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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人格刑法专题研讨会集粹
【作者】 张曙光【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其他【期刊年份】 2009年
【期号】 5【页码】 79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2500    
  
  近年来,人格刑法作为一支新兴的刑法思潮,逐渐走入我国刑事法学科的研究视野。我国著名刑法学者、北京大学张文教授及其研究团队,从2000年始对其展开了持续、深入的研究,推出一系列学术成果,引起理论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2009年8月1日,北京大学法学院精心组织策划了一场别开生面、内容前沿的学术研讨会,专门针对人格刑法思潮尤其是张文教授的“人格刑法观”进行研讨。北京大学法学院刑事法学科群在职教师和部分离退休教师、来自全国30多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国家部委、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等部门专家7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是“假设与求证”。由张文教授向大会做主题发言,系统阐述其人格刑法观;随后,东南大学刘艳红教授报告了长期追随张文教授在推动这一方向研究过程中的研究心得;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甘怡群教授就“人格刑法观”的核心概念—犯罪危险性人格的概念提出和测量问题做了专题介绍。第二单元是“质疑与批判”。顾名思义,本单元针对人格刑法的立论进行质疑和批判。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以犯罪论体系为视角对人格刑法学术思想做了深刻分析和质疑。“批判”的任务则落在浙江大学高艳东副教授身上,其发言题目是:“人格刑法学评析:方向正确、方法危险、结论荒唐”。第三单元是“辩驳与争鸣”。各地学者、实务部门专家围绕人格刑法学思想尤其是张文教授的“人格刑法观”进行了激烈的辩驳与争鸣。专题研讨会由梁根林教授筹划、组织,储槐植先生和刘守芬教授分别主持了第一、二单元和第三单元的研讨。会议不拘形式,内容丰富,气氛活跃,节奏短平快,充分展现了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求真务实的学术传统,是一次对国内学界关于人格刑法的学术研究具有实质性推进的高层次学术会议。
  一、人格刑法:假设与求证
  (一)张文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格刑法观之我见
  会议甫始,由张文教授系统阐述其人格刑法观。他认为,人格刑法观是以犯罪人人格为核心的刑法导向观。在刑法科学史上,刑法导向观发生过两次大的变革,即由古代的结果刑法观转向行为刑法观,之后由行为刑法观转向行为人刑法观。二战后,有些学者在调和行为刑法观与行为人刑法观基础上,提出了以人格为中心的新人本主义刑法观,酝酿着刑法导向观的第三次变革即人格刑法观。其要义是刑事科学应以犯罪人为出发点,以犯罪危险性人格为核心,重新构建认定犯罪人的机制及刑罚制度。人格刑法观是化解当前刑法制度危机的现实需要。
  人格刑法的核心和基础是如何定义犯罪人。张文教授指出,犯罪人是社会人群中的特殊群体,而不是刑法条文的“活标本”,是具有社会、法律和心理独特性的一类人。他们不仅实施了刑事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类型,而且具有犯罪危险性人格,犯罪行为是犯罪危险性人格的外在表现。犯罪危险性人格是犯罪人的内在本质,是区分犯罪人与非犯罪人的根据,是个体在遗传基因尤其是后天的社会生活条件的作用下形成的,显著偏离于正常人格、相对稳定的危害社会行为倾向的身心组织。其基本特征是:第一,它是一种身、心一体的结构,即外在的危害社会行为倾向与内在的心理机制的有机统一;第二,其社会实质是危害社会性或反社会性;第三,它属于人格障碍类型,不同犯罪个体的人格种类及其程度有所不同;第四,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犯罪危险性人格具有稳定性;第五,犯罪危险性人格主要是由于人格的正常社会化过程受阻而形成,遗传基因的影响居次要地位;第六,犯罪危险性人格具有可矫正性,只是难易程度有所不同。简言之,犯罪危险性人格属于人格障碍类型,这里的人格障碍是指除精神病人之外的显著偏离于正常人人格类型,主要包括: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偏执型人格障碍、分裂样人格障碍等。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犯罪危险性人格可以通过心理学等科学技术手段加以测量,且检测手段日趋完善。
  人格刑法观要求重构犯罪论体系。目前学界通行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和大陆法系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作为犯罪认定标准,没有跳出行为刑法的架构,不合时宜。应构建将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有机结合的二元认定犯罪人体系:1.行为判断要素—法定的犯罪行为类型,即行为、行为主体、故意、过失和合法辩护事由排除等;2.人格判断要素—法定的犯罪危险性人格类型,如前述反社会型人格、偏执型人格、分裂型人格、冲动型人格等。该体系要求:第一,犯罪人法定原则。行为人要被确定为犯罪人,不仅要实施了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类型,而且要属于法定的犯罪危险性人格类型。第二,行为判断要素是前提、基础,人格判断要素是关键、核心;第三,对于那些只实施了法定的犯罪行为类型,而没有犯罪危险性人格的行为人,应当非犯罪人化。第四,判定行为人有无犯罪危险性人格应当依法实施。
  现行刑罚制度也要相应地予以变革:刑罚应以矫正犯罪人人格为直接目的,不以古典学派所主张的报应或威慑为目的,也不以近代学派所主张的社会防卫为直接目的;死刑和财产刑无助于犯罪人人格的纠正,应当废除或限制;自由刑应根据矫正犯罪危险性人格的需要进行调整;犯罪的心理预防也应提高到重要位置。
  张文教授最后宣称,人格刑法观不是对以往刑法观的彻底颠覆,而是吸纳它们各自的优秀成果,以矫正犯罪人为目的,对它们重新整合。人格刑法学具有光明的未来,近期人们必须进行刑法观念、研究方法的转变和知识更新。
  (二)刘艳红教授(东南大学法学院):对人格刑法学积极推进中的“困惑”
  作为张文教授研究团队的主要成员,刘艳红教授报告了“自己积极推进人格刑法学的同时,也对人格刑法学谨慎地质疑,且质疑大于推进的心路历程。”首先,张文教授倡导人格刑法学之初衷是通过鉴定排除没有犯罪危险性人格的犯罪的人以确定真正的犯罪人,从而缩小刑罚圈,保障人权。然而,恰恰是这一“关口”,目前很难突破,因为鉴定对象很难确定,对已被监禁的人进行鉴定,不仅被人们先入为主地“意定化”了,且事先已被“环境”所污染。其次,也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达到上述目的的、科学的鉴定方法。人格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变动的过程,一种即刻的、事后的人格鉴定是不适当的。第三,人格刑法将导致整个刑法制度发生颠覆性的变革,其实质是强调刑罚个别化,根据犯罪人的人格矫正需要来采取不同的措施,如不定期刑、假释等,但是在实践中难以行得通,关键是科学技术尚不能做到这一点。我能说我还比较喜欢洗碗吗
  (三)甘怡群教授(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犯罪危险性人格的概念及其测量
  甘怡群教授近年来一直从事犯罪危险性人格的研究与测量。她向与会者具体阐述了犯罪危险性人格的概念:人格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在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等方面的整合,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给人以特色的心身组织。犯罪危险性人格可以被定义为犯罪人群所持有的稳定而独特的反社会心理特征总称,也可以说是犯罪人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反社会行为倾向的特定身心组织。犯罪危险性人格是一种反社会人格。
  将人格和犯罪行为相联系的最知名的理论,是由Eysenck在1977年提出的。其早期的理论认为,个体之间的差异表现在外向性-内向性和神经质-稳定性两个维度。较高的外向性和较高的神经质混合,会使个体不断地寻求刺激和兴奋。这些个体不易被社会化,也不易形成条件反射,因此,他们很容易成为犯罪人。在Eysenck晚期的论述中,他确定了第三种重要的人格维度,即精神质。如果在高外向性或高神经质的基础上,具有精神质的特点,更有可能实施暴力的和攻击性的犯罪。Heilbrun认为犯罪危险性可以看作一种人格构造,它指的是实施对一个或多个受害人造成危害的犯罪行为的风险。Heilbrun提出了犯罪危险性模型,以表示危险性人格的变量为反社会性和认知缺陷,并且通过反社会性标准分数和智商标准分数测量犯罪危险性人格。反社会性即违反主流社会价值的倾向,决定犯罪行为是否会发生。认知缺陷的联合使得个体无法很好的处理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信息,导致对受害人更大的伤害。
  犯罪人格测量实际就是心理测量,研究者关注的是心理能力和人格特点。其关键性假设是:人与人之间存在个体差异。心理测量是使用系统方法对人类个体赋值,用数字差异揭示个体差异。犯罪心理测量的主要方式有自陈式量表、投射测验、主体测验、行为评估法等。犯罪人格测量工具主要有明尼苏达多相人格问卷、加利福尼亚心理问卷、卡特尔人格问卷、艾森克人格问卷等。
  二、人格刑法:质疑与批判
  (一)陈兴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以犯罪论体系为视角的分析与质疑
  在张文教授的研究团队发言之后,会议立即转入第二单元“质疑与批判”。陈兴良教授第一位登场,他首先畅谈自己对人格刑法学的三个总体“感受”:第一是在刑法观的层面,人格刑法观的提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对未来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具有参考价值,尤其是该立场突出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刑法谦抑和人权保障等思想值得重视。第二是刑法学尤其是刑法教义学层面,主要涉及犯罪论体系的问题。人格刑法观的提出对传统的犯罪论体系是一个冲击,如何从刑法理论层面对人格刑法学进行表述与论证,使人格刑法学具有某种理论载体值得研究。第三个层面是法治实践层面,主要是立法和司法层面。人格刑法观的提出最终会影响到立法与司法,这里存在更多障碍,主要是可接受性和可操作性的问题。
  接着,陈兴良教授着重从犯罪论体系的视角对人格刑法观进行了剖析:从结构上讲,第一种犯罪论体系是绝对的、行为的一元论犯罪论体系。这种犯罪论体系主要为刑事古典学派所倡导,强调行为是定罪量刑的绝对根据,行为之外不考虑行为人。第二种是绝对的、行为人一元论犯罪体系。这种犯罪论体系以行为人为核心,在此之外不考虑行为。只要行为人本身具有犯罪人格,无论他有没有具体实施犯罪行为,都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这种犯罪论体系存在着对人权侵犯的危险性。第三种是行为与行为人二元论犯罪论体系。其又分为两种:以行为为主的二元犯罪论体系和以行为人为主的二元犯罪论体系,都同时兼具行为和行为人要素。张文教授的二元的犯罪人认定体系,是一种比较彻底的二元论体系,非常强调行为人的因素尤其是其人格因素对定罪的重要意义。根据这种二元的犯罪人认定体系,首先要进行犯罪构成的认定,其次要进行犯罪人格的认定。这种认定机制会使刑法处罚范围缩小,体现了刑法谦抑的原则和人权保障的理念,与强调人身危险性的实证学派立场存在很大不同,后者强调人身危险性、犯罪人格,容易扩大犯罪认定范围,不利保障人权。
  二元的犯罪认定体系主要涉及行为与行为人的关系问题。行为、行为人之间本来是一种简单的关系,行为人是行为的主体,是实施行为的那个人。行为与行为人之间的关系如同作品和作者的关系,从文学的角度看,理解一个作品,主要以作品文本本身来理解,虽然有时为加深对作品的深入理解,需辅之以对作者本人的把握。对于犯罪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也应如此观察,是犯罪行为决定了犯罪人,实施犯罪的人就是犯罪人。张文教授的二元犯罪人认定机制,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这种犯罪行为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除了犯罪行为构成认定之外,把人格作为犯罪认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能主要会出现伦理判断和功利判断之间的矛盾。因为人们在处罚犯罪时,主要考虑是否侵害了法益,主观上是否具有可谴责性等伦理评价或报应因素,如果过分强调人格甚至将其作为入罪的一个条件,可能就要消解报应价值、伦理价值以及法益侵害在定罪中的重要性。传统的以行为为基底的犯罪论体系,分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着重对行为的评价,第三个阶段侧重于对行为人评价。因此,陈兴良教授设想,可以通过责任理论的改造,将人格刑法学的思想精华吸纳进去。
  最后,陈兴良教授提出了对人格刑法观的三点质疑:一是刑事政策上的可接受性。张文教授的二元犯罪认定体系的精神实质是非犯罪人化,虽然犯罪范围不会因之变动,但因为不存在犯罪人格会被排除犯罪之外,从而缩小犯罪人圈。这种思想在当下我国可能存在着较大的政治风险,主要是与“严而不厉”的正确刑事政策方向相抵触。二是刑事法治上的正当性问题。如果实施了犯罪行为但不具备犯罪人格的人不受刑罚处罚,而是承担行政处罚,就潜藏着侵犯人权的危险。因为同刑事程序这种对行为人人权和诉讼权利保障最严密的程序相比,行政处罚在程序上相对简单、弹性,行为人能否获得充分的法律保障是值得质疑的。三是刑事司法上的可操作性,这是人格刑法学能够落实的根本。犯罪人格能否有效地测量直接影响到犯罪能否认定、行为人人权保障的重大问题,迄今为止,人格的测量仍然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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