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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简论中国刑罚制度改革
【英文标题】 A Brief Study on the Reform of Chinese Punishment System
【作者】 田文昌颜九红【作者单位】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政法职业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刑罚制度死刑行刑制度量刑制度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1
【页码】 26
【摘要】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需要一个制裁有力、救济有方的刑罚制度。目前我国的刑罚制度在刑种、量刑制度、行刑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我国应削减死刑、增加刑罚种类、增加缓刑、假释,建立一个与时俱进的刑罚制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328    
  菲利指出:“量刑是刑法典的基础。整个刑法典在其最后的分析中仅为一个计算刑罚的对数表。”[1]刑法中的所有制度归根到底是为刑罚的量处和执行服务的,量刑和行刑是刑事司法的目的和归宿。但这个简单的科学道理,在我国,长久以来受到漠视。
  漠视来自刑事司法各界。刑法实务界过分重视罪,过分忽视刑。犯罪性质以及罪名的确定是否准确,被作为衡量是否是错案的标准;而刑种和刑期的确定、量处与执行,欠缺灵活性和弹性,且与犯罪人个人因素疏离得很远,亦无法回应时代的要求;量刑本身内在的、独有的公正含义被忽视了;刑罚执行方式和制度的演进与变革,则几乎停滞不前。
  一、时代与挑战
  (一)发展的时代:繁荣与困惑
  1.道德体系的崩溃与重建。我国经济的变革、社会的转型、体制的变迁、外来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震撼,迅疾而无法控制地使人们的心理迅速失衡。社会学研究者将这种状况称为转型期的价值真空。[2]用道义的力量来维系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早已不合乎社会发展的状况。社会迫切需要严格管理和公正而制裁有力、救济有方的法律制度。
  如果说经济改革产生的社会转型是必然的,那么,以法律制度的科学构筑和不断完善,纠正、引导、惩处社会转型期发生的社会失序与行为失范,并稳步而迅速地建立公正、民主、人权的新的价值体系就是必须的。但是,具有中国本土植根性的一整套制约和纠正社会转型期失范行为的法律制度,迟迟未能像人们想像的那样,迅速确立起来或真正执行开来[3]。社会矛盾郁结得越来越深,人们的积怨无法及时疏导和解决。时代迫切需要要具有现代文明光芒的、充分法治意义上的法律变革,社会迫切需要公平、正义和秩序,人民迫切需要居于主导地位的公正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
  2.人口的流动与控制的困境。社会转型期出现并加剧的经济发展的地区性差异、机会不平等以及分配不公等,导致了我国日渐拉大的贫富差距,进而加剧了社会的人口流动。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没有引起及时的重视。我国“三农”政策、社会政策和法律制度没有做出相应的、及时的、针对性强的调整。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依然贫困、艰难挣扎在生存的边缘,徘徊在既离不开都市又漠视甚至仇视都市文明和都市居民的复杂情绪中。后果便是,沿海大城市人口失控,流动人口犯罪比例升高,社会治安难以好转。民众的安全感持续下降。
  (二)犯罪的挑战:犯罪与刑罚轮番升级的怪圈
  针对犯罪态势的紧迫和重压,我国的刑事政策一直以严刑峻法为导向,其指导思想是:犯罪可以彻底消灭,通过几次、几年战役式“严厉打击犯罪”的运动,就能迅速压住犯罪势头。结果是,重刑主义普遍存在、危害不小,刑事诉讼程序及其应当保护的人权受到漠视,死刑罪名的数量居世界第一。然而犯罪总量和刑事发案率从总体上看,仍然不断攀升;犯罪人对于一而再、再而三的“严打”不屑一顾。中国社会陷入犯罪与刑罚轮番升级的怪圈。
  犯罪是伴行人类社会的一种现象。刑罚曾经在长时间内被认为是控制犯罪最有力的手段[4],因此人们曾将重刑尤其是死刑用到极致。但千百年来的实践表明,刑罚威慑犯罪、吓止犯罪的作用被片面夸大了。不少有识学者对刑罚尤其是死刑的一般预防作用[5]提出了质疑[6]。
  笔者认为,刑罚作为社会安全和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屏障,是解决冲突的最后手段和最无奈的手段。因为,当动用刑罚来处理社会矛盾冲突时,一般而言,危害后果已然造成,被害人及其亲属所遭受的侵害已经无法挽回,被告人即将受到的刑罚惩罚又在其亲属间制造了新的苦痛。因此,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7]。
  既然刑罚吓止犯罪的作用很有限[8],我们的刑事政策就应当转变旧有的通过严刑峻法来遏制犯罪、整肃社会治安的方向。在刑罚的惩罚和威慑功能之外,我们必须强调刑罚对犯罪分子的改造和矫正,并将此作为刑罚制度最主要的目的[9]。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曾经创造过“抚顺战犯监狱”改造奇迹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迷失了正确的方向,迫切需要改革和创新。
  (三)犯罪人与人权的逻辑思辨
  犯罪人,在广义上包含犯罪嫌疑人和被法院判决有罪的人。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实际上就是保护社会上所有的人的人权。对于已决犯。既然其惩处已在刑罚的量处中得到了体现,更需要关注的,应是怎样使之成为社会中的有用之人,不再重新犯罪。这就需要教育和培训犯罪人,教给他们自食其力的方法。这样做。不仅可以为这一庞大群体保障和创造乐观的未来,而且必将惠及其亲友和社会,减轻其亲友和社会对犯罪人的生活负担:也有利于控制他们不再重新犯罪,保护我们的社会少遭受犯罪的侵扰。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刑罚制度的构建理念需要变革。
  二、问题与检讨我能说我还比较喜欢洗碗吗
  我国《刑法》虽然经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修改,但在刑罚问题上的变革却较少,而且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总体而言,我国《刑法》规定的刑罚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刑种及其内容单调落后,基本停留在我国20世纪60年代的水准
  我国刑法规定的5种主刑和4种附加刑,在刑种和刑度方面,大多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妨碍刑罚制度在我国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生命刑存在的问题:死刑畸多。死刑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曾长期是最重要的刑种。但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死刑不再是最重要的刑罚方式,越来越多的国家步入废除死刑之列。而我国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多达68个,比1979年《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多出41个,与人道化、轻缓化、社会化的世界刑罚发展趋向背道而驰[10]。
  对待死刑的问题,需要务实的态度。一方面,要看到,社会公众固守“杀人者死”的传统观念,立即全部废除死刑不现实,但公众并无“盗窃者死”、“伪造发票者死”的观念。刑事立法依据何等情状规定并始终固守无数不该规定的死刑罪名呢[11]?恐怕根源在于立法理念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用四、五十年前的理念来控制当今时代,具有显而易见的有害性。另一方面,还应看到,人口的流动导致大城市社会治安的混乱。东南沿海大城市中流动人口犯罪比例很高,其严重犯罪的比例也很高,相应地,被判处死刑的流动人口比例就很高。
  死刑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因为种种原因,我国的死刑问题十分神秘,高深莫测。然而,世界的融合和我国更加开放的社会与法律面貌,必将揭开我国死刑的神秘面纱[12]。
  2.自由刑存在的问题:欠缺弹性空间和公正处遇。
  (1)无期徒刑不无期。在自由刑中,无期徒刑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无期徒刑与死刑关系紧密,现在死刑问题备受关注,那么,下一个关注焦点必然是无期徒刑。遗憾的是,我国研究无期徒刑的论著很少。实际上,我国无期徒刑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有:第一,无期徒刑不无期。理论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人,服刑12年以后即可获释;无期徒刑犯经过一次或多次减刑,在监狱中服刑的期限一般都短于有期徒刑的上限15年。我国的无期徒刑没有终身剥夺自由的作用。无期徒刑不无期的一个直接严重后果便是,死刑的适用比率难以降低。第二,无期徒刑没有弹性。我国《刑法》关于无期徒刑的规定太简单了,没有将无期徒刑划分为可以减刑、假释和不可以减刑、假释以及经过多少年才可以减刑、假释等若干种不同情况。没有细化无期徒刑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量刑依据仍采行为主义和客观主义标准,未采行为人主义、个别处遇的合理精神。因而,对于犯罪人的公正量刑和恰当行刑不利;对于犯罪人的矫正以及重新复归社会不利。代价便是社会治安持续混乱,人们的不平衡心理普遍存在,法律的诚信度持续走低。
  (2)有期徒刑上限太短。有期徒刑是我国适用最广泛的刑种,弹性较之其他刑种为最大。但有期徒刑的弹性空间还应进一步发挥。我国《刑法》规定的有期徒刑最长刑期为15年,数罪并罚最长为20年。这个期限还是太短。有两个弊端:第一,对于严重犯罪难以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尤其是相应累犯的从严惩处较难体现;第二,加大了无期徒刑和死刑的适用频度。因此,有必要研究提高有期徒刑的上限。  
  (3)管制刑几乎被虚置。管制刑作为我国独创的刑种,具有与西方发达国家近来实行的社区服务令相同的法律性质,即都是限制自由但不剥夺自由的刑罚方法。它本是一种符合现代刑罚轻缓化方向较好的刑罚方法,但因为没有根据社会的变革及时修改和补充,其存续受到严重质疑[13],适用更近乎于零[14],实际已被闲置不用。管制刑如果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劳动教养问题统一考虑和部署,与我国目前正在试点运行的社区矫正制度进行配套设计,进一步强化其作为刑罚方法的强制力,其未来应当是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有效发挥作用、符合刑罚人道化方向的刑罚方法。
  3.财产刑的问题:罚金刑的误区。罚金刑作为我国主要财产刑。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均比较广泛。但是,立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日中国,罚金刑在立法和实务中均存在误区:
  (1)认为罚金刑不属于主刑刑种。它的后果是:罚金单处的情形很少;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局限性大[15],影响其在刑罚体系中充分发挥作用。认为罚金刑不能与公正相兼容的传统观念,无视并回避当今国人早已改变的对金钱和财产的观念。不能调和经济发展现状与意识形态的冲突。
  (2)仍将易科类刑罚制度视为禁区。由于固有贫富观念的制约,我国一直无法正视罚金刑与自由刑易科换处的问题。罚金刑如果没有自由刑作为后盾,必然限制其作为刑罚方法应有的威慑力,也必然发生执行难的死结[16],又由于我国罚金刑的量处只考虑犯罪本身及其社会危害性,极少考虑犯罪人的实际支付能力,判决时只考虑判决当时的效果,不关心执行的结果如何,故罚金刑的实际效果并不好,尤其是罚金刑执行与不执行的法律后果没有本质不同,进一步破坏了罚金刑的公正性。此禁区不突破,我国的罚金刑必将无法充分发挥效用[17]。
  4.资格刑的问题:过于单一。我国《刑法》只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两种资格刑。由于驱逐出境只对犯罪的外国人适用,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剥夺政治权利成为唯一普遍适用的资格刑。从法理上讲,资格刑应当具有这样的功能:剥夺犯罪人一定权益,使其感受到权益被剥夺或限制的痛苦,并防止其在一定时间内再犯。但是,我国的资格刑存在以下问题:
  (1)作为唯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资格刑,剥夺政治权利难以应付司法实践中犯罪行为的复杂性和犯罪人的多样性,不利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情况和犯罪人的特殊性,选择适用合理、有效、区别对待的资格刑。如果法院没有选择的余地和空间,就会产生机械适用法律、不考虑对社会的责任、不考虑对犯罪人及被害人及其亲属负责的现象。可怕的是,目前这种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
  (2)对于相当数量的犯罪人而言,剥夺其政治权利,对他毫发无损[18],根本起不到使犯罪人感受到痛苦的作用,结果是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性严重欠缺,进而恶化了其在司法实践中的执行情况,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效果很不好[19]。
  (二)量刑制度僵化——无法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我国最基本的刑事政策之一。但是近20年来,我国过分强调“严打”,对于犯罪一味重处,忽视了“宽严相济”、“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等曾在我国行之有效的刑事政策。后果是累犯、惯犯、职业犯罪人仍然称霸一方,为非作歹,对于刑法没有惧色;另一方面,偶犯、义愤犯罪人、自首犯承受的刑罚畸重,损害了法律最基本的公正精神。主要表现在:
  1.对累犯的重罚空间狭小。累犯一般具有较强的反社会心理,这种心理还因其多次犯罪受到国家法律制裁而被不断强化。累犯的社会危害性较一般犯罪人要大得多,是社会的邪恶疮疽,理应严惩。在社会上实施教唆犯罪行为或者传授犯罪方法的多是累犯。尽管我国刑法规定对累犯从重处罚,也有统计数字表明累犯在基层法院确实受到较重的处罚[20]。但是,我国《刑法》欠缺加重处罚累犯的规定,相对于累犯的社会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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