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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司法案例》
浅论立法资料在裁判文书说理中的运用
【作者】 程能邵新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立法资料;裁判文书说理;文义优先;关联度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27
【摘要】 立法资料是立法过程中生成的辅助性资料,承载着立法的价值取向,本质上属于识别立法意图的证据。立法资料与裁判说理实践存在内在关联。法官援引立法资料解释法律或者填补法律漏洞,乃裁判文书说理的重要实践形式。法官运用立法资料说理不可绝对化:在运用前提上,法官应当优先考量法律的文义,仅在必要时,方能援引立法资料说理;在刑事案件中,法官不得援引立法资料作为裁判依据。在择取资料时,公开的、与立法意图关联度高的立法资料不仅能帮助法官准确识别立法意图,而且通常能够为当事人接受。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0614    
  一、问题的提出
  针对法官在裁判文书中说理不充分,对案件争点回应性不足的现实,不同机关出台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均强调要“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例如,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开展的四轮司法改革中,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多份“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均涉及裁判文书以及说理改革此项议题。特别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党中央颁行的权威性改革文件更是强化了此项改革任务的重要性。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亦强调“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由此来看,推动法官释法说理已经成为我国司法改革、乃至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任务。
  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围绕我国司法裁判说理的现状、裁判理由的构成、裁判说理的意义、裁判说理的改善路径等问题,业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1]然而,迄今为止,刻画、分析法官援引立法资料说理现象的研究成果颇为少见[2],这不免遗憾。基于此,笔者在本文中将勾勒法官援引立法资料说理现象,揭示立法资料与裁判说理的内在关联,并意图提炼出法官运用立法资料说理的规范准则,以资裁判实践参考。
  二、立法资料与裁判说理的内在关联
  若欲揭示立法资料与裁判说理的内在关联,理解立法资料进入裁判实践的路径与方式,笔者认为,这重点需要考察如下三个问题:一是立法资料的性质与类型;二是裁判理由的构成;三是立法资料与裁判文书说理的关联方式。
  (一)立法资料的性质与类型[3]
  立法过程中会生成大量、无序且为人们所忽视的辅助性资料,例如立法理由说明书、立法工作机构会议记录,等等。由于这类材料与立法过程存在关联性,因而,一般称其为“立法资料”。
  就立法资料的性质而言,其通常被认为是识别立法原意[4]的手段,具有证据品格。在理论上,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通过将思维活动与价值取向外部化,形成具有普遍性、可以被反复适用的权威性法律文本。因此,法律文本通常被人们视为识别规范意图的最重要、最权威的证据。与此同时,作为人类把握外部世界的思维工具,具有表意功能的语言符号通常是有限的,而生活事实却具有无限性,因而,在某些情况下,人们通过有限的语言符号无法指涉无限的生活世界。俗语“词不尽意”即是语言符号表意功能有限性的重要表征。因此,虽然人们通常将法律文本视为确认立法意图的最准确、最权威的证据,但在法律存在漏洞或者法律存在歧义等情形下,为了识别规范目的,准确把握立法者创制法律时可能的价值取向,人们亦并不局限于法律文本,而是通过回溯立法当时的场景,确证立法意图。由于立法资料、法律文本均与立法过程存在关联性,本质上或多或少承载着立法时的信息或者立法者的意向,因此,与法律文本的功能类似,通常可以将立法资料视为确定立法意图的重要手段。
  根据不同国家的政治架构和立法传统,立法资料的形态、类别各具特色。一般而言,依循完整的立法过程,广义的立法资料包括立法准备阶段生成的立法资料、提出法案到法律通过阶段生成的立法资料和立法完善阶段生成的立法资料;而狭义的立法资料,亦即实践中最为常见的,则是指从提出法案到法律制定阶段生成的立法资料,例如,立法过程中的理由说明书、法律审议过程中的意见、立法机关颁布的权威释义等,这些属于立法资料的典型类型。本文主要考察从提案阶段到法律通过阶段生成的立法资料。
  综上,笔者认为立法资料是立法过程中生成的辅助性资料,具有识别立法意图的功能。就类型而言,其种类异常繁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指从提案阶段到法律通过阶段生成的立法资料。
  (二)裁判理由的构成
  一般而言,为了说服他人,人类提出任何主张均依赖于一定理由的支持,没有被理由证成的主张通常是非理性的。从实践来看,案件争议缘于诉讼两造之间的利益纠纷,裁判本质上是对案件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重新分配。为了证明此种关涉当事人利害关系的决定不仅是权威意志的作用,而且内涵着理性的考量,人们常常将公开裁判文书、展示判决结论的形成过程视为现代司法的重要标识和基本要求。由此来看,为了使当事人接受判决结论,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必须说明裁判结论形成的过程和成立的理由,证明判决结论的正当性。与此同时,通过考察裁判文书的逻辑结构,可以看到,判决结论的证立通常内置以“三段论”为中心的推理模式[5]。通过分解“三段论”推理模式,可以看到:面对案件争议,法官首先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建构形成“小前提”,然后寻找法律依据确定“大前提”,并通过解释适用法律,将“小前提”中的案件事实归摄于“大前提”中的“构成要件”之下,最终经由逻辑法则的联结作用,将法律效果传递至个案中。简言之,以“三段论”为核心的推理模式可被化约为通过寻找大前提—“法律依据”,确定小前提—“案件事实”,并依据并依循大、小前提(法律依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逻辑联系,推导获得裁判结论的过程。
  如果反向回溯判决结论的证立过程,又可以看到,由于“大前提”“小前提”以及两者间的逻辑关系等命题均联结着判决结论,构成着裁判证立的逻辑要件,那么便可将“法律依据”“案件事实”以及两者间逻辑关系的“陈述”视为判决理由。对此,学者们通常将裁判文书中的“法律依据”称为“法律理由”,将“案件事实”称为“事实理由”,将揭示法律依据、案件事实之间逻辑关系的命题称为“适用理由”[6]。由此视之,裁判理由主要由“法律理由”、“事实理由”和“适用理由”三种类型构成。
  与此同时,由于判决理由本身并非不证自明,“法律理由”“事实理由”以及“适用理由”之间逻辑关系均依赖于其他理由的支持、证成。因此,在延展的意义上,如果裁判文书中尚存在其他证立“法律理由”“事实理由”“适用理由”的“陈述”,那么便可将由“理由链条”组成的“理由集合”视为一种广义的判决理由。对此,张志铭教授指出,“裁判的法律理由不仅指作为法律根据与案件事实逻辑结合,并支撑裁判结果的综合性的理由,而且还包括支撑对法律条文的字、词、句的理解和说明、支撑对案件事实的不同方面的认定、以及揭示它们在法律上逻辑联系的个别理由”。[7]由此来看,广义的裁判理由尚包括证立“事实理由”“法律理由”以及“适用理由”的其他理由。例如,法官藉由证据认定事实,因而证据亦属于裁判理由。此外,虽然“在现实的裁判文书中一般只陈述所援引适用的法律规则,而不给出为何如此援引的理由”[8],但在理论上,证立法律依据的陈述[9]亦属于裁判理由。总之,裁判理由深嵌于裁判文书的逻辑结构中,分布颇为广泛。
  综上,通过考察裁判文书裁判理由的构成,可以看到,由于法官通常以“三段论”为核心证立判决结论,因此,裁判理由主要包括法官对法律依据、案件事实以及法律依据、案件事实之间逻辑关系的“陈述”。此外,裁判理由本身间或依赖于其他理由的证立,因此,其他理由例如证据在性质上也属于裁判理由。[10]
  (三)立法资料与裁判文书说理的关联方式
  诚如前述,裁判文书说理本质上是由法官向当事人、社会大众证明具有利害关涉性的裁判结论何以正当的书面表达活动。一般而言,依循“三段论”为中心的推理模式,可以将法官说理实践分解为包括:法官对法律依据的“陈述”;法官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陈述”;法官对法律依据与案件事实之间逻辑关系的“陈述”三部分内容。那么,立法资料与裁判文书说理以何种形式相关联呢?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11],其主要体现为如下方式:
  1.法官援引立法资料填补法律漏洞(重构裁判依据)
  由于社会生活处于发展状态中,立法者创制的法律一经制定便已落后于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个案争议,制定法有时并不完整,存在“漏洞”,因而,法官有时无法将生活事实与制定法联结起来。但由于现代司法理念强调面对案件争议,法官不得以没有法律为由而拒绝提供救济,因此法官往往通过扩大法源的范围,考察诸如法律原则、社会习惯等材料,续造法律,以形成个案裁判依据。
  当制定法存在漏洞时,由于业已公开的立法资料通常内涵着立法意图,法官援引立法资料填补法律漏洞,建构裁判依据,有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例如,在“赵方荣与吴南学、龚开林追偿权纠纷一案”的终审[12]判决中,法官在说理部分写道,“本院认为……对于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用人单位赔偿后能否向工作人员追偿虽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所体现的立法精神,应支持用人单位在由于其工作人员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侵权行为,且该行为超出法律赋予或单位授权范围时,向行为人适当的追偿。本案中……”;在“田风桥与天津中天程运客运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13]一案中,原审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写道,“……原告作为用人单位,是否享有对被告的追偿权是本案审理的关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明确提到了关于单位追偿权的问题:‘……法律委员会经同有关部门反复研究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追偿,情况比较复杂。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和不同劳动安全条件,其追偿条件应有所不同。哪些因过错、哪些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可以追偿,本法难以作出一般规定。用人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以及因个人劳动对追偿问题发生争议的,宜由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处理。’该报告明确了单位享有相应的追偿权,只是要根据工作人员的过错程度来确定追偿与否以及追偿数额。本案中……”。由此来看,围绕用人单位对存在过错的当事人是否享有追偿权问题,我国《侵权责任法》并无明文规定,存有法律漏洞。对此,上述案件中,法官在裁判文书中通过援引我国《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生成的的审议报告作为裁判依据,有效回应了案件争议。由此可见,法官通过援引立法资料填补法律漏洞,作为个案中的裁判依据,构成我国法官运用立法资料说理的重要形式。
  2.法官通过援引立法资料解释法律
  法律往往需要通过解释方能适用。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有学者将法律解释过程划分为“建构解释论点”、“运用解释论点”、“展示解释论点”[14]三个环节。其中,“构建解释论点”是法律解释过程的逻辑起点,是法律解释实践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构建解释论点”的过程中,解释者并非无所依凭,而是依赖于一定的解释性材料,进而建构形成各式各样的论点,例如基于语义方法的解释论点、基于系统方法的解释论点等。其中,依据对法官是否具有约束力的区别标准,可将解释性材料划分为权威性材料和非权威性材料。常见的、具有约束力的材料包括宪法、制定法等,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负有必须适用这类材料的义务;而不具有约束力的材料则包括法律词典、立法资料等,法官可以参考这类材料。由此可见,由于立法资料区别于制定法,不具有类似于制定法般的约束力,法官在裁判实践中并无适用立法资料的法律义务。但是,由于立法资料通常承载着立法原意,法官运用解释方法可以解释法律条文,建构形成特定的解释论点。
  通过梳理案例,可以发现,法官通过援引立法资料解释法律条文成为裁判文书说理的最为重要的方式[15]。例如,在“原告广西南宁大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南宁市新加坡城小区业主委员会所有权确认和排除妨害纠纷”[16]一案中,围绕争点“会所的所有权问题”,该案法官写道,“本院认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针对社会各界就《物权法(草案)》第76条提出的意见,经研究认为:⑴对绿地、道路以及物业管理用房的归属问题宜分别规定;⑵从实际情况看,提供健身、娱乐等服务的会所,绝大多数是作为独立的房屋由开发商出售或者出租经营,一般不作为建筑物的附属设施归业主共有,草案关于“会所”规定可以删去。上述修订过程表明,本条的立法思路在于以单独条款的形式,明确区分共有部分的不同客体,突出建筑区划内的道路、绿地、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及物业服务用房的法定共有性质,同时通过但书内容的制定对归属原则的例外情形予以明示……”。因此,法官通过考察《物权法》67条的立法修订史来阐释“会所”的所有权的归属,显然属于援引立法资料进行法律解释的实践;在“重庆正通药业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与四川华蜀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17]一案的提审中,围绕“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代理人’的范围”争点,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由于在本案中当事人及一审、二审判决对‘代理人’的含义具有不同的理解和认定,为消除分歧,正确适用法律,可以通过该条规定的立法过程、立法意图以及参照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等确定其含义……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王众孚受国务院委托于2000年12月22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指出,‘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要求禁止商标所有人的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未经商标所有人授权,以自己的名义注册该商标,并禁止使用。据此,并考虑到我国恶意注册他人商标现象日益增多的实际情况,草案增加规定:‘未经授权,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根据上述立法过程、立法意图、巴黎公约的规定以及参照上述司法解释精神……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代理人应当作广义的理解……”。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援引《商标法》立法时的立法说明确证了“代理人”此一法律概念的内涵。
  3.法官通过立法资料认定“案件事实”
  诚如前述,由于立法资料通常承载着立法时的价值取向,能够为人们用来捕捉立法原意,因而其在本质属性上表现出证据品格。然而,通过实证考察发现,立法资料一般较少被视为可用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因而法官运用立法资料资料说理更多表现为一种理论可能。
  当然,尚存在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在规范审查语境下,法官运用下位法的立法资料来认定下位法的“立法事实”[18]。在一般案件中,法官通过将“法律依据”涵摄于“案件事实”中,而在规范审查的语境下,“下位法”取代了原有的“案件事实”地位,因而法官可将立法资料视为“证据”以认定“下位法”的“立法事实”。但整体而言,立法资料在此语境下被用来确认“下位法”的规范内涵,亦难以表征出独立色彩。总之,法官通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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