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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文摘)》
环境权的规范效力:可诉性和具体化
【英文标题】 Normative Validities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Justiciability and Reification
【作者】 胡静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民商法学【中文关键词】 环境权;规范效力;可诉性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5
【页码】 152
【摘要】

环境权的规范效力包括可诉性效力和具体化效力。可诉性效力指环境权直接作为审判依据,具体化效力指借由立法间接影响审判。国外环境权诉讼中,结合宪法环境权规范和立法的具体条款作出裁判的案例同时体现可诉性效力和具体化效力;仅以宪法环境权规范为依据的案例,只运用可诉性效力,是为环境权的自我执行。环境权的自我执行违背了形式理性优先于实质理性的原则和权力分立原则,仅在宪法司法化的国家处于环境立法体系尚未建立的阶段有必要性。宪法环境权规范没有规定法定效果,属于原则范畴,其适用方式是和其他原则进行衡量,经由具体化为立法中的规则发挥作用。审理案件时,法院应优先适用立法(具体化效力),在立法存在歧义或者冲突时,法院可以借助对宪法环境权的解释厘清立法的模糊之处(可诉性效力)。我国目前环境立法比较系统,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环境权诉讼的必要性;宪法尚未司法化更是彻底否定了环境权诉讼的可行性。不过,环境权入宪仍具有积极意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9814    
  
  

引 言
  环境权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环境权的规范效力。环境权的规范效力指规定环境权的宪法规范所具有的约束力。德国学者波肯费德将基本权在法体系中的实现方式分为“解释”(Interpretation)和“具体化”(Konkretisierung),“解释”属于法适用的范畴,“具体化”则是对于原则性或方针性的规定进行创造性的填补。遵循这种分类,可以将环境权的规范效力区分为解释性效力和具体化效力。第一种效力主要通过法院在诉讼案件中对环境权的解释达成,我国学者热衷使用环境权的可诉性的表述,下文将解释性效力称为“可诉性效力”。第二种效力指授权立法机关行使立法自主权制定环境法律制度,环境权通过立法机关得以“具体化”,这种效力可以称为“具体化效力。
  一、关于环境权规范效力的争议
  (一)肯定环境权的规范效力
  在肯定环境权规范效力的学者眼中,环境权被作为环境法学的核心范畴,环境法必须以环境权为中心才能发展出环境法律制度和具有独创性的理论体系。在环境权规范效力的根据上,存在三种论证路径。第一条路径从传统权利的局限入手。第二条路径从人权的角度展开,以国家义务层次论为工具。第三条路径从环境公益诉讼倒推环境权的可诉性效力。肯定环境权可诉性效力的学者一般都支持环境权入宪,以此确立作为环境权可诉的宪法依据。
  (二)否定环境权的规范效力
  近几年,部分青年学者开始质疑环境权。美国、日本和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环境权司法实践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拒绝支持环境权诉讼的理由大体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环境权缺乏法律依据。第二,环境权因内容不确定而无法执行。第三,法院执行环境权会破坏权力分立原则。推进环境保全的目的应该是在与其他各种法益相协调之下达到的,实现这种协调的程度和方法,作为政策上的问题,首先应该通过立法、行政的过程民主地加以决定。第四,环境权过于绝对化。
  发生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非洲国家的环境权诉讼数量并不少,近几年学者开始对发生在美、日之外的支持环境权诉讼效力的案例给予关注,不过,案例实证研究的范围有待扩展,研究程度也亟待深入。
  二、宪法环境权诉讼的实证分析
  在世界范围内,环境权入宪并非个别现象。根据戴维.R.博伊德(David R.Boyd)统计,147个国家的宪法中规定了环境保护,92个国家规定了公民的健康环境权。不过,承认环境权可诉性的国家仅占少数,且集中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非洲。
  (一)环境权可诉性效力的适用
  美国在州层面有环境权获得法院支持的案例,一个案例是Payne v.Kassab。宾夕法尼亚州法院拒绝将规定环境权的宪法第1条第27款理解为禁止任何环境破坏活动,坚持该款允许正常开发州的财产,同时在宪法层面将公共信托的概念运用到州公共自然资源管理上,其观点是受控制的开发比不开发更可取。
  南非法院在1996年以来的至少三个判决,在解释和理解规定环境权的宪法第24条上作出了努力。BP Southern Africa(Pty)Ltd v.MEC for Agriculture, Conservation and Land Affairs案件中的法官认为,环境权必须在代际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情形下得到完整解释。HTF Developers(Pty)Ltd v.Minister of Environmental Affairs and Tourism and Others判决认为,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必须被限制以实现和保护宪法环境权。在Fuel Retailers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Africa(Pty)Ltd v.Director-Gener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pumalanga and Others案中,法院坚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和环境保护相互平衡。从环境权和其他权利冲突协调角度对环境权进行解释的也不乏其例。部分案件涉及到法院运用环境权条款对立法进行附随性审查。
  (二)环境权的具体化效力
  具体立法在环境权诉讼中也发挥实际作用。南非的整个环境法和环境治理框架均以环境权为前提,环境权是环境治理的正当性、基础和动力的背后根据。《南非宪法》第24条由两部分组成,第24(a)条一般性保障每人的健康环境权,第24(b)条授权国家采取措施实现第24(a)条宣告的保障。立法机关对于第24(b)条设立的义务给予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环境资源、对环境有害影响进行管制的法令。环境权法律制度在南非法院处理的所有环境案件中作为基准方法而存在。在宪法法院看来,诉讼当事人无法绕开立法、不挑战或撇开达不到宪法标准的立法而直接诉诸宪法。
  (三)案例的类型化
  环境权诉讼案例按照规范效力的运用方式分为两类:第一类将侵犯环境权和违反具体立法一并作为判决理由(同时适用可诉性效力和具体化效力);第二类将侵犯环境权单独作为判决理由,不以具体立法作为依据,即自我执行(仅适用可诉性效力)。环境权可诉性效力的争议聚焦在自我执行上。
  三、宪法环境权的可诉性效力——自我执行的悖论和实行条件
  部分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不乏环境权自我执行的案例,但环境权的自我执行也最具争议。
  (一)环境权自我执行的两个悖论
  1.环境权的自我执行违背形式理性优先于实质理性的原则
  法院直接依据一般性环境权审理案件,因为缺乏可以明确识别的规则和判案逻辑,实际落入个案处理的非制度化思维的陷阱。具体立法体现的是制度化思维和形式理性。具体法律条文的展开本身就是形式理性化的表现,遵循形式理性化逻辑。一般而言,法律条文的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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