决,因为可能需要大量的系列话题研究才能解决一个理论或者现实问题。
  上面这段话有些拗口,我举个例子说明。在一篇关于中国民间借贷利率规则的实证研究中,我在文章开门见山就指出:“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民间借贷利率规则,即究竟由借贷双方自由商定利率还是限定一个(合理的)法定利率上限,是一个始终贯穿中国历史的现实问题。”[21]这显然是本研究选题中的问题。文章又进一步指出这个问题既需要法教义学研究的努力,也需要实证研究的努力——并且,即便是实证研究,也包含了对民间借贷相关的大量事实话题,而本文只能研究“法官是如何认定利息的,如何计算四倍基准利率”这个非常具体的司法实践的经验事实。[22]后者是本研究的话题,即便成功解决了,也未必能够解决民间借贷利率规则建构这个问题。结合这个例子,我想进一步说明:在实证研究中,论题这个研究要素在理论世界与经验世界之间的转换,通常也是理论问题(theoretical problems)与经验话题(empirical questions)之间的转换。
  中国的法学研究缺乏问题意识,没能提出好选题,是我们老生常谈的现象了。[23]顾培东归纳了当前法学研究问题意识中的五大问题,一是研究问题不是法治实践的问题,二是研究问题是法治现实中的边缘化问题,三是研究问题对中国法治以及法治意识形态建设并不实际作用,四是理论研究扭曲了问题的实质,五是问题意识没有最终落脚于问题的解决。[24]这些概括可谓是一语中的,几乎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法学研究,包括法律实证研究。
  当然,相对于法教义学研究而言,当前中国的法律实证研究选题方面的问题也有其独特性。[25]法律实证研究通常不存在论题的整体缺失,否则基本上没有办法开展研究。换句话说,只要是抱着实证的态度开展研究的,至少会存在一两个具体的经验性话题,否则研究的开展难以想象。同时,更为关键的是,法律实证研究的选题问题还表现在“理论问题”和“经验话题”之间的没有转换或者转换不当上。
  我把当前中国法律实证研究选题的问题纳为形形色色的“乏味”,也就是不能“勾引”读者的“知识味蕾”。具体而言,又分为如下几种情形。首先是实证研究选题的“没味”,也就是说,选题谈不上有问题,但是也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比如,我自己在前几年做个一篇关于中国律师执业选择的研究,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统计《中国律师年鉴》第1至6卷(2000至2009年)中所有律师工作方面的数据,包括人员信息、业务信息和收费信息等,并试图基于这些数据对律师择业的“集体非理性”做一个归纳和解释。[26]尽管我本人至今认为这个问题还是有意思,值得大家去关注,但是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显示,至今该文只被引用1次,而且还是我本人的自引。这是一种非常令人难堪的情形。很有可能,这样一个实证选题,对于中国法学期刊的读者而言,是“没味道”的。很多当前实证研究的选题存在同样情形。
  其次是实证研究选题的“小众口味”,也就说所研究的问题非常深奥或者偏门,并且通常需要读者较高的知识门槛去理解,因此使得绝大多数的读者望而却步。比如,我的同事李学尧、葛岩等人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篇实证研究文章中提出的选题是“关注认知加工流畅程度(processing fluency)对司法裁判稳定性的影响”。其中,“认知加工流畅度”作为该实证研究的主要自变量,是目前绝大多数法学研究读者非常陌生的概念,咋一看,会感觉得“不明觉厉”,不敢、不愿、不会深读下去。[27]推而广之,关于认知科学和法律的实验研究,目前还是非常小众的选题,由于门槛较高,研究者和读者的范围都非常有限。当然,当前小众的趣味很可能演变成今后的大众潮流,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在这个意义上讲,也不一定是问题。
  最后是实证研究选题的“异味”,指的是把他国读者的知识口味当成中国读者的知识口味。像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一样,中国法律实证研究的选题有严重的“西化”倾向,尤其是“美化”倾向,甚至是“唯美主义”。[28]有学者曾经委婉地对我当面指出,我自己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律师职业发展机制文章的问题意识部分是为了迎合西方的文献而展开的。[29]我虚心接受这个批评。不过,这也是目前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所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一方面,我们的本土研究越来越“与世界接轨”,也意味着越来越应用“世界标准”的学术语言在写作——经济学和社会学体现得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为了使“中国问题”与“世界理论”有直接对话的可能性,在选择问题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问题“世界化”或者“外国化”了。[30]相对于法教义学的规范研究,实证研究这种倾向更为明显。
  反过来,中国有很多选题值得研究,但是因为之前没有人做过研究,反而不好提问。这种情况说来有点奇怪。我自己的真实感受是这样的:如果之前有人做过实证研究,并提出了有意思的选题,那么跟踪研究在操作上是比较顺手的,而开拓性研究则面临如何提问、如果收集数据、如何创建统计模型的困境。这些困境都会成为中国实证研究者提出一个新选题的障碍。事实上,绝大多数已经发表的实证研究作品,都有一种对于成熟选题的依赖。成熟的选题,意味着相对丰富的文献、数据、统计模型和读者群,做起来比较得心应手。同时,对于实证研究而言,问题意识的确立还面临着一个致命的限制:那就是,选题跟着数据走,而不是数据随着选题来。陈若英生动地说,实证研究“看数据吃饭”。[31]
  上述实证研究选题的“乏味”部分是因为客观因素制约,而另外一些则是主观因素导致的选题偏颇或者失误。从客观因素看,实证作品研究“是什么”的问题,法教义学研究“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法律实证研究和法教义学的规范研究基本上是两条平行线,各说各话。两类研究知识的线条从选题开始就分道扬镳。无论是客观制约还是主观失误,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前中国的法律实证研究作品“叫好不叫座”——直接体现是,即便高质量的实证研究,引用率也不高。[32]
  当然,说当前中国法律实证研究选题乏味,并不能一棒子打死。事实上,最近几年,读者能够看到越来越多有意思、有意义的选题。比如,左卫民[33]、王伦刚和刘思达[34]徐向华课题组[35]等对审判委员会的实证研究就非常有意思,对于当下的司法改革也非常有意义。这个选题的意义在于,在中国关于司法改革的讨论中,审判委员会或者检察委员会有点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现实中的审委会或者检委会是如何运作的,好像又是一个“黑箱子”,学者们也没有怎么说明白。所以,关于审委会的实证研究,给广大读者打开了一个知识的黑箱子。另外,前文提到我自己于民间借贷四倍利率规则的研究,也引起了一些关注,[36]主要是因为我的选题是直接针对一个规范问题展开的,并试图在实证研究之后回到规范问题的解决。类似的选题容易引起法教义学同行的共鸣。
  四、理论应用的乏力
  在确定选题之后,实证研究的两个要素中通常涉及到相关的理论应用。一个是在文献回顾中,另一个在结论部分,并通常遥相呼应(如图1的步骤V所示)。当前中国法律实证研究作品存在明显的理论应用乏力的问题。当然,理论乏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选题不佳的自然后果。在这部分,结合前文提到的三个类型的实证研究问题,我对理论应用的问题做深入的剖析。
  首先,相当一部分实证研究从经验话题出发到经验发现的总结结束,全程缺乏有效的理论介入。这种研究的过程就是图1的内圈所显示的,基本上是在步骤i ~ vi之间完成了实证研究,而缺乏研究要素从经验到理论的转换,也因此严重缺乏步骤I ~ VI的介入。这种做法,不能说有错,但是很可惜,牺牲了事实研究可能得出的潜在理论和政策涵义。当前发表的纯粹经验性的法律实证研究例子不少,尤其是司法实务届人士关于司法制度运行方面的实证研究尤为如此。对此,徐昕认为,当前司法实证研究的方向性误区之一是“纯叙事”,并认为“中国目前声称为实证研究的法学文献,绝大部分只能算是调查报告,就事论事,几乎没有理论贡献”。[37]
  通常而言,解决一个法律制度的运作问题(此时需要问题意识),需要了解问题的现状和真相(此时需要经验研究),然后基于某种理念指引解决法律制度运作问题的解决(此时需要有针对性的理论介入)。前文提到了研究“问题”和研究“话题”的区别。从事实出发到事实结束的实证研究,通常只回答了研究话题,但是没有解决研究问题。正如爱泼斯坦和金提到,法律实证研究奉行一套“推论规则”,即从已经发现的事实(基于样本所发现的事实)推论更大范围的事实(研究对象全体的事实),以及从事实推论到解决方案。从发现的经验事实推论到解决方案,需要理论做推论的桥梁,否则是无法推论的。如果说问题意识决定了实证研究的“味道”,那么理论介入就是实证研究的“劲道”。没有理论介入的实证研究,是干巴巴的事实报告,通常会被纳入“调查报告”或者“田野报告”的范畴,而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38]
  由此观之,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看很多已经出版的实证研究没有“劲道”。这些研究有经验问题、有变量、有数据、有统计、有发现,但没有理论,没有做涵义的阐释。我本人最近在参加研讨会时,有几次遇到参与者报告对裁判文书的量化研究。他/她们所关心的主要自变量之一是律师参与诉讼对于被代理人诉讼结果的影响。有些研究发现有积极影响,有些没有发现,但都没有说出为什么。对于读者而言,这样的研究其实很难释惑,反而可能引起了更多的困惑。事实上,法学界大部分的读者或者听众不太关心统计模型中某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的统计上的关联,而更关心的是关联说明了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理论与规范(政策)涵义。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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