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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方法学》
犯罪客体构成性地位辨析
【副标题】 兼述犯罪故意的定义【作者】 邓斌
【作者单位】 东莞理工学院【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犯罪客体;实质合理性;罪行轮廓;犯罪成立要件;犯罪故意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object;substantial justification;the boundary of criminal conduct;the constituents of crime;the intent of crime
【文章编码】 1673-8330(2007)03-0086-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3
【页码】 86
【摘要】

犯罪客体的构成性地位决定着犯罪构成的体系编排。犯罪客体具有超规范性、价值性,即使诉讼中无独立证据,但由于它可以校正犯罪的边界,对于犯罪成立仍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与价值是分立的,犯罪成立的要件也应是双层体系,即第一层是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第二层为犯罪客体。犯罪客体不是故意的认识内容,犯罪故意的通说定义以结果为本位、以知—意为内容,缺陷明显,应当表述为:行为人明知构成事实而任容该事实的发生或自觉实行构成行为的心理态度。

【英文摘要】

The constitutive status of criminal object acts as a decisive factor in the systematic arrangementin the crime constitution. Due to its super normalization nature and its value,criminal object is Indispensablein constituting crimes since it can specify and correct the boundary of crime even though without independentevidence in the given lawsuit. Based on the idea of counterpart relation between the fact and the value,thecrime constitution shall also be a two-layer system,with the first layer thereof being the criminal subject, crim-inology in the subjective aspect and objective aspect,and the second layer being the criminal object. It is ar-gued that the criminal object shall not be the cognitive content of intent and the general definition of the intentof crime has obvious defects due to the consequence basis and the knowing-sensing content. Therefore,it isconcluded that criminal object should be defined as the mental attitude indicating that the offender is aware ofthe constitutive fact and connive at the occurrence of such fact or deliberately commits the constitutive con-duc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9839    
  犯罪客体是刑法理论核心范畴之一,对于其犯罪构成性地位问题,学界存在肯定说[1]与否定说[2]的尖锐对立。鉴于这种构成性地位的确立与否直接关系到犯罪构成的要素及其组合(体系),笔者希冀通过分析犯罪客体的地位来支撑双层的犯罪成立要件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重述犯罪故意定义。
  一、理论功能与实践价值:严重背离
  通说即肯定说认为,犯罪客体属于犯罪构成要件,对于认定犯罪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持此观点的学者举出如下一些实例来论证其观点的正确性:1.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首要的区别就是二者犯罪客体的不同,前者是生命权,后者是健康权。[3]2盗窃正在使用的通讯线路,定为破坏通讯设施罪,而不是盗窃罪,就是考虑到二者直接客体的不同。[4]不仅如此,他们还盛赞犯罪客体的研究意义:有助于认识犯罪的本质,揭示犯罪的阶级属性;有助于划分犯罪的类别,建立刑法分则的科学体系;有助于认定犯罪的性质,分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有助于评价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正确裁量刑罚。[5]
  犯罪客体果真有如此神效?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在犯罪客体方面确实存在差异,但是认定这种差异的存在,并不是避开行为人的行为直接进行的,相反是基于对客观行为的分析作出的判断,客观行为是第一性的,犯罪客体是第二性的。易言之,我们在得出侵犯何种犯罪客体的结论之前已然对行为的属性是杀人还是伤害有了定论,所以,实践中区分两罪的技术标准仍是客观行为,而绝非犯罪客体。同理,上述盗窃罪与破坏通讯设施罪,亦是犯罪对象——正在使用的通讯线路与未在使用的通讯线路——的差异,只要是盗窃使用中的通讯线路就构成破坏通讯设施罪,根本无需考察隐藏在此项事实背后的通讯公共安全这一客体。可见,理论的盛赞与实际功用的确有一定距离,欲以犯罪客体区分此罪彼罪恐不可靠。
  案件的诉讼过程能够更为真切生动地展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种背离。在刑事诉讼中不难发现以下事实:除其他三大要件的证据外,根本没有犯罪客体方面的独立证据;刑法理论关于某罪犯罪客体的轰轰烈烈的争议丝毫不影响该罪的判定(例如,关于受贿罪的客体就有多种说法: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说;职务廉洁性说;财产所有权说等等,大量的受贿罪却毫无阻碍地被判定),犯罪客体的实践价值与教科书的表述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二、犯罪客体与犯罪成立:校正价值
  目前,证据的效用日益受到重视,证据成为控辩双方构建案件事实的唯一材料。在某种意义上,审案件就是审证据。由于任何案件都没有犯罪客体方面的独立证据,基于诉讼的效益观,审查完全部证据后,自然没有必要无端地耗费司法资源再次审查这些证据,用来确定犯罪客体要件是否充足,除非三大要件的既有证据不足以表明犯罪客体被侵害的事实。犯罪客体对于犯罪认定究竟有无意义?如果其他三要件方面的证据即可成就犯罪客体,换句话说,只要行为符合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就已经表明犯罪客体的侵害,那么犯罪客体肯定与犯罪认定无关,更不用说是构成要件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时即使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方面的证据充足,仍无法表明对犯罪客体的侵害,犯罪客体内含非证据可证明的因素(非事实因素),[6]即价值因素(社会危害性或曰法益侵害,价值与事实之间没有通约性,不能用证据证明)。因此,犯罪客体对于犯罪成立不是毫无意义的,相反作为一种价值因素,它可能依据实质合理性校正少数不可欲的形式合理性,即排除形式上虽符合三要件,但无社会危害性而成立犯罪之可能。通说死守犯罪客体的原因即在于此,他们只是对其能否成为独立的构成要件有不同认识。[7]在犯罪成立的意义上理解犯罪构成,日本刑法也未排斥保护客体(法益)的构成要件地位,他们认为保护客体虽然在构成要件中没有明白规定,但却是犯罪成立必不可少的要素,因为没有法益的受侵害和危险化,就没有犯罪的成立。[8]
  总之,犯罪客体对于犯罪的成立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有关犯罪客体及犯罪构成理论的争论,应当集中在犯罪客体的内容(社会关系抑或法益)和犯罪构成的体系性编排上,而不应否定犯罪客体对犯罪成立的作用。[9]
  犯罪客体为犯罪成立所必不可少,是因为成文法的局限性以及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张力所致。成文法无法全面兼顾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人们对于实质公正又有不可遏制的追求冲动),表现在刑法上就是法条描述的罪行轮廓不够精确,部分意欲惩处的“罪行”被遗漏、部分不欲处罚的行为又被纳入,这与概念、语言的模糊性存在一定关系。对于遗漏的“罪行”不予处罚,此乃罪刑法定的当然要求(罪刑法定的功能也仅限于此,因为“法”不能一劳永逸地框定犯罪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以实质合理性为由将其校正为罪行;被法条纳入到罪行轮廓的不欲处罚之行为,必须依靠实质公正的衡平来排除,否则,与情理不合、损及人权。实质公正的天然特质决定了它不能通过法条进行形式的表述,在犯罪认定时又必不可少,是故犯罪成立必含非法定的因素。其实,两大法系的犯罪成立条件都或多或少地接纳了体现实质公正的非法定因素。大陆法系三层次的犯罪构成体系通过超法规的阻却事由,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张力:构成要件该当性为犯罪设定最大边际(宣示及预防),违法性、有责性步步紧缩使得本来模糊的犯罪轮廓逐渐清晰,其中,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是一种事实判断,[10]法条对其作了定型的规定;违法性和有责性是规范的无价值判断,除法条的某些定型化规定外,不否认超法规的阻却事由。英美法系从犯罪认定的实用角度构筑原则——例外的双层犯罪构成体系,第一层次——犯罪本体要件:犯罪行为,犯罪心态;第二层次——责任充足条件:诸种合法辩护的排除,[11]原则上具备第一要件即可定罪,除非例外地存在合法辩护。由于英美法官不能创设新罪,不能超越既有判例及法典确定的犯罪本体要件,责任充足条件起到了缩减刑罚圈的功用;而责任充足条件除丰富的法定辩护事由外,还有法律规定之外的人情世故扮演着实质衡平的角色(陪审团的外行平行评价,对于实质上不是罪行者,他们往往构建法条大前提之外的事实,作出无罪判决)。两大法系殊途同归,总体上都是从肯定与否定两方面考察犯罪的成立,其中,否定面均含超法规的价值因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实质正义。
  具体到我国,犯罪客体扮演的角色就是实质正义的衡平力量,也属于这种非法定因素,只不过它在体系上有些尴尬而已。依平面模式建构的四要件理论存在不少缺陷:
  首先,事实与价值不分。四要件理论虽然在形式上将构成要件分为四块,但因各要件之间相互依赖,犯罪客体这一价值因素又融入了其他要件,致使其他要件事实与价值不分,最终结果是犯罪客体的内容已被其他要件涵盖,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这与四要件理论提升犯罪客体地位的初衷背道而驰。
  其次,平面的四要件理论在逻辑上无法自足。若犯罪客体是独立构成要件的话,它与其他要件就不在同一层面(因为事实与价值属于不同层面),即四要件不是平面的,而具有层次性;如果坚持平面的模式,四要件就必须变为三要件,犯罪客体不是独立的构成要件。
  再次,罪刑法定的功用面临被夸大的危险。依四要件理论,似乎犯罪成立的所有条件都有法定,而事实上,在法条中因无犯罪客体的规定,难免让人怀疑罪刑法定的价值。罪刑法定作为一种理想确实值得追求,但不应夸大到无所不能。确当的认识是,罪刑法定的功能仅在于框定犯罪的最大边限,而要它明确罪与非罪的精确界限势必会超出其负荷。
  综上所述,犯罪客体是犯罪成立的条件之一,并且与其他要件不在同一层次。不能将犯罪客体简单剔除,至于犯罪客体是否具备构成要件性则完全取决于对构成要件的理解。如果把犯罪构成限定为法定因素的话,那么犯罪客体绝非构成要件,因为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犯罪客体(正是这种无规定性导致理论的不同阐释);反之则有可能。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理论将犯罪构成等同于犯罪成立,这已经引发了一些不良后果:犯罪构成与法条之间关系的疏离,继而罪刑法定也难以被信仰和固守;[12]构成要件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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